论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

在鲁迅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不是从天而降，或者猝然生发的，而有其萌生、滋长的一定的适宜的社会土壤，与时代息息相关的多种原因，以及个人思想上的基础。这里，我们试对其社会历史原因作一番溯源探底的工作。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59同样，一种外来的思想或观点，也只有在“国家的需要”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放弃自己存在的权利。在欧风美雨中传来的关于国民性的思想，其所以能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界风靡一时，能被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并把改造国民性作为救亡图存的种种方案中的一个重要答卷，自然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

第一，重视改造国民性，这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潮发展到新的阶段的反映。

所谓启蒙思潮，是指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文化，是伴随着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而出现的。自从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古老中华的大门，“天朝上国”的迷梦开始破灭起，救亡图存就成了近代中国的主题，打破封建思想的桎梏、启迪人们的理智，也便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在中国封建社会解体过程中，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在民族危机面前提出改革封建主义制度的问题。他们多少超越了封建士大夫的思想范围，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但还不属于近代启蒙思想的历史范畴，因为他们还走不出封建庙堂，跳不出忠君的窠臼。后来在所谓“同治中兴”的幻影中，出现在打着“新政”旗号的洋务运动，主张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声光化电，以此作为求富致强的不二良方。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纲领，却注定了这些早期改良主义者必然失败的命运。

中国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是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发展而出现的。新兴的资产阶级已经看出，中国社会弊病的症结，主要不是缺乏船坚炮利，而是缺少社会制度的变革。他们否定了早期改良主义者“变器不变道”的观点，发出了变封建主义之旧、维资产阶级之新的变法维新的呼声，提出学习西方民主政治，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康有为指出：“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60；梁启超也认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61；谭嗣同对于三纲五常之类的封建名教进行了异常猛烈的抨击。维新派的启蒙宣传，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使中国的思想文化开始从封建传统思想文化中挣脱出来，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深刻转变。但是，由于他们的活动主要停留在一部分上层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中，维新思想的宣扬还不普遍；他们只能标榜托古改制，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一个光绪皇帝身上，“百日维新”也就昙花一现，在封建顽固派的镇压下失败了。

历史进程向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必须大力宣传民主主义，启发人民群众的觉悟。二十世纪初年，西方的平等、自由、博爱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物竞天择”的生物进化论在中国得到广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新的高潮，思想启蒙运动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就在鲁迅留学日本的前后，传播民主思潮的刊物大量涌现。《新民丛刊》《民报》《觉民》《开智录》等，刊物名称就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其宗旨，大率是“牖启民智，阐扬公理”（《河南》）、“开中国人之风气识力，祛中国人之委靡颓庸，增中国人奋兴之热心，破中国人拘泥之旧习”（《中国旬报》）等。重视对中国人民自身的研究，努力探究其中存在的弱点，从自身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这是当时启蒙运动所着重的一个方面。在这种情势下，从外国传来的国民性思想，便在客观上适应了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立即不胫而走，为知识界思想界普遍接受。

第二，重视改造国民性，这是中国近代民族精神觉醒的标志。

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封建社会中，近代民族还没有完全形成。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渐趋强大，资产阶级民族也在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民族主义宣传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惯用的“民气”“国魂”“民魂”等说法，指的就是民族精神、国民精神。重视这种宣传，除了民族矛盾日益激化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外，十九世纪德、意等资本主义国家在建立民族统一国家后迅速发展，二十世纪初菲律宾抗美、布尔人抗英等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兴起的事实，对中国人也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当然，有的人还存在着狭隘的排满复仇主义以及大汉族主义的杂质，一些文章中还有种族革命的残余，但总的来说，它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的民族觉醒。在这个时期报刊上广为宣传的爱国主义，便与中世纪及其以前时代的爱国思想有重大区别，属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历史范畴，尤为重要的是，它已明确提出近代风貌的“民族建国问题”。当时留日学生普遍认为，民族主义是“欧洲列强立国之本”，学习西方必须抓住这个根本。他们提出，要建立这样一个“民族的国家”，在民族内部需要具备两个因素：“其一曰发扬固有之特性，其一曰统一全体之群力。”62做到这两条，就要重视教育，通过教育、宣传，唤起人们的民族自觉心和对国家的责任心。鲁迅在日本，曾亲身体受了积弱积贫的国家的人民备遭欺侮的痛苦。仙台学医时，因成绩较好而受到班上具有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日本同学的侮辱。这种由于弱国而产生的屈辱感，强烈地刺激着青年爱国者鲁迅的火热的心。“黄帝之灵或不馁欤？”表明了他的强烈的民族自信心。“我以我血荐轩辕”，则是他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誓言。鲁迅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投入改造国民性的伟大工作的。

