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正名学说

战国之世，名辞淆乱，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散名从习俗，没有统一标准。针对“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正名》）的现象，荀子继承孔子的正名思想，以儒家政治、伦理原则为根据，明贵贱，辨邪说。他说：“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正名》）怪辞兴起，名实紊乱，增加人民的疑惑和辩讼，不利于认识的统一，因此必须正名。语言的正确使用，是实现良好秩序与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他的正名学说中有一套名、辞、辩、说的逻辑系统。他指出：

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玄纽，贵贱不明，同异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此所为有名也。（《正名》）

不同的事物必须确立不同的名称，相同的事物必须有同一的名称，以免名实混淆，防碍人们交流思想。“制名以指实”，区分贵贱尊卑，使人各安其位，并揭露诡辩和欺瞒。

他主张名实统一，以名指实。为确保名实的相符，达到“名闻而实喻”“名定而实辨”的效果，应以“实”为主，“名”为副。他指出：“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正名》）作为“君”之“心”的征知，必须通过“天官”（感官）接触具体事物，然后才能形成概念。

他提出“制名之枢要”，即制名的几条原则。第一，“约定俗成”。“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正名》）这就是重视“名”的社会性，即同一社会中的人，大家都认同并遵守。第二，“同则同之，异则异之”（《正名》）。名必须依据于实。物同则名同，物异则名异；异实则异名，同实则同名。第三，“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正名》）能用一个字的就用单名（如马、牛），不能用一个字的就用兼名，即词组（如白马、骊牛）。如果单名、兼名所表达的事物属同一类，就可以用共名（如黄牛、黑牛，以“牛”为共名）。第四，对名相做出分类。

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偏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正名》）

这里提出了“大共名”“大别名”的概念。前者为遍举，是从逻辑综合的角度言；后者为偏举，是从逻辑分析的角度言。所谓“大”，并非最大或最终之共名与别名，因为它们都可以“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也就是说，它们可以继续综合和继续分析，不是最大的共名，也不是最小的别名。从一个大共名（如马）出发，继续综合，外延不断扩大，具有相同内涵的事物越来越多，可以产生更大的共名（如动物），这是名的概括；从一个大别名出发（如马），继续分析，外延不断缩小，具有不同内涵的事物越来越多，可以出现更小的别名（如白马、黑马），这是名的分析。这是荀子对于制名指实、辨同别异思想的具体运用。第五，“稽实定数”。如何制定数量之名?

物有同状而异所者，有异状而同所者，可别也。状同而为异所者，虽可合，谓之二实。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此事之所以稽实定数也。（《正名》）

“同状而异所者”，指形状相同的东西在不同空间。“异状而同所者”，指同一人或物发生了变化却在同一空间。形状相同的事物分处两地，虽可以共名，但数量上却是“二实”；形状发生了变化的事物，虽然名称有所改变，但仍然是同一个实物。“名”不反映事物的数量，只反映一类事物的共性与本质。

荀子还提出了辩论的逻辑原则，如“正其名”“当其辞”“辩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辩则尽故”（《正名》）等。他认为，士君子之辩应当做到：

先虑之，早谋之，斯须之言而足听，文而致实，博而党（从）正，是士君子之辩者也。（《非相》）

辞让之节得矣，长少之理顺矣，忌讳不称，祆（妖）辞不出；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不动乎众人之非誉，不治观者之耳目，不赂贵者之权势，不利传者之辟辞；故能处道而不贰，吐而不夺，利（和）而不流，贵公正而贱鄙争，是士君子之辩说也。（《正名》）

这就不仅提出逻辑推理的规则，而且提出了论辩的道德原则。他认为，论辩中一定要符合仁德礼义，要公正，虚心听取对方的论说，不畏权势，不为传言所左右。

思考题：

1.试论荀子“性恶论”与孟子“性善论”的区别。

2.荀子“礼论”的意义。

3.浅谈荀子的“制名之枢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