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以法为教 以吏为师
韩非的法治思想集中体现在他所提出的一套完整的以“法”为中心，“法”“术” “势”相结合的君主集权思想中。
韩非对法给出了自己的界定。他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定法》）又说：“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难三》）韩非认为，法是臣民所必须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与准则。法具有这样几个特点：强制性与权威性（“刑罚必于民心”）；普遍性与客观性（“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稳定性与公开性（“编著之图籍”“布之于百姓”）。韩非继承并发展了商鞅关于法治的思想，将法置于群体社会唯一的行为规范与标准的位置上，提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五蠹》）的思想，以与儒家（以文乱法）、墨家（以武犯禁）相对抗。他循着商鞅“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史记·商君列传》），“居官而守法”（《商君书·更法》）的思路，提出“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的司法平等思想。他甚至认为，即使君主，亦“不得背法而专制”（《南面》），而应该“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他批评申不害的失误就在其“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故“奸多”（《定法》）。
势，指君主所处之势位，或君主所掌握的统治权力。韩非认为，治国者必须依凭其君主之势位，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才能禁众抑下。相反，圣人虽德若尧舜，行若伯夷，若不处君主之位，也断不能正三家（见《功名》）。他仍然认为治国不能凭德与贤。君主不能将其势位与权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就是“势乱”。与慎到只谈“与物无择，与之俱往”（《庄子·天下》）的物理“自然之势”不同，韩非认为还有“人之所得”的人为的“势”（《难势》）。他突出了人对于势的主体地位。韩非认为，君主权力的主要内容在赏罚二柄，生杀大权。“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八经》）君主治国，如御马车，国为君之车，势为君之马。御马驾车，令行禁止，其国乃治。若弃车下马，君失去其赏罚杀生之权，则失去其威势。如此，君主无以号令天下。君主失势无权，则权势势必在权臣，君主有其名而无其实，此为上下易位。上下易位，国就危险了（见《亡徵》）。“赏罚下共则威分”（《八经》），“赏罚共则禁令不行”（《外储说右下》）。赏罚生杀大权是断不可旁落的。“夫赏罚之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内储说上》）因为，君主失掉一分权，臣下就可能滥用此权做出百倍的行动。“权势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为百。”（《内储说下》）
术，是君主所掌握的驾御群臣百官的秘术、权术。韩非说：“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难三》）又谓：“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定法》）术乃藏于君主胸中，不以示人，但能驾御群臣。此为臣下所不可知而为君主所独掌的、无为而无不为的君人南面之术。术的具体内容为“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因任而授官”，指君主知人善任，因能力大小而授群臣以不同官职，使其职能相当。“循名而责实”，则指“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奸劫弑臣》）。其作用在察督群臣之是非功过，审合形名，杜绝失职擅权的行为。术虽专以御臣，但实际上是调节君臣间关系的权术。依韩非的看法，人各自利，君臣利益必然是相互冲突的。“臣利立”则不免“主利灭”。君主要善于利用群臣各自不同的利益来控制他们，使其不得不为君国尽力，此即所谓“使人不得不为我之道”。他说：“圣人之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为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奸劫弑臣》）君主操不见其形，但收其功的权术。“明主，其务在周密，是以喜见则德赏，怒见则威分，故明主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见。”君主不喜形于色，胸有城府但不显露于外。“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则不非，鬼则不因。”（《八经》）君无术，便不可能统率百官，不能觉察奸臣。商鞅之不足正在他“无术以知奸”（《定法》）。
韩非认为，法、术、势三者各有其特殊的职能。法用以裁抑群体社会的全体成员，术则专用以控制驾御群臣，势则保证法术二者的正常运作与君国公利不被侵害。所谓“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定法》）与“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韩非认为，法、术、势三者又是相互促进的。法的规范群体社会的功能，有赖于君势的力量强制与治术方法的运用。一方面，君势的牢固与威权，是法之令行禁止的前提。他说：“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备内》）欲使民众之言行必轨于法，必借助于势。另一方面，法的实施与推行，必须要通过群臣百官。而要使他们实行法治，行“不得不为我之道”，就必须要有控制驾御百官的技巧。同时，势之禁众抑下功能，亦必须以法之明文规定为最高准则，以治术的操持运用，作为其流行发用的推动方法。这样，君主才能操权上重，处势抱法，使天下臣民皆处在君势的统御范围之内。他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即术也”（《难三》）；法术二者“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定法》）。韩非之法治思想立足于君主之不必贤不必智，其强调法术二者，正在弥补这一缺失。相反，君主有势无法，高居法上，难免滥用权力而使统治权力失去其规范性，最终会失去其君势。君主无术，势必大权旁落，奸臣当道，君势之威权亦将不固，法亦难以真正运作。最后，权术之参验监督功能，一方面固然要以法为其最高规范，另一方面又要以君主之威势作为其坚强后盾。如此，才可能知人善任，使“赏不加于无功，而诛必行于有罪”（《奸劫弑臣》）。韩非认为，君主权术的操持运用，如“因任授官”“循名责实”之类，并非出于无章可循的私心自度，而应以法为准绳。“人主虽使人，必以度量准之，以刑名参之，以事遇于法则行，不遇于法则止；功当其言则赏，不当则诛。以刑名收臣，以度量准下，此不可释也。”（《有度》）按这里所说，君主操持权术也要依循法度；然而君主在大权独揽、耍弄权术时，则抛弃了法度，其术往往变为神秘不可测的独断的心机权谋。
法、势、术三者间，法是中心。“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六反》）韩非的设想，君主的威权与治术的操持运用，皆在法的规范下进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他继承了商鞅的法治思想，批评申不害“任术却不一其法”。他又认为，法的理想必须借助君势与治术才可能实现。在这一问题上，韩非于慎到“自然之势”之外，更加强调“人为之势”，同时又批评商鞅之治秦，“其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定法》）。势与术是推行法治的两条基本轨道。问题是，“法出于君”，君主无条件地代表着法的理想与国家公利，但君主同时又不必贤、不必智，这样的君主将以何法治民，又以何术御群臣呢?这是一个假言判断，但韩非则当作一个实然判断。法的理想与君主之不必贤、不必智两者间且有矛盾，君主利益与国家公利又未必完全一致。这些，都是韩非法治思想本身未解的结。于此，君主任势与术而独裁，视臣民为其工具就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