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宗教观初探

鲁迅的思想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作为他思想一个重要方面的宗教观，同样给人们留下了一道清晰可见的轨迹。这里，我们试图对鲁迅宗教观的前后变化作一初步探索，从一个小的侧面去窥望、认识这位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

一

我们首先探讨鲁迅早年（辛亥革命前）对于宗教起源与作用的认识，以及这种宗教观与他开始形成的改造国民性主张之间的关系。

宗教是一种同科学、同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幻想有一个主宰物质世界的、超自然的、具有人格和意识存在的神，以及对神的信仰和崇拜，是一切宗教唯心主义的核心。必须明确，鲁迅早期在自然观方面是一个坚定的唯物论者。南京求学，在接触维新派宣传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同时，鲁迅也比较全面地学习了近代自然科学。在一九○七年写的《人之历史》里，他以解释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的《人类发生学》为主，系统地介绍这种科学新成就如何打破了西方基督教关于上帝创造万物“神创论”的唯心主义谬说，粉碎了把生物品种看成永远不变的“物种不变论”的形而上学观点。《科学史教篇》则专门介绍了欧洲自然科学从希腊、罗马到十九世纪的发展历史，阐述了发展科学对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意义。显而易见，鲁迅这种自然观上的彻底唯物主义同以神学为本的宗教是根本不相容的。

那末，鲁迅当时是怎样看待宗教的？在《破恶声论》中，鲁迅指出有这么一种“志士”，他们摭拾一些新名词，“稍耳物质之说，即曰：‘磷，元素之一也；不为鬼火。’略翻生理之书，即曰：‘人体，细胞所合成也；安有灵魂？’”6这些人自以为懂得科学知识。把宗教简单地斥之为“迷信”。鲁迅是不同意这一说法的。他已意识到宗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产生的根源比较多，那些“志士”则“不思事理神閟变化，决不为理科入门一册之所范围”，因此仅用“迷信”二字是骂它不倒的。鲁迅这种看法无疑是比较深刻的。革命导师都反对用简单的观点对待宗教。恩格斯说过：“只用嘲笑和谩骂不能消灭基督教这样的宗教，也要靠科学，就是要通过历史解释来打倒它，这是甚至自然科学也不能做到的。”7列宁也反对用“肤浅的、资产阶级的、狭隘的文化主义”观点来看待宗教8。但由于世界观的局限，在探求宗教起源问题上，鲁迅同样存在着片面的认识。鲁迅说：

夫人在两间，若知识混沌，思虑简陋，斯无论已；倘其不安物质之生活，则自必有形上之需求。故吠陁之民，见夫凄风烈雨，黑云如盘，奔电时作，则以为因陁罗与敌斗，为之栗然生虔敬念。希伯来之民，大观天然，怀不思议，则神来之事与接神之术兴，后之宗教，即以萌蘖。虽中国志士谓之迷，而吾则谓此乃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宗教由来，本向上之民所自建，纵对象有多一虚实之别，而足充人心向上之需要则同然。9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有它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宗教观念的产生，反映了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原始人对自然现象的神秘感。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则是宗教产生、存在和得以发展的最深刻的社会根源。从鲁迅的论述看，他注意了宗教产生的认识根源，却忽视了它的更重要的社会根源。而忽视这一点，就难以认识宗教的本质。所谓“形上之需求”“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足充人心向上之需要”等，还只是表面的认识。从实质上看，宗教就是人们受那种社会的盲目的异己力量支配而无法摆脱所产生的幻想。“天国”“来世”“彼岸”或“神仙世界”，只是虚构出来的精神世界，是一种自我安慰。这种精神王国的“平等”，正是为了加强、巩固现实社会的不平等，如马克思所说：“对一切已使人受害的弊端的补偿搬到天上，从而为这些弊端的继续在地上进行辩护。”10