第三，重视改造国民性，也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存在的精神决定论倾向有密切关系，特别与陆王心学在近代的重新活跃有关。

在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很弱小，他们看到了社会的弊病，主张变革，但又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和雄厚的物质力量，不少人便转而重视精神、道德的作用，迷信与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或企图以整肃人心来挽救社会的危机，或幻想以精神感化来推动社会的改革。陆王心学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重新活跃起来的。

作为宋明理学的一个派别的陆王心学，由南宋陆九渊、明代王守仁所创立，继承、吸取并发展了中国古代思孟、禅宗等派别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形成了一套庞大完备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它把“心”看做宇宙万物的本源，提出“圣人之学，心学也”63。陆王心学在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曾产生过广泛、深刻的影响，到了清朝初期和中期，被冷落了近二百年，近代又受到重视。这主要由于它鼓吹“自信自立”“是非不从外入”，不迷信权威、旧教条，提倡独立思考和怀疑精神。魏源说过：“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天命有不赫然方寸者乎？”64康有为“独好陆王”，后又“由阳明学以入佛”65。谭嗣同更对“心”力作了无限的夸张，认为“心之力量，虽天地不能比拟，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66章太炎“自贵其心”的哲学与陆王心学有很大关系，他对陆王心学评价甚高，甚至认为其在日本明治维新中也起了指导作用67。孙中山的世界观受到心学的某些影响，认为“物质之力量小，精神之力量大”；“心之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68，等等。这种对所谓“心”力的无比推崇，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一个特色。“心”毕竟不是“力”。这也就是百日维新失败后，谭嗣同就义前不由感慨“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原因。但在当时封建思想像浊雾一般笼罩中国、人民群众还没有普遍觉醒的情况下，他们强调精神的力量，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其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也正是从发挥人们精神作用出发，改造国民性思想便自然为他们所注视、所利用，并且加以改造，注入他们所强调的内容。陆王心学的影响是很深的，甚至当青年毛泽东还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时候，也曾这样认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容有不富强幸福者乎？”69探索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发端，应注意到陆王心学在当时的复杂影响。

在辛亥革命前十年的中国进步思想界，随着民主思潮的勃兴，研究中国国民性的文章也多了起来。有的说，中国人的性质可用“畏死”二字概括70；有的说，病根在于“妒”“专”“诈”“怯”71；有的说，中国国民品格上的问题，是“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缺乏”“自治力之欠阙”72等。此类论述，大致有几个特点。

一，有感于山河破碎、民族危机，从自强独立的爱国立场出发，虽然有的言辞激烈，有的议论也完全脱离中国实际，但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充满了爱国激情。

二，能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中国国民性问题。如在一九○三年九月出版的《大陆》杂志第十期上，刊登了一篇题为《粘液质之支那国民》的文章。该文从心理学角度出发，认为中国人属于粘液质，其特点是“情难动而弱，气馁而觉钝，其弊也失之厌厌无生气”，并从政治、教育、风俗三个方面找了原因。这种把中国人看成是粘液质的观点没什么道理，但它探索封建专制制度和儒家思想对中国国民性的影响，则是有意义的。因为既然封建专制制度和儒家思想是中国的“病根”，那么要治这个“病”，顺理成章的结论，就必须进行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

三，在靠谁启发国民觉悟、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上，都毫无例外地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责无旁贷的任务。他们是以“先知先觉”自命的：“予，天民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从当时实际看，他们的启蒙宣传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国近代革命史、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四，一般地既能大胆地指出国民性的弱点，注意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比较，强调向西方学习，但又反对妄自菲薄，反对那种诬蔑、攻击中国人的论调。

