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慧远的思想背景

慧远（523—592）生于北魏孝明帝正光四年（时当南朝梁武帝普通四年），卒于隋开皇十二年，一生经历了北魏、东魏、北齐、北周和隋五朝。与慧远佛教生涯相关的时代，有北朝的西魏和南朝的梁、陈两朝，为真切地理解慧远，有必要首先了解一下他那个时代的佛教状况。

自鸠摩罗什法师（343—413）东来长安大量译经、其门下弟子与庐山慧远（334—417）僧团倾力弘法之后（401—413），中国佛教就在信仰上征服了越来越多的中土众生121，在义学上亦已脱掉魏晋之际依附玄学“格义”的外套122，走上了独立发展的新境。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开展，中国佛教进入了举国崇信、宗义盛开的黄金时代。

一、寺僧麇集

限于本书论题，这里仅就慧远诞生前半个世纪左右的中国佛教兴盛景象略加论述，以见慧远的成就其实是因缘具足的结果。笔者之所以往前追溯“半个世纪左右”，主要基于两个理由：其一，笔者以为一位思想家之成长除了其自身所处的时代必须适合其成长发育外，至少还需要此前两三代人为其准备相应的土壤；其二，具体到慧远，将其成长土壤上溯五十年左右，恰当北魏孝文帝之际，这一方面便于处理文献，另一方面孝文帝对佛教的护持直接关乎慧远的成长。

兹先据北齐魏收（505—572）《魏书》（554年成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和北魏杨衒之（生卒年不祥）《洛阳伽蓝记》（547年成书）卷五的记载，列出慧远出生前47年至其出生后12年（477—534）北魏的寺僧数变化表123（见表1.1），然后再作简要说明。

北魏经历了以平城（今陕西省大同市）为首都（398—494）和以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为首都（494—534）两个时期。北魏自文成帝拓跋浚（452—465年在位）以来，尤其是孝文帝元宏（471—499年在位）、宣武帝元恪（500—515年在位）灵太后胡氏（于孝明帝朝执政十余年）笃信佛教，不但深喜佛理，为佛教发展发布诏令，而且大建寺宇、广为布施，成为佛教最大的护法124，这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专制社会，对一种宗教或学说的兴衰是至关重要的。在历代帝王的扶助下，北魏寺僧激速增长：就都城范围论寺院总数，477年平城共有寺院100所左右，518年洛阳寺院总数已达500所，增加了5倍，534年则升至1367所，10多年间增加了1倍多，更是平城寺数的13倍；论僧尼总数，477年平城僧尼数为2000多人，518、534年洛阳僧尼无具体数字，但可以肯定的是“徒侣益众”。从全境论寺院总数，477年为6478所，512至515年为13727所，近40年间增加了一倍多，534年激增至30000多所，20年间增加了差不多2倍；论僧尼总数，477年为77258人，534年则飙升至2000000人，近60年间猛增1922420人。据葛剑雄先生说，6世纪20年代北魏的总人口为3000余万125，可以想象北魏僧尼占总人口的比例之高是非常惊人的。难怪任城王澄（467—519）在神龟元年（518）的奏疏不满地说：“自迁都以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126

由于当时寺院经济非常发达，出家可获优厚待遇，常常有假称出家以避劳役、逃赋税、求世利者，因此当时北魏诸帝亦不时下诏整饬僧伽，太和十年（486）冬，有司即依孝文帝谕旨遣诸州僧尼1327人还俗127。宣武帝和灵太后亦相继加以整肃，永平二年（509）沙门统惠深奏请严束僧尼、限制造寺，宣武帝从之128；神龟元年（518）任城王澄奏请对僧伽“加以严科，特设重禁，纠其来违，惩其往失”，灵太后准奏，然“未几，天下丧乱，加以河阴之酷，朝寺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前日禁令不复行焉”129。北魏诸帝虽屡屡管制僧伽，但“朝廷限制出家乃惧其冒滥”，“提倡大法之政策，则历朝不变”130，宜乎孝文帝以来寺僧恒有增加。