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宗教占有重要地位，发生了或还在发生着重大的影响。对这些影响应进行具体分析。早年鲁迅较多地从积极方面看待宗教。就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来说，在中世纪欧洲，曾成了封建制度的主要支柱，并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都置于基督教神学控制之下，对广大人民和进步科学家进行残酷的迫害。鲁迅也看到了这一点。在《科学史教篇》中就说到宗教统治如何阻碍、窒息科学的发展。但他认为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宗教又对人们陶冶思想、涤荡精神起过很大的作用。他说：“盖中世宗教暴起，压抑科学，事或足以震惊，而社会精神，乃于此不无洗涤，熏染陶冶，亦胎嘉葩。二千年来，其色益显。”11他还以德国宗教革命的马丁·路德，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领导英国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克伦威尔以及诗人弥尔顿、历史学家卡莱尔等，作为这种“嘉葩”的代表。鲁迅甚至以为，有了如此显著的成果，“以偿沮遏科学之失，绰然有余裕也”12。我们说，不仅基督教，所有宗教的教义、教规以及所宣扬的一切，都是为了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泯灭他们的反抗斗争精神，使他们俯首听命，以有利于维护反动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这种“熏染”，其实是麻醉，是戕贼。鲁迅早期的这种认识是偏颇的。

可见，鲁迅早年对宗教基本持肯定态度，或者说看重了自己所认为的它的积极方面，而这又同他当时业已萌生且正在深入探求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有着相通之处。

鲁迅在日本改变医学救国的初衷后，便把重点放在改造国民性这个不少先进的中国人所注目的问题上。他认为，要推翻清朝专制统治，改造社会弊端，必须从改变人们精神面貌、振作人心，即改造国民性做起；这就要强调个性解放，“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13既然认为宗教对于熏染人们思想有着如此宏大的力量，在奋发踔厉地投入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以改变人们精神面貌为职志的鲁迅那里，留意、重视宗教，应该说是关于改造国民性观点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鲁迅看来，宗教之所以对于改变人们思想有裨益，主要由于它依靠的是信仰（“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14）。教徒对所崇奉的宗教极度笃信，对教规恪守不渝，就因为它有坚定的信仰。鲁迅十分推崇信仰，认为这对一个人来说至关重要。而许多中国人，尤其是那些“精神窒塞，惟肤薄之功利是尚，躯壳虽存，灵觉且失”的“浇季士夫”15，却毫无信仰、节操可言。鲁迅所期望的有信仰的是怎样一种人呢？他的解释是：“不和众嚣，独具我见”，“洞瞩幽隐，评骘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骂，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慑也。”16鲁迅认为，这样的人多了，“则庶几烛幽暗以天光，发国人之内曜，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17在当时国民尚未觉醒的寂寞时代，鲁迅大声疾呼人们确立革命信仰和远大理想，为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胜利而斗争，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

鲁迅对于宗教，比较重视的当推佛教。他曾说过：“夫佛教崇高，凡有识者所同可。”18认识这个问题，应注意到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时代的熏染。梁启超说过：“晚清思想家有一伏流，曰佛学”“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19当时维新思潮的一个特色，就是以佛法解释孔孟，谈西学则取证佛经。“开风气”的龚自珍晚年沉醉于佛学之中，笃信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谬说；以擅长经世学而知名的魏源，暮岁也成了虔诚的佛门弟子；谭嗣同鼓吹冲破罗网的著名的《仁学》一书，则是随从杨文会一年而产生的；康有为变法维新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是佛学；梁启超一生佞佛，愈老弥笃，对佛学由衷地唱尽了赞美诗；章太炎怒斥孔教，力非耶稣，唯独对佛教钟爱之至；南社、同盟会的不少成员，或从佛学汲取激励自己的精神力量，或在其中寻求精神寄托的天地……从地主阶级的革新派到资产阶级的改良派、革命派，这么多的人对佛学一往情深，自然有着深刻的阶级、社会、历史的根源。对于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深，并且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鲁迅来说，受到佛学这种浓厚的时代风气的浸濡，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章太炎的直接影响。章太炎一九○三年因《苏报》案在上海被捕，三年后出狱，即东渡日本，一面为《民报》撰文，一面为青年讲学。鲁迅即在这时得以亲炙。许寿裳回忆说，鲁迅的读佛经，当然是受章太炎的影响20。有些论者则断言，在这方面鲁迅与章氏根本无缘，因为鲁迅曾说过：“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21鲁迅还指出。章太炎视为最要紧的两点：第一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都“仅止于高妙的幻想”。笔者以为，对鲁迅的话应全面理解，这里需要把握两点：