五，应指出的是，他们在探索中国挨打受欺负的原因时，几乎都归咎于中国的落后和中国人民的不觉悟，从而忽视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和基本的原因：正是由于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残酷压榨，以及与中国封建主义的结合，才使中国一步步沦入任人宰割、支离破碎的境地。这反映当时人们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还缺乏认识，也表明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软弱性。

在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形成过程中，曾受到同时代人的不少影响，其中尤以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三人的影响为大。这三个人都相当重视改变人们的精神，强调思想、道德的作用，但其思想来源却颇为复杂，表现形式上也各具特色，因此对鲁迅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第一，严复“开民智”观点的影响。

“开民智”是严复的著名主张。在他一八九五年写的《原强》里就阐述了这个思想。他认为，“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用这三条标准考察当时中国的社会，严复看到，到处是“曳兵而走”的在外将士，“人各顾私”的庙堂官吏，“消乏雕亡”的草野之士。救治这危急状态的不二法门，就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他认为当时中国的民智太愚下，因此救国事业必须老老实实从“愈愚”的教育文化工作做起。所谓“愈愚”，实际上就是改造国民性。

严复的“开民智”是以生物进化论为基础的，从受国外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来说，有两个不容忽视的方面。一是斯宾塞的“社会机体论”的影响。按照这种理论，人类社会就是一个有机体，遵循着进化论中的变异、自然选择、遗传等原理而发展，犹如动物器官有营养、分配和调节的职能一样，社会上的工人担任营养职能，商人担任分配或交换职能，工业资本家调节社会生产，而政府则代表神经系统。这种比拟显然是荒谬的。严复服膺并宣传了这个理论，用它为当时的社会改革服务，认为国家要富强，首先有赖于组成国家的无数“细胞”即国民个体“德”“智”“体”三方面的基本素质，着重个人在经济上、思想上、言论上的自由、竞争和发展。二是所谓“以自由为体”的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严复以此为武器批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他说，西方资本主义的根本并不是“民主”，而是“自由”。“自由”是体，“民主”是“用”，民主政治也只是“自由”的产物。正由于将政治民主归结为个人自由，把社会进化归结为人之自强，于是严复便把教育提在头等重要的地位，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向群众进行教育，只有人民群众能够自治，然后才可能实行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国家也才会繁荣强盛。

严复“开民智”的观点连同他一起介绍的生物进化论，对于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确立起过重要的作用，两人并有不少共通之处，“开民智”与改造国民性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都服从于当时救亡图存的根本任务，都是为了促进国人觉醒，都是以进化论为指导的等等。但与严复比较起来，鲁迅的不少认识却高出一筹，这突出反映在他不仅反对严复鼓吹的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同时也否定了在改造国民性问题上的那种庸俗进化论。严复所宣传的《天演论》就是一种庸俗进化论，根据赫胥黎“物质所趋，皆由简入繁，由微生著”73的观点，严复认为“变之疾徐，常视逼拶者之缓急”74，这样在宣扬“开民智”主张时，他便一再引用斯宾塞的话，以为“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要想国家富强，必须“相其宜，动其机，培其本根，卫其成长，则其效乃不期而自立。”75鲁迅坚决反对这种庸俗进化论，一九○三年他就批判了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主张，明确提出要经过“血刃”的道路，取得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鲁迅主张改造国民性，但并未因此得出代替或者取消暴力革命的结论，这与严复的浸透着“不可期之以骤”的改良思想、害怕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开民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第二，梁启超“新民”说的影响。

