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易经》、阴阳、五行、和同

中国先民认识自然、社会、人身与人生，经历了复杂的过程。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在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活动中，力图把握天、地、人、物、我等各种现象，特别是身边的现象及现象间的因果联系。人类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利用占卜来预测吉凶，占卜使用的道具各异。三代时人，遇到祭祀、征战、农事、商旅、婚嫁诸事，常以龟占卜，以蓍占筮。例如殷人常用龟卜，即在龟甲上以刀钻洞，以火烤之，从龟甲裂纹的形状变化，判断所卜问事的吉凶。殷墟甲骨卜辞就是一些占卜结果的记录。周人并用龟卜与筮占。所谓筮占，是以蓍草的排列组合方式的不同，来对占问事加以解释、判断或推理。筮辞记录下来以后，被编成不同的筮法体系，以后的筮占还要根据经过编排的筮辞，对照着查看、推演。卜法、筮法各有不同的系统，不同的规则，卜筮者的主观臆测当然也加入其中。

传说夏有《连山》，殷有《归藏》，周有《周易》，都是占筮之书，大约是不同时代盛行的若干筮法中的几种典型。这些体系的形成，均经过了由简单到复杂的漫长过程。现在我们看到的《易经》，有六十四卦的卦辞和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辞，尽管这些筮辞在内容上缺乏内在联系，但在形式上却编排成有条理的体系。据说是伏羲作八卦，文王演《周易》，即重叠八卦成六十四卦而形成了《易经》。从《易经》卦爻辞中所保留的社会历史资料来看，有些卦爻辞在殷周之际就有了。

《易经》不出于一时一人之手，其卦爻辞是长期积累的产物，大约编纂于殷末周初。而且从西周到汉代，很可能有不同的筮占体系，《易经》也有不同的编排系统，其卦爻辞日渐丰富，其具有数学变化规律的形式系统也日渐严整。从《左传》《国语》看，春秋（所谓春秋时期自周平王东迁算起，约前770年至前476年）前期虽有不同的筮占体系，然卦象、卦名已逐渐统一，卦爻辞各不相同。春秋中后期，用《周易》来解释各类事物的例子渐渐增多了。

《易经》的符号是卦画，文字是筮辞。卦画有两个基本符号，即两种爻：“”与“”。由三爻组成一卦，共有八卦（经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六十四卦（别卦）由八卦两两相重演变而成。如乾（）、坤（）、泰（）、否（）、谦（）、豫（）、剥（）、复（）等。

每一卦和爻下均有简短的卦辞和爻辞。开始时，两爻并不代表阴阳，很可能是长短蓍草的表示，以后才有了奇偶的意思。由一长两短或两短一长蓍草的不同排列，就有了经卦。八卦在开始时也不具有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事物的意义。以上意义都是在春秋时，人们增加上去的。

西周时期《易经》的编排体系，我们还不清楚，但今天我们看到的《易经》的祖本，至少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春秋时人们有了阴阳的观念，又有了卦象说，其编排结构大体上反映了对阴阳力量的相对、消长、转化和事物发展变化的一些简单的看法。例如乾卦，为卦象符号，乾为卦名。其卦爻辞：

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贞”是卜问，“利贞”是利于卜问。每卦六爻，自下而上为序，第一爻称“初”，第六爻称“上”，凡阳爻称“九”，阴爻称“六”。这一卦开始亨通，利于卜问。第一爻喻象为龙潜伏在底下，未可施用。第二爻，龙出现在原野上，利于见位高的人。第三爻，君子白天勤勉不倦，晚上警惕，常常如此，即使遇到危难仍不会有灾害。第四爻，龙跳到深水里，可以无灾害。第五爻，龙飞跃上天，象征腾升，利于见到位高的人。第六爻，龙飞到极高，物极必反，将有凶灾。最后总结：本卦六爻都是阳爻，称“用九”。群龙卷在一起而不见其首，这就没有亢龙之悔，故总体上是吉卦。本卦通过对自然、人事经验的总结，反映了作易者对事物变易的看法，有一定的哲理性。例如事物或人的发展由低到高，由新生到成熟，发展到一定地步或地位，就要注意是否会走向反面。人们如何避免“咎”———灾害或过错呢？要善于进行调整，以避免发展的极限。对于人自身来说，不能太满太过，应有忧患意识，保持勤勉谨慎的状态。看来人们是可以有作为的，可以避免凶祸，争取好的结果。