一是，鲁迅撰写《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的主旨及针对性。章太炎于一九三六年一月逝世后，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假纪念之名，竭力歪曲，把章作为他们鼓吹尊孔读经的“金字招牌”，当作“复古的先贤”。也还有一些人，在纪念章的文章中有着明显的错误观点，如许寿裳，便认为在当时“外侮益亟，民气益衰”的情况下，必须大力提倡佛教，像章太炎一九○六年说过的那样：“以勇猛无畏治怯懦心，以头陀净行治浮华心，以惟我独尊治猥贱心，以力戒诳语治诈伪心。”22这显然没有抓住章太炎革命精神的实质。鲁迅抱病执笔，略其小节，突出和肯定了章太炎的辉煌的革命业绩，澄清了在日寇侵逼下一些人的糊涂认识，洗去了少数家伙抹在死者身上的泥污。这在当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是，这时的鲁迅是站在一个成熟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评价章太炎，又由于是及门弟子，对先生的长处和短处知之甚深，分析也就切中腠理。章辛亥前提出的“佛法救国”主张，在已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武器的鲁迅看来，自然不过是“高妙的空想”。

鲁迅的从章太炎学，并非为了登入佛学的堂奥，但鲁迅一度对佛学的强烈兴趣，矻矻地读佛经，确与章太炎有关。章太炎反对宗教有神论，却又提倡建立无神的宗教。毛泽东说过，佛教“同帝国主义联系较少，基本上是和封建主义联系着”。23章太炎希图从我国固有的思想中找到适合于资产阶级要求的哲学理论，便采取了与我国传统文化有深刻联系的佛教思想，要把佛教的主观唯心主义改造成资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章太炎很推崇法相唯识宗。他说：“今之立教，唯以自识为宗”24，对于法相的“不援鬼神，自贵其心”“依自不依他”十分赞赏，认为这也是中国道德方面的优良传统，且同尼采思想有相通之处。章太炎相信提倡这种精神对于中国有好处：“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上无政党猥贱之操，下作懦夫奋矜之气。以此揭橥，庶于中国前途有益。”25

第三，也是更重要一条，诚如前边分析过的，即在鲁迅看来，不仅佛教，而是整个宗教，对他的改造国民性的主张有着积极作用，他因此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鲁迅虽然早年对佛教评价甚高，但真正钻研佛经却是辛亥革命以后，具体说，主要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六这三年。翻开鲁迅日记，从一九一四年四月到年底九个月，共买佛教书籍八十多部近一百二十册，花去四十六元，占全年买书总款的百分之三十八。这几年他经常流连于琉璃厂一带，成了有正书局、文明书局等店铺的主顾。他和清末佛学领袖杨文会的高足梅光羲、佛教徒许季上等往来频仍。不仅自己大力购搜、潜心披阅，还与许寿裳、周作人等彼此交换。中国佛教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唯识宗等，他都有所涉猎。鲁迅还大作功德，捐款佛经流通处；为祝母寿，托金陵刻经处刻《百喻经》一百册，又用余资刻了《地藏十轮经》。在《日记》中不时有这样的记载：“午后阅《华严经》竟”“从季上借得《出三藏记集》残本，录之起第二卷”等等。总之，在近三年中，鲁迅买佛经数量之丰、用功之勤，实在是惊人的。而他的钻研之精，也是一般人所不及的。

如何看待鲁迅的读佛经？总的说来，鲁迅主要是从哲理、文学方面来研究佛经，把它作为人类思想发展的史料对待的。这也是鲁迅一贯提倡的“拿来主义”的实践。佛教对我国中古的政治、思想、文学、艺术都发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可以说不懂得佛教，就难以弄懂中国的政治史、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等。鲁迅集中那么大精力，力求有个透彻了解，是值得的。鲁迅颇爱六朝人的文章。由于不少佛经是唐以前翻译的，文笔很好，鲁迅便把它作为六朝的著作看待。再就佛经本身来说，作为古代思想遗产，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其中总有一些不无可用的东西。