天平元年（534），北魏将领高欢（496—547）胁迫孝武帝元修（522—534年在位）西逃关中，另立元善见为帝，并迁都邺城（今河北省临漳西南），北魏遂分为东魏和西魏。西魏大统元年（535）建国，建德元年（572）为宇文觉所代，是为北周。东魏经孝静帝元善见一朝，天保元年（550）为高洋所代，史称北齐；北齐历七代共22年，557年为北周所灭。据法琳（571—639）《辩正论》记载，北齐文宣帝高洋（550—559年在位）晚年虽然残暴荒淫，但他早期是虔诚的佛教徒，天保初请僧稠禅师（482—560）授菩萨戒，又以昭玄大统法上（495—580）为戒师，“常布发于地，令师践之”，还“废鹰师曹为报德寺，所度僧尼八千余人”，“大起寺塔，度僧尼满于诸州”。131另一方面，他于天保六载（555）下《废李老道法诏》，谓：

法门不二，真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为本。祭酒道者，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仍有祇崇……朐脯斯甘，慈悲永隔；上异仁祠，下乖祭典。皆宜禁绝，不复遵事。132

因此，文宣帝在位“十年之中，佛法大盛”133。道宣说，北齐昭玄统法上“所部僧尼二百余万”，“四万余寺咸禀其风”。134考虑到北齐国土比北魏小得多，的确可以说是“佛法大盛”了。

同时，在慧远时代，与北朝毗邻的南朝梁（502—557）、陈（557—589）两朝的佛教，在历代皇帝的推动下也长盛不衰。135梁朝秉政最久的梁武帝萧衍（502—549年在位）是历史上最为虔诚的皇帝佛教徒之一，他原来崇奉道教，但“初登大宝，即备斯事，日唯一食，永绝辛膻”，天监三年（504）四月八日（佛诞节）并特下诏舍事李老道法，谓：

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习因善发，弃迷知返，今舍旧医，归凭正觉。愿使未来世中，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含识，同共成佛。宁在正法之中长沦恶道，不乐依老子道暂得升天。136

据称，“于时帝与道俗二万人，于重云殿重阁上手书此文，发菩提心”137。后武帝不计九五之尊，四次舍身佛寺“为奴”138。敕造大爱敬寺、智度寺、新林寺、法王寺、仙窟寺、萧帝寺、解脱寺、同行寺、劝善寺、开善寺、同泰寺139，并敕名僧僧祐（445—518）续成剡溪弥勒佛大石像140。又制《断杀绝宗庙牺牲诏》《断酒肉文》《净业赋》光扬佛化之业141，“令其王侯子弟皆受佛诫，有事佛精苦者，辄加以菩萨之号”142。梁武帝自己亦不愧是“皇帝菩萨”143，“盖其弘法，似阿输迦，而且或以之自比也”144。在他的尽力倡导下，有梁一代共有寺2846所、僧尼84270余人。145依梁朝1800万至2100万总人口计算146，僧尼约占总人口的千分之四，也颇为可观。

梁末侯景（？—552）等人叛乱，生灵涂炭，佛教亦无能幸免，《舆地图》云：“都下旧有七百余寺，属侯景作乱，焚烧荡尽。”147逮于陈代（557—589）148，诸帝屡经修建，至陈末有寺1232所、僧尼32000人，始稍有起色149。

庄严的寺院、麇集的僧众、虔信的缁素、频繁的法会，固可体现一时代佛教之兴旺，但如果仅止于此，则此种兴旺只能说是世间善业和福德，它可以改善人的道德品质，也可以增进人际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但不能引人得到解脱。必须同时导以佛学第一义谛的研求，施以解行相应的正道，此种善业福德方可成为助人解脱的增上缘，而佛教方可说得上真正的兴盛。