在中国近代史上，说到对改造国民性问题的重视和鼓吹，不能不首先提到梁启超，不能不提到他的《新民说》这篇脍炙人口、影响颇大的长文。他在这篇文章中宣称，中国之所以积弱衰败，受外国列强的欺负，根本原因在于“国民衰败堕落”，因此必须进行改造。“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76这位二十世纪初年舆论界的骄子颇为自负地担起“新民”亦即改造国民性的责任。他宣布《新民丛报》的宗旨。“本报取《大学》新民主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而药之。”他竟因此自号为“中国之新民”。他认为，“国民衰弱堕落”的原因，主要在于缺乏公德，缺乏国家思想，缺乏进取冒险精神，以及无权利思想等，所以应大力提倡爱国思想、个人权利思想、个人责任心和积极进取等资产阶级道德观念。梁还谴责了封建奴性教育造成的严重后果，批判了“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犯而不校”“以德报怨，以直报怨”“百忍成金”“唾面自干”等所谓“先哲之教”。这种尖锐而又酣畅的批判，曾经激动过不少的中国人。梁启超当时还发表了《中国国民之品格》《积弱溯源论》等论述改造国民性的文章。可以说，二十世纪初年报刊上有关这类问题的文章，基本上没有超过梁启超的思想水平。当然，由于囿于自己的立场，梁启超虽然口口声声喊着要“新民”，但他对于革命的“下等社会”总是十分轻蔑、畏惧以至敌视的。然而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既经广为流布，它所起的客观影响和作用就不完全以人们的主观意识为转移。梁启超的“新民”说，当时在客观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

鲁迅受梁启超的影响，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例如，鲁迅认为中国国民性一个突出弱点，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互不关心，遇事常作“旁观者”。在《阿Q正传》《示众》《铲共大观》等小说、散文、杂文中，都惟妙惟肖地刻画和鞭挞了这类无聊的“旁观者”的卑猥形象。梁启超也曾尖锐地抨击了形形色色的“旁观者”。他在一九○○年写的《呵旁观者文》中就说：“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他认为，这些旁观者在中国到处都是，它的流派包括浑沌派、为我派、呜呼派、笑骂派、暴弃派、待时派等，其共同之点是“无血性”“放弃责任”77。梁启超提出，应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要求青年养成那种独立不羁的风格，对国家和民族切实地负起责任来。梁启超对鲁迅的影响也有消极的方面。梁从国家的强弱兴废都由国民自己的文明程度高低所决定的观点出发，认为国民对清政府的要求不能苛酷，不能只责备清政府而不责备自己，他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78在《敬告我国民》一文中，竟把清政府的反动腐朽说成是国民自己造成的。梁启超认为有好国民才有好政府的观点在当时很有代表性，在鲁迅思想上也留下明显的痕迹。直到一九二五年，鲁迅还说：“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的议员的……”79

第三，章太炎“自贵其心”哲学的影响。

章太炎思想前期曾带有机械唯物论的倾向，从一九○六年到日本东京主编《民报》以后，急剧地转变为一个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者。他宣传一种“自贵其心”的哲学，认为只要坚信唯一心是实，把物、我、神全都视为虚妄，那么在革命斗争中便可以“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径行独往”，勇往直前了。因此章太炎非常强调精神的作用，重视革命道德的力量。鲁迅在许多方面受到章太炎的显著影响。

章太炎有句著名口号：“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80这里说的“国粹”，当然不可避免地有着封建余毒，但与民国以后封建顽固势力竭力宣扬的“国粹”有所区别。章太炎解释说。“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他认为汉种的历史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三项，并且批评了那种欧化主义的人81。当时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探幽索微，抉剔爬梳，努力发掘、整理中国的传统文化，以此来激发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这反映在鲁迅改造国民性上，就是重视传统文化对人们思想的陶冶，激励的积极作用。鲁迅提出，改造国民性应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放开眼界，学习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二是发扬传统文化的精神，即不能一味迷醉于西方，从而失去“固有之血脉”。辛亥革命前后，鲁迅陆续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也是慨叹于“禹勾践之遗迹故在，士女敖嬉，睥睨而过，殆将无所眷念”，因以此书“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82就是期望通过乡土历史素材的整理，振奋民气，铸造新的国魂。

总之，在二十世纪的初年，严复宣传的进化论使鲁迅在思想上开拓了一个新的天地，掌握了一种观察自然和社会的簇新的武器，他的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的“开民智”给鲁迅以很大的启发。梁启超的笔尖挟带感情的《新民说》 一类文章，使鲁迅感受到了唤起国民觉悟、改变人们精神面貌的重要性、迫切性，同时毅然选择文学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章太炎以大量复杂的传统思想材料，对于鲁迅进一步确立改造国民性思想起了促进作用，并使之更具有个人独特的色彩。当然，这三个人对鲁迅的影响又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互有联系、浑然一体的。上述这些，就是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方面的原因。

本文原载中国鲁迅研究学会《鲁迅研究》第9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