也要看到，鲁迅的嗜读佛经与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有关。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鲁迅的理想破灭了，现实一片黑暗，光明在哪里？鲁迅一度陷入苦闷、迷惘、彷徨的境地。毋庸讳言，在这种情况下读经，佛学那套空灵的唯心主义，超然出世、“四大皆空”的消极思想，难免会对鲁迅产生一定的影响。鲁迅这时就对人说过：“释伽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26然而鲁迅毕竟是鲁迅。对于永远是一个战士的鲁迅来说，坚韧执着的战斗精神同因果报应的佛门教义水火不容，勇于面对现实的清醒态度同追求超脱世间的“涅槃寂静”格格不入，始终把自己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连在一起的宽广胸怀同只为个人“来生”打算的猥贱用心更是风马牛不相及。鲁迅有过暂时的消沉，但并没有放弃战斗。

三

从辛亥革命失败至五四运动前夕这一段，在鲁迅思想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一页。这是一个大准备，为即将到来的新文化运动放声呐喊在思想上、理论上做着坚实的准备；又是一场大清算，对于中国的古旧“文明”亦即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危害性有了深刻认识，并且努力清扫这些在自己灵魂里作祟的东西。正是在这个重要的酝酿、转变时期，鲁迅的宗教观也逐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过去的首肯到怀疑、否定，以至操戈相向。

辛亥革命后的黑暗现实强烈地刺激着鲁迅。在袁世凯阴谋当皇帝的鼓噪声中，思想文化领域里尊孔复古之声也甚嚣尘上。袁世凯一面提倡尊孔读经，一面颁布“祀天”“祭圣”的法令，搞神道设教，求救于宗教的蒙昧主义。帝国主义分子对袁世凯不遗余力地给以支持。美国传教士李佳白主张基督教和孔教互相敬爱、互相劝勉、互相辅助。他组织成立的尚贤堂打着“发明本教，研究他教”的旗号，每周举行例会，邀请“儒、佛、回、道各大教中的名人”轮流到尚贤堂演讲27，江西龙虎山的张天师等中国的和尚道士、康有为等封建遗老都成了尚贤堂的座上客。耶稣和孔子的携手，帝国主义文化同封建文化结成的反动同盟，使鲁迅进一步看穿了宗教蒙骗、麻醉人民的实质。

梦寐以求的辛亥革命终于发生了，但是旧的统治秩序和统治者依然故我，没有什么改观。鲁迅探索着革命失败的原因。为什么不惜牺牲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者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和支持，反而遭到一群小市民的嘲弄，都骂他“发了疯了”（《药》）？为什么贫无立锥之地的阿Q也对革命党深恶痛绝，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阿Q正传》）？为什么“皇帝坐龙庭”在江南水乡引起的一场风波过去之后，天真的六斤仍免不了裹脚的悲惨命运（《风波》）？等等。鲁迅感到，这一切都由于旧的传统思想在作怪，不扫除这些旧思想，无论换上什么招牌，都无济于事。而这传统思想、古旧文明，就包括他早期所肯定过的宗教。

鲁迅思想发展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从旧垒中来，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有着深刻的了解，反戈一击，对旧势力的进攻也特别有力。在宗教问题上也是这样。

四

“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因为“谬误在天国的申辩一经驳倒，它在人间的存在就陷入了窘境。”28揭露旧制度的本质，打倒反动统治阶级，就必须驱散罩在旧制度头上的那道灵光圈，剥掉它们身上的神圣外衣。在西方，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在反对封建制度中，就曾长时期地进行反对宗教神学的启蒙宣传，并与基督教会势力开展了激烈的斗争。在孙中山领导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无神论者也把反对有神论和宗教迷信的斗争与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斗争联系起来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一个伟大的革命新高潮在中国即将出现。在这转折时期，开展一场更广泛、更深刻、更彻底的民主主义启蒙运动，就十分必要了。横扫一切传统思想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便应运而生。“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29

在狂飙突进的五四运动中，鲁迅对国民性的弱点毫不留情地加以揭露，对产生这些弱点的根源试图从各方面进行剖析，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桎梏、毒害人民群众思想的宗教神学。鲁迅有一段话很能说明他对于宗教以及一切传统思想的态度：凡是阻碍社会前进的，“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30