爻与爻、卦与卦之间，也反映了作易者或编纂者的相互联系、相对相关、互补互动的意识。乾与坤、泰与否、谦与豫、剥与复之间，都是两两相对，相互关联与转化的。泰卦的卦象是乾下坤上，本身是吉卦，象征天地阴阳交合通泰。但九三爻指出：“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即注意平与陂、往与复之间的变化，没有一直平坦而不陂斜的道路，没有永远向前而不曲折反复的进程。上六爻为变爻，喻象非常不好，贞吝（即贞问不利）。否卦的卦象是坤下乾上，天地阴阳不能相交合，万物不通，闭塞，本身是凶卦。但九四爻开始转好，九五爻指出：“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休是喜庆。意思是能注意到闭塞而加以警惕就是好事，所以大人吉。警惕着危亡，就会像系缚在丰茂的桑树上一样稳固。上九爻为变爻，指出闭塞不通之时不会太长，开始不利，而后喜事就来了。所有卦中，一般二爻、五爻是吉、无咎，后人理解为取刚柔的中道、平衡，这可能也反映了《易经》的创作者在总结各种经验时，重视和合、中平的意识，防止过与不及。

“气”与“阴阳”的观念出现在春秋初期。周幽王二年（前780），西周都城镐京附近的泾、渭、洛地区发生地震。掌管记事、占候、星历职务的太史伯阳父说：

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国语·周语上》）

伯阳父认为天地间有一统一的“气”，叫“天地之气”，其间有一定的次序。人事秩序的混乱会导致天地之气的失序。天地之气中，有一部分叫阳气，有一部分叫阴气。他以阴阳两种气、两种力量失去其固有的秩序，即正常的关系、位置与平衡，阴气压住了阳气，使阳气伏在地下不能上升、散发，来解释地震发生的原因。他同时指出，阳气失去了正常的位置，阴阳二气不能通畅往来，地下平衡的破坏，将导致水源的阻塞，水不能润土，即成旱灾，老百姓将缺乏足够的生活资料，国家就会灭亡。他警告说，从前伊、洛干涸，夏朝就灭亡；黄河干枯，商朝就灭亡；国家一定要依靠山岳河流，地震发生，山崩流断，正是周朝的亡国之兆。伯阳父以自然界阴阳二气的对立、聚散、屈伸、消长，内在固有的关系、秩序与综合平衡，以及自然与人事之间的相互影响来解释、推演地震现象。

春秋时期用阴阳二气解释星象、气候、灾害、音律、疾病的现象甚为普遍。秦国医官医和为晋侯看病，论证人身之气与天地之气的关系：

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左传·昭公元年》）

这就把天地之一气分为阴、阳、风、雨、晦、明六种气，把诸色、声、味、疾均视为六气运行的结果。其中反映的是秩序和平衡的思想。医和的意思是：人之气与宇宙之气相感通，六气之间有一种关系，人在某一方面不够节制，感应的某种气偏多，就会打破人身系统的平衡，产生某种疾疾。他把六气与四时相配合，强调按四时序（顺）五味五色五声之自然，即对此三者的享受要有节制。当然，用六气来说明世界的变化，不如阴阳二气方便。

中国哲学的宇宙自然论不是原子论、构成论的，而是气论、生成论的。“气”与“阴阳”的范畴表达了一种宇宙的秩序与关系，方便说明宇宙的生成演化。“气”具有无形无象、无所不包、弥沦无涯、能质混一的特性，是能动的、生机的、连续的、整体的。“阴阳二气”的表述则把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据，立足于内在的诸种力量中相互克服、制约的两种主要力量。这两种力量又是交互作用，相互补充与促进的。但在一系统中，需保持均势与平衡，任何一方偏胜，不能“交通成和”，则失去正常的秩序。因此，人们要善于“燮理阴阳”。“气”论与“阴阳”观不仅用来说明自然，也被用来说明社会、人事、人文现象、人身与人心等。它尤其方便说明自然、社会、人事之间也处在一个大系统之中。