笔者说慧远时代的中国佛教很兴盛，恰恰因为此时的佛教主流并不停留于追亡荐福、周穷济乏等福德事业的层面，同时非常重视佛经的翻译、经义的讲疏和禅观的修习。150

二、传译隆盛

佛经传译方面，慧远出生之前，已有一部分在南北朝佛教义学以及慧远的佛学思想中发挥重要影响的佛典被迻译过来。经有阿含部的《中阿含经》（僧伽提婆，397）、《增一阿含经》（僧伽提婆，397）、《长阿含经》（佛陀耶舍，413）、《杂阿含经》（求那跋陀罗，435—468）、《央崛魔罗经》（求那跋陀罗，435—468）；般若部的《般若道行品经》（支娄迦谶，178—189）、《小品般若经》（鸠摩罗什，408，为前本异译）、《光赞般若经》（竺法护，286）、《放光般若经》（竺叔兰共无叉罗，291—299）、《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鸠摩罗什，403—404，为前两本异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鸠摩罗什，402）；法华部的《正法华经》（竺法护，286）、《妙法莲华经》（鸠摩罗什，406，为前本异译）、《大法鼓经》（求那跋陀罗，435—468）；华严部的《大方广佛华严经》（佛陀跋陀罗，418—421）；涅槃部的《大般泥洹经》（法显，417）、《大般涅槃经》（昙无谶，414—421）、《胜鬘狮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求那跋陀罗，436）；经集部的《维摩诘经》（支谦，222—253）、《维摩诘所说经》（鸠摩罗什，406，为前本异译），《金光明经》（昙无谶，414—426）、《大方广如来藏经》（佛陀跋陀罗，420）、《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求那跋陀罗，463）；宝积部的《无量寿经》（康僧铠，252）、《阿弥陀经》（鸠摩罗什，402）、《观无量寿经》（畺良耶舍，424—442）。律有《四分律》（佛陀耶舍，408—413）、《十诵律》（鸠摩罗什，404）、《摩诃僧祗律》（佛陀跋陀罗，416），《优婆塞戒经》（426）、《菩萨戒本》（414—426，此前为昙无谶译），《五分律》（佛陀什、竺道生，423—424）。论有说一切有部的《阿毗昙八犍度论》（383）、《阿毗昙心论》（391，此前为僧伽提婆译）、《鞞婆沙论》（僧伽跋澄，383）、《杂阿毗昙心论》（僧伽跋摩，433—442）、《阿毗昙毗婆沙论》（浮陀跋摩共道泰，437—439）；经部的《成实论》（鸠摩罗什，411—412）；中观学的《大智度论》（402—405）、《百论》（404）、《十二门论》（408）、《中论》（409）、《十住毗婆沙论》（402—413，此前为鸠摩罗什译）；唯识学的《菩萨地持经》（昙无谶，414—426，相当于《瑜伽师地论》的菩萨地部分） 。151

但是，慧远时代的佛教学僧竞相研究的另一些佛典如《十地经论》等，要到6世纪才能陆续译介出来。南北朝时期，佛教译业不减前朝，据《开元释教录》记载，自东晋建武元年（317）至元熙二年（420）的103年间，东晋、前梁和三秦五国共有译经家29人，译出佛典337部1405卷；自刘宋永初元年（420）至祯明三年（589）的169年间，八个朝代共有译经家67人，译出佛典750部1750卷。152隋文帝开国至开皇十七年前（581—597），隋朝又译出新经及旧本合75部462卷。153

