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业的金针

《儒林外史》第四十九回，高翰林说：

老先生，“揣摩”二字，就是这举业的金针了。小弟乡试的那三篇拙作，没有一句话是杜撰，字字都是有来历的，所以才得侥幸。若是不知道揣摩，就是圣人也是不中的。那马先生讲了半生，讲的都是些不中的举业。他要晓得“揣摩”二字，如今也不知做到甚么官了！

场屋中的胜利者在得意洋洋地大谈胜利的秘诀，大谈“举业的金针”“揣摩”二字，嘲笑场屋中的失败者马二先生。吴敬梓的曾祖吴国对的飞黄腾达、青云直上，也是刻苦钻研八股的结果，即《移家赋》中所谓“常发愤而揣摩，遂遵道而得路”。同样的“揣摩”二字，作为“举业的金针”，在《移家赋》中得到热烈赞扬；而在《儒林外史》中却成了贬抑、讽刺的对象，由此可见吴敬梓前后的思想变化有多大。

高翰林固然是书里的反面人物，但他说“‘揣摩’二字，就是这举业的金针了”，却是没有说错。八股就是一要揣摩圣贤的口气，二要揣摩考官的嗜好，乃至于揣摩皇帝的嗜好。考官要看的主要就是这一点。揣摩圣贤口气的范本，便是朱熹的《四书集注》。郑燮何等豁达之人，他在给四弟的家书中也谆谆嘱咐：

今科若能入泮，固当揣摩先辈大家文。若不幸名落孙山，亦当改弦易辙，专心从事乡场制艺。（《范县署中覆四弟墨》）

揣摩的背后是对圣贤的崇拜，对经典的崇拜。圣贤已经发现了真理，而朱熹已经把圣贤的道理阐发得淋漓尽致，后人已经没有发现真理的任务，后人的任务只是理解、体会朱熹所阐释的真理。圣人诞生以前，世界是漫漫长夜；圣人出现以后，点亮了指路的明灯、前进的灯塔。凡民百姓和文人学子只要在圣人的指引下，奋勇前进就可以了。如果你对此还有所怀疑，那你的揣摩圣贤语气，又从何谈起！吴敬梓在书里借杜少卿之口说：“朱文公解经，自立一说，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而今丢了诸儒，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与朱子不相干。”杜少卿的意思很清楚，朱熹只是一家之言，不是绝对正确。朱熹自己也并没有自认为绝对正确，所以说“与朱子不相干”。可见吴敬梓的独立精神太强，这种精神和这种心态与揣摩所需要的心态是格格不入的。

我们不要小看了这“揣摩”二字，这正是应试教育的精髓。古代没有考试大纲，如果有的话，那考试大纲的精髓就是“揣摩”，“揣摩”是纲中之纲，其余都是目。小说第七回，范进赴京去参加会试，顺便拜谒座师周进，周进勉励了高足一番，嘱咐他“只在寓静坐，揣摩精熟”。

应试的时候，“揣摩”是考试胜出的金针；入仕以后，“揣摩”又是为官的诀窍。只有认真地揣摩上司的旨意，揣摩皇帝的旨意，才能官运亨通。历史上的许多奸佞并不是饭桶，譬如唐朝的李林甫、北宋的蔡京、明朝的严嵩和魏忠贤、清朝的和珅，他们都曾经在“揣摩”二字上狠下功夫。“揣摩”是他们终身的功课，常学常新，永无止境。封建社会的各级官吏，都是对上司负责，对皇帝负责，而不是对百姓负责。封建社会没有民主的选举制度，他们的功名富贵是上司给的，是皇帝给的，也是随时可以被上司、皇帝收回去的，他们不对上司、皇帝负责，又对谁负责呢？只有在官吏真正由百姓选出，他们的权力真正由百姓所赋予的时候，他们才有可能对百姓负责。人民真正掌握了任命、评价和罢免官吏的权力，官吏才有可能成为人民的公仆。完全靠说教是没有用的。榜样的力量不是无穷的，而是很有限的，一个两个清官改变不了满世界的腐败。杜少卿的父亲“中个进士，做一任太守，已经是个呆子了：做官的时候，全不晓得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图着百姓说好；又逐日讲那些‘敦孝弟，劝农桑’的呆话。这些话，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辞藻，他竟拿着当了真，惹的上司不喜欢，把个官弄掉了”。杜少卿父亲的“呆”，就是不明白“揣摩”，就是把儒家经典里的话“当了真”，不知道那些话都是骗人的，只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揣摩”作为一种为官之道，并不是从八股文开始的。我们看《战国策》里那些策士的言论，与其说他们善于言辞，不如说他们善于揣摩君主的心理更为恰当。像《战国策》里《触龙说赵太后》这样的名篇，不是揣摩之作的范例吗？而韩非的《说难》正是揣摩之术的理论总结。“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文章一开头就尖锐地指出，游说之难在揣摩之难，所谓“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韩非在文章中不厌其详地分析了各种各样的情况：“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结论是：窥探颜色，揣摩其意，避其所忌，投其所好。由此可见，揣摩也是一种“登龙术”。

“揣摩”不但是举业的金针、为官的诀窍，而且是为学的窍门。学而优则仕，“优”的标准就是会不会“揣摩”。经史子集之中，经的数量最少，可是，经居四部之首，最受统治者重视。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经学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经学从整体上看，就是一种揣摩之学。经学的基本形式就是注释，注释不是纯客观的，是带着圣贤崇拜、经典崇拜的思维活动。人们常常以为今文学家是迎合人主的御用学者，古文学家则不然；其实古文学家也是一样。贾逵为了替《左传》争地位，便说《左传》“同《公羊》者什七八”，说《左传》能够证明刘氏为尧后，汉为火德，皆与图谶相符合，而今文《五经》家却不能。即便是历史上那些非常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家，他们的见解也常常要通过注释经典的形式发表出来。王弼的《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向秀、郭象的《庄子注》，朱熹的《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周易本义》，王夫之的《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还有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都是这样的著作。揣摩之道没有能够完全束缚住他们的创见，但影响了他们发表创见的形式。

应试之道也好，为官之道也好，为学之道也好，“揣摩”就是抛弃自己的独立思想、独立见解，就是不要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而要去迎合圣贤的思想、上司的思想、皇帝的思想。久而久之，也就磨灭了独立的思维，丧失了创造的精神，失去了表里如一的作风，培养出一种唯唯诺诺的奴性。没有真诚，没有信仰，没有理想，剩下的只有对功名富贵的欲望。八股虽然早在光绪末年就已经寿终正寝，但是，“揣摩”的精神却依然阴魂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