第一，对道教的批判。

鲁迅一九一八年在致友人书中说：“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31鲁迅五四时又常把儒道并提，指出“儒道两派的文书”是助成中国人昏乱的“物事”32。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东汉时就逐渐形成了。原始道教多在民间活动，后经统治阶级的多次改造，就变成了他们所信奉的神仙道教。神仙道教的中心目的是追求长生不老，修炼的具体方法有服御、导引、胎息、内丹、外丹、符箓、房中、辟谷等。葛洪《抱朴子内篇》有一段对话很能说明道教的实质：

或曰：“审其神仙可以学致，翩然凌霄，背俗弃世，丞尝之礼，莫之修奉，先鬼有知，其不饿乎！”抱朴子曰：“盖闻身体不伤，谓之终孝，况得仙道，长生久视，天地相毕，过于受全归完，不亦远乎？果能登虚蹑景，云舆霓盖，餐朝霞之沆瀣，吸玄黄之醇精，饮则玉醴金浆，食则翠芝朱英，居则瑶堂瑰室，行则逍遥太清。先鬼有知，将蒙我荣，或可以翼亮五帝，或可以监御百灵。位可以不求而自致，膳可以咀茹华璚，势可以总摄罗鄷，威可以叱咤梁柱，诚如其道，罔识其妙，亦无饿之者。”33

请看这幅赤裸裸的利己享乐的理想图，何等贪婪，何等丑恶，然而又说得多么冠冕堂皇！这其实是把封建贵族特殊地位和权势的美化和夸大，所追求的是一种超世间的极乐境界。

作为宗教来说，道教也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自然有其可研究之处。到了后期，鲁迅进一步提出了“方士思想”或“道士思想”，以示和道教的区别。所谓方士，一般指那些好讲神仙之说或奇方异术的人，例如秦时“入海求仙”的徐福，汉文帝时“望气取鼎”的新垣平，三国时“辟谷”的左慈等。在汉代著作中，方士同道士通用，由于道教承袭“神仙之术”，因此方士即道士的前身。鲁迅把方士与儒士同看作“中国特产的名物”，指出“方士的最高理想是仙道”34。所谓方士思想或道士思想，就是一味追求享乐、处处为个人打算的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思想，其实也是神仙道教的精髓。这种思想在中国社会有着广泛影响，正如鲁迅说的：“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35

鲁迅五四时期着重从两个方面对道教进行了批判：

一是，只为个人着想，“要占尽了少年的道路，吸尽了少年的空气”36。鲁迅用进化论观点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认为将来必胜于现在，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然而在道教鼓吹的长生不老的毒雾弥漫下，不少中国人却想使现有的肉体永远享受无穷的人欲，由他自己喝尽一切时间和空间的酒。鲁迅抨击了这种“生物界的怪现象”，告诫人们要懂得“进化的路”“解放幼者”，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以便“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37。

二是，没有理想，一味耽于物质利欲。鲁迅早期就曾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所带来的不重精神的弊病，这时又对封建主义所造成的人们精神上的愚妄、革命理想日被轻薄的现象进行了批判。鲁迅指出，那些痛恨理想、反对变革的“大丈夫”，并不是没有理想，他们孜孜以求的就是道教所鼓吹的纵情享乐，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38。鲁迅强调人们必须树立革命理想，打破物质利欲的羁绊，具有容纳新思潮的能力，这样中国才有希望。