在慧远时代的译籍中，北魏的菩提流支和梁陈之际的真谛两位三藏的译籍特别重要，他们大量译出唯识学和如来藏学的典籍，为中国佛学打开了新的视野，激发了义学僧人们巨大的研习热情，当时的地论学、俱舍学和摄论学就是在其译籍的基础上形成的。当时的重要译籍，经有般若部的《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曼陀罗仙，503），经集部的《无上依经》（真谛，557）、《正法念处经》（瞿昙般若流支，539）、《深密解脱经》（514）、《入楞伽经》（513）、《不增不减经》（此前为菩提流支译），论有瑜伽部的《解脱道论》（僧伽婆罗，515）、《摄大乘论》（佛陀扇多，531）、《决定藏论》、《大乘起信论》154（真谛，553）、《摄大乘论》（563，为佛陀扇多本的异译）、《〈摄大乘论〉释》（563）、《佛性论》、《中边分别论》、《显识论》、《如实论》、《转识论》、《唯识论》、《三无性论》、《无相思尘论》、《阿毗达磨俱舍释论》（563）、《立世阿毗昙论》、《四谛论》、《随相论》、《解卷论》（此前为真谛译）、《究竟一乘宝性论》（勒那摩提）、《顺中论》（瞿昙般若流支，516—543），释经论部的《〈十地经〉论》（菩提流支，508—512）、《〈涅槃经〉本有今无偈论》（550）、《〈涅槃经〉论》（达磨菩提）、《阿毗昙心论经》（那连提黎耶舍，556—558）。这些佛典都直接塑造了慧远的思想系统。

三、讲疏繁富

陈寅恪先生（1890—1969）论及南北朝佛教时曾说：“其时神州政治，虽为纷争之局，而思想自由，才智之士亦众。佛教输入，各方面皆备，不同后来之拘守一家一宗之说者。”155对佛教而言，的确如此。当时，从北朝到南朝，从出家众到在家众，从王官到士庶，举凡信佛者，大多热衷于佛学经义的论究。在北朝，孝文帝“善谈老庄，尤精释义”156，并诏令僧众安居讲学佛法；宣武帝亦“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沙门条录为《内起居》焉”157。元魏一朝举国弘讲之盛，竟至于禅宗初祖菩提达摩（约470—530年间生活于北魏）和二祖惠可（约生活于490—580年间）推行其禅法皆屡遇遭违缘。158北朝的这种“合国盛弘讲授”的风气，起码到北齐文宣帝时代（550—559）也未稍减其势。159

南朝犹有甚焉。而其中提倡义学最力者，莫过于南齐时执政的竟陵王萧子良（460—494）和梁朝的梁武帝。萧子良常召大德高士讲授佛法160，自著《〈遗教经〉注》《〈维摩〉义略》《杂义记》等佛学著作，抄写《维摩》《法华》《华严》等经，僧祐称誉他“苞括儒训，洞镜释典，空有双该，内外咸照”161。梁武帝曾寓竟陵王幕府，早预佛教讲肆，代齐称帝后，广制经疏，频繁弘讲。据《梁书》卷三《武帝纪》下载，武帝“笃信正法，尤长释典，制《涅槃》《大品》《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听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162。

这一时期的佛学讲论中心，北朝有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邺城（在今河北省临漳县）、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益州（今四川省成都市），南朝有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扬都（今江苏省扬州市）、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市）和广州（今广东省广州市）。在这些中心，佛教学僧们以研习和弘传《华严》、《涅槃》、《大品》（《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楞伽》、《胜鬘》、《维摩》、《法华》、《阿弥陀》、《无量寿》、《观经》、《摄论》（《摄大乘论》）、《成实》（《成实论》）、《毗昙》163、《三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有时加上《大智度论》合称四论）、《俱舍》（《阿毗达磨俱舍论》）等经论为时尚，继续光扬已有的华严、三论、涅槃、法华、净土、毗昙、成实诸学，新开出了地论、摄论、俱舍等多家师说，呈现出诸家殊唱、章疏竞妍的繁盛局面。164

中国那时这样一个佛化的世界，为慧远成为“综贯包罗数百年间南北两朝诸家宗派学说异同之人”165准备了充分的思想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