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贵有自知之明

鲁翰林是八股的既得利益者，他之吹捧八股自在情理之中。在鲁编修的眼里，只有八股是真学问，若是说八股如何好，倒也罢了。可他偏要说八股好了，诗赋自然就好；八股不好，别的自然也不会好，所谓“野狐禅、邪魔外道！”八股通了，一通百通；八股不通，一切等于零。简直是八股拜物教！并非鲁翰林个人持有这种观点，相当一批科场上的胜利者都持有类似的观点。例如康熙时期的诗坛领袖王士祯便在《池北偶谈》卷一三中说：“予尝见一布衣有诗名者，其诗多有格格不达，以问汪纯翁编修，云：‘此君坐未尝解为时文故耳。’时文虽无与诗、古文，然不解八股，即理路终不分明。近见王恽《玉堂嘉话》一条：‘鹿庵先生曰：作文当从科举中来。不然，则汗漫披猖，是出入不由户也。’亦与此意同。”王士祯显然也很欣赏这种观点。

鲁编修、高侍读之流，把八股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知道，自身的价值和八股的价值已难以分割，贬低八股也就等于贬低了自己。既得利益之所在，所以就拼命地吹捧八股。

事实上，很多八股大家的内心深处并不看重八股。他们很清醒，知道八股不过是一块敲门砖。袁枚曾经“以制举文震海内”，后来与人谈及，“即歉然以少年刊布流传为悔”。他在《随园诗话》卷一二中引录了吴江布衣徐灵胎嘲笑八股的一篇《刺时文》：

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孤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最令人寻味的是方苞。乾隆元年，他“钦奉圣谕”，“精选前朝及国朝制义，以为主司之绳尺、群士之矩矱”。方苞“校录有明制义四百八十六篇，国朝制义二百九十七篇”进呈御览，还写了一篇堂皇的《进四书文选表》大肆鼓吹八股，俨然是全国八股文的权威。可是，他私下里又时常表示自己看不起时文：

时文之于文，尤术之浅者也，而其盛行于世者，如唐顺之、归有光、金声，窃其志，亦不欲以时文自名。（《杨千木文稿序》）

时文尤术之浅者。……夫时文者，科举之士所用以弁荣利也。（《储礼执文稿序》）

有人因此而劝他放弃时文，他辩解说：

而余援经自治，用时文为号以召生徒，故不能弃去以减耗其日力，而两者皆久而无成。（《刘巽五文稿序》）

在《何景桓遗文序》中，方苞猛攻科举：

害教化败人材者无过于科举，而制义则又甚焉。盖自科举兴，而出入于其间者，非汲汲于利则汲汲于名者也。

他在给友人熊艺成的信中又说：

世之人材败于科举，千余岁矣，而时文则尤甚焉。（《与熊艺成书》）

他在信尾特意叮嘱说：“仆与足下非一日之好，故敢发其狂言，幸勿以示外人！”为何怕人知道呢？因为他在乾隆面前讲的是另一套：“韩宗伯制义，本朝推为大家，操觚之士，至今家置一编”；可是，《柳南随笔》卷二却记载着他这样的话：“汝辈第知我时文耳，然他日之可传者，在古文而不在时文也。”非常有自知之明。明清的文人，在编辑自己文集的时候，往往将所作的举业一概删去。

方苞这样保守的程朱信徒、袁枚这样思想比较开明的自由派，他们内心深处都十分鄙视八股。可是，他们凭借八股得了功名，理智上知其无用，感情上难以割舍，加上在政治上拥护清朝的统治，所以，他们对八股的批判就相当有限。袁枚少年得志，二十三岁中举，二十四岁及第，自己承认“不喜时文，而平生颇得其力”。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坦率地说：

时文之病天下久矣，欲焚之者，岂独君子哉。虽然，如仆者焚之可耳；吾子固不可也，仆科第早，又无衡鉴之任，能决弃之，幸也。足下未成进士，不可弃时文。有亲在，不可不成进士。……以至难之术，而就至狭之境，士之低首降心，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势也。势非圣贤豪杰之所能免也。……仆劝吾子勿绝时文，乃正所以深绝之也。（《答袁惠孝廉书》）

而方苞更是八股大家，借此扩大了自己的影响。所以，袁枚、方苞等人对八股科举的批判，与吴敬梓无法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