当然，春秋时期也有思想家把天道与人事分开处理。据《左传·僖公十六年》记载，宋国发生了陨石现象和六只鹢鸟倒退着飞过都城的事，周内史叔兴认为：“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在也。”他明确提出“吉凶由人”的观点，把“阴阳之事”限定在自然世界。据《左传·昭公十八年》记载，子产也有把天道人事分开来的思想，指出：“天道远，人道迩。”据《国语·越语下》，越国的范蠡也把四时运行的“天地之常”看作是阴阳二气运行的结果，指出人们只能遵循天地的常规，按照星辰出没和四时运行来行动：

古之善用兵者，赢缩以为常，四时以为纪，无过天极，究数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

在此基础上运用阴阳刚柔之兵法。

“五行”范畴在文字上见于《尚书》的《甘誓》和《洪范》。在前12世纪中期武王克商后，箕子对武王讲治国之道，“五行”被列为九条大法的第一条：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尚书·洪范》）

人手有五指，故常列举五种事体。这里列举的是与人之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五种重要资材，并指出其特性和味道。从三代到春秋，人们认为这五种材料各有主宰的神灵，国家专门设置五行之官供奉这五种神灵，并举行祀典。

晋郤缺对赵宣子说：“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左传·文公七年》）子罕曰：“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五行与谷并列而为六府，是民生不可或缺的生活资料。从夏代开始，六府就是管理这六种生活资材的部门。春秋时期，人们一般把“五行”视为五种通用的资材。就其效用而言，谓之“材”；就其通用而言，谓之“行”；就其收藏而言，谓之“府”。据《国语·郑语》周太史史伯对桓公说：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

史伯指出，以土与金木水火和合，产生了丰富多样的世界。这也是以五行作为基本材料。史伯的重心是说多样性的重要，不相同的东西的杂合，多样性的统一（和）乃是人与万物得以生长繁衍的基础条件。简单的同一（同）不可能生出任何新的东西。他奉劝周王室多听不同的声音，不要抛弃“和”的法则而专门喜欢同一。在“和实生物”的思路下，五色成文，五音成声，五味成食，“五行”产生百物。

春秋后期齐国政治家晏婴也主张去同取和。他强调：“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在过与不及之间保持中道，求得为政之“平”。就君臣关系而论，晏子指出：

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传·昭公二十年》）

更早以前，人们在人口的繁衍上已认识到血亲之异缘、远缘的优势。在“五行成百物”“和实生物”“和同之辨”中，春秋时人已明确认识到“和”是“生”，即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原则，认为差异性、多样性、多元性才具有生命力、生机。人们在对自然界、社会政事和人自身的经验中，已有了差异统一、生态平衡的认识。世界不可能单一化、同质化，以同裨同，以水济水，那样万物不可能繁荣滋长。因此，人世间需要有多种意见、各种力量的并存共处，以他平他，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相济相生。

前510年，晋国史官史墨评论季氏赶走鲁昭公这件事时指出：

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配）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在史伯论“和实生物”、晏婴论“和同”中已有了“多”中之“两”的意识，注意到“以他平他”和君臣之可否相济相成，而在史墨论“物生有两”中，则进一步看到多样性中有主导性的两种力量的搭配、对立与互易。他运用了《周易》“大壮”卦来说明。“大壮”的卦象为乾下震上，震为雷，即雷在乾上。如以乾喻君，雷为臣，则君臣易位是正常的。社稷本没有常主，君臣之位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思考题：

1.在殷周之际，周公等人的观念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思想有什么意义？

2.试谈《易经》中相互联系和变化的思想。

3.谈谈最早的“气”与“阴阳”的学说。

4.为什么说“和”是世界生存与发展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