第二，通过儒释道的合流，批判中庸调和思想。

鲁迅多次谈到儒释道“三教”的合流。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释氏辅教之说……引经史以证报应，已开混合儒佛之端矣。”39一九二五年又说：“佛教初来时，便被排斥，一到理学先生谈禅，和尚做诗的时候，‘三教同源’的机运就成熟了。”40在中国历史上，梁武帝用儒家的礼来区别富贵贫贱，用道家的无来劝导不要争夺，用小乘佛教的因果报应来解答人为什么应安于已有的富贵贫贱、为什么不要争夺。他感到三家合用对于维护自己的统治非常有利，便创儒释道“三教”同源说41。长时期以来，“三教”之间虽然也互相排斥、斗争，但总的是不断融合、互相补充的趋势，同是反动统治阶级钳制人民群众思想的有力工具。“三教”合流的历史事实和现实阶级斗争的启发，使鲁迅深刻地看到了中国国民性中调和、折衷的弱点，这当然主要是指反动统治阶级而言。鲁迅认为，“中国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像很少‘坚信’”。42正因为如此，“崇孔的名儒，一面拜佛，信甲的战士，明天信丁。宗教战争是向来没有的，从北魏到唐末的佛道二教的此仆彼起，是只靠几个人在皇帝耳朵边的甘言蜜语”43。因此，虽然佛道之间也曾闹得很厉害，“但中国人，所擅长的是所谓‘中庸’，于是终于佛有释藏，道有道藏，不论是非，一齐存在。”44在中庸思想指导下，“悟善社里的神主有了五块：孔子，老子，释伽牟尼，耶稣基督，谟哈默德”45。

鲁迅在实际斗争中看穿了中庸思想的虚伪和反动。特别是经过辛亥革命，“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46的教训，使鲁迅感到对阶级敌人决不能讲“中庸之道”，对旧事物决不能揖让妥协，而必须针锋相对，坚决斗争，痛打“落水狗”。

第三，对宣扬鬼神迷信的灵学派的批判。

鬼神迷信并不等于宗教，但任何一个宗教都离不开鬼神迷信。宗教在实质上也是一种迷信。五四前后，为了抵制新思想的传播，继续愚弄人民群众，随着封建复古主义的猖獗，鬼神迷信活动也到处泛滥，灵学会这类迷信团体纷纷出笼。当时有个叫江希张的“神童”，据说不到十岁就写了几部书。鲁迅便拈来他的《大千图说》进行剖析，指出“他拿了儒，道士，和尚，耶教的糟粕，乱作一团，又密密的插入鬼话”47。在这些家伙看来，简直“万恶都由科学，道德全靠鬼话”。鲁迅积极宣传科学思想，指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使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鲁迅说：“据我看来，要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那种‘孔圣人张天师传言由山东来’的方法，是全不对症的，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的科学！——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学！”48这种对于鬼神迷信的深刻揭露，使得人们认识宗教的欺骗性，打破蒙昧主义的思想渊薮，是有重大作用的。

五

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鲁迅显示了作为一个坚强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特色。他在一些杂文中娴熟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地阐述了宗教的起源，分析了宗教对社会历史发展的重大影响。鲁迅紧密结合当时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进一步揭露宗教的欺骗性，抨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利用宗教和封建迷信推行愚民政策的罪行。

在阶级社会里，反动统治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压迫和剥削，总是软、硬两手并用，其中就包括宗教。宗教是为剥削制度辩护的，给过剥削生活的人廉价地出售享受天国幸福的门票；对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的人民群众，宗教却劝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放弃在现实中做人的权利。鲁迅用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揭穿了宗教设下的骗局。一九二五年鲁迅就说过：“说佛法的和尚，卖仙药的道士，将来都与白骨是‘一丘之貉’，人们现在却向他听生西的大法，求上升的真传，岂不可笑！”49后来他又一针见血指出：“和尚喝酒养婆娘，他最不信天堂地狱。巫师对人见神见鬼，但神鬼是怎样的东西，他自己的心里是明白的。”50但千百年来，宗教这种“精神上的鸦片”，宣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使得人们昏昏沉沉，按照“愚民的各种特点”51去规范自己。然而毕竟是二十世纪了，人民群众面前宗教神学的迷雾也开始在廓清。一九三四年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时轮金刚法会”，该会在《募捐缘起》中哀叹道：“今则人心浸以衰矣”。所谓“浸以衰”，也说明释迦牟尼正在失去诱惑力，“天堂地狱”“因果报应”的谬说也慢慢吓唬不住老百姓了。但为了敛取钱财，不得不翻新花样，于是庄严的法会上便出现了美人的歌舞，靠这样以广招徕，可见佛法已到了末路52。

鲁迅十分重视包括风俗习惯在内的旧思想旧文化的改革。他指出：“现在已不是在书斋中，捧书本高谈宗教，法律，文艺，美术……等等的时候了，即使要谈论这些，也必须知道习惯和风俗，并且有正视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因为倘不看清，就无从改革。”53这里正确指出了宗教等问题同风俗习惯的密切关系。旧的风俗习惯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封建迷信。当时的报刊上，不时登有被鲁迅称之为“中国的科学资料”的“毒蛇化鳖”“乡妇产蛇”“冤鬼夺命”一类奇闻；不少地方盛行着“放爆竹救月亮”“放焰口施饿鬼”的迷信习俗；“烧香拜龙，作法求雨，赏鉴‘胖女’，禁杀乌龟”54，这些酷似讽刺小说《格列佛游记》中所写的事实竟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旧的风俗习惯为什么如此根深蒂固？这完全是反动派施行愚民政策的结果。鲁迅认为，要进行改革，医治人们思想上的愚妄病，必须大力提倡科学。他生前期望有那么一天，“和尚，道士，巫师，星相家，风水先生……的宝座，就都让位给了科学家，我们也不必整年的见神见鬼了。”55

在鲁迅后期的中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尖锐、激烈。为了麻醉人们思想，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提倡儒、释、道。如国民党考试院长戴季陶，就曾发起“仁王护国法会”“普利法会”以讲经礼佛，还在南京中山陵附近造塔收藏孙中山著作，煞有介事，简直是个十足虔诚的教徒了。老百姓称信奉耶稣教的人为“吃教”。鲁迅说，“吃教”二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岂止耶稣教，“包括大多数的儒释道教之流的信者”，“也可以移用于许多‘吃革命饭’的老英雄”56。戴季陶时而尊孔，时而崇佛，时而投机革命，何尝不是在“吃教”？蒋介石也何尝不是在“吃教”？他们其实是不信从这些的。孔圣人也好，释迦牟尼也好，张天师也好，都不过是他们利用的对象，是愚弄和欺骗人民群众的工具。鲁迅的批判是多么锋利而又有力！

鲁迅在进行对敌斗争中，丰富的宗教知识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鲁迅杂文中，有些宗教知识似乎信手拈来，毫不经意，但我们捧读之余，却更加生动、深刻地看清反动派的本质，从而发出会心的微笑。希特勒在德国执政后，大搞文化专制主义，禁止所谓“非德意志”的书籍出版和流通。鲁迅指出，希特勒的嫡派祖师可以上溯到公元七世纪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奴隶主贵族们。因为这些阿拉伯人在攻陷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时，曾烧了那里的图书馆，他们的理论是：“如果那些书籍所讲的道理，和《可兰经》相同，则已有《可兰经》，无须留了；倘使不同，则是异端，不该留了。”中国的“黄脸干儿们”蒋介石之流，步希特勒后尘，实行文化高压政策，禁止一切“异端”，岂不与希特勒同是一个祖先57！佛教有大乘和小乘两大派别。小乘教派主张“自行解脱”，要求苦行修炼，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早期佛教的精神。大乘教派主张“普度众生”，强调尽人皆能成佛，一切修行以利他为主，戒律比较松弛。按佛教解释，这种教义能“运载”更多的人，从现实世界的“此岸”到达涅槃境界的“彼岸”，故称为“大乘”（大车）。鲁迅在著名的《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中巧妙地借用了佛教这一知识。他说：“我对于佛教先有一种偏见。以为坚苦的小乘教倒是佛教，待到饮酒食肉的阔人富翁，只要吃一餐素，便可以称为居士，算作信徒，虽然美其名曰大乘，流播也更广远，然而这教却因为容易信奉，因而变为浮滑，或者竟等于零了。”58鲁迅以此告诫人们，在革命不断胜利的情况下，要提高警惕，防止投机分子钻进革命队伍；如果这些人也都来讴歌革命，也大讲革命，那么“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这是鲁迅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的经验教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随着革命斗争的进程，鲁迅的宗教观在前后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变化既同他整个思想的逻辑发展相一致，也适应了、并在很大程度上服从于改造国民性这个主张的需要，又充分体现了一生忧国忧民、和革命永远共通着生命的鲁迅的最大特色：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本文原载中国鲁迅研究学会《鲁迅研究》1983年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