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对马基雅维利的评价
在西方思想史上很长的一段时间，马基雅维利都是一个不道德的形象，因为他公然教授人们政治应该是邪恶的，应该要不忌讳任何道德的尺度，来采取各种各样能够带来实际政治成效的行为。英国一个重要的思想家以赛亚·伯林[10]，前些年去世了。他是一个犹太人，长期在牛津大学任教，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读他的一部文集《反潮流》（Against the Current），现在有很好的译本。《反潮流》的第一篇论文就是讨论马基雅维利的，那篇文章叫作《马基雅维利的原创性》。人们对于马基雅维利历来有着各种各样的解说，伯林这样的一个重要人物是怎么来看待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史意义，来看待他的原创性的呢？
伯林的大概意思是说，西方思想从柏拉图以来，一直就有一个“一元论的传统”。伯林心目当中的一元论，指的是这么一种思想倾向：人世间值得人们追求、向往的各种美好的价值，它们最终都是连为一体的，都是相容的；我们在达到一个美好的价值的时候，距离其他美好的价值也就更近了。现实人生社会中，各种问题总是相互关联，一个根本问题的解决，将会导致别的问题终归可以得到解决。
比如说在《理想国》里面，一旦我们在一个政治共同体里面实现正义，每个个体就都能够获得他所能够达到的最美好的生活，最美好的生活和最美好的政治共同体的构成方式等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所有的问题都有一个终极的答案，一旦找到这个终极的答案，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可以说，这样的思维模式不仅是在西方，在其他的文化传统里面也并不陌生。伯林的最重要的这本文集名为“反潮流”，他反的是什么潮流？就是这样一种一元论的潮流，一种肇始于柏拉图，在启蒙运动中得以发扬光大，在现代思想中叱咤风云的一元论的潮流。
在他看来，西方的思想史上也有另外一种传统——“多元论的传统”，这也是他本人所同情、所赞同的一种传统。这种传统的基本立场是：人们所向往的、所需要的、认为美好的、值得追求的价值是多种多样的，而多种多样的美好价值之间，并不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并不是说距离一个美好的价值更近的时候，其他美好的价值也会随之而来。相反的，人们同时向往着的美好价值之间，可能存在着激烈的冲突。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我们中国人爱用“环肥燕瘦”这样的成语来说明我们对不同的女性美的鉴赏，可“环肥”和“燕瘦”二者是不能够相容的。又比如说，真、善、美之间是不是彼此相容的？在柏拉图那里，这一点没有疑问，因为柏拉图所继承的苏格拉底的教导就是，知识和道德是统一的，你真的知道、你真的了解，那么你最后就真的能成就最美好的德行。然而在别的人看来，也许情况会是不一样的，歌德就曾经有过类似的话，大概意思是说一个东西之所以为真，就恰恰因为它不美；一个东西之所以为美，就因为它不善。我们可以想想后来的现代主义诗人波德莱尔的那部著名诗集——《恶之花》，美是建立在道德的邪恶基础上的。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同时向往着很多东西，同时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值得我们追求的美好的价值，然而这些东西中间，有可能会发生致命的冲突，它们之间可能不相容。就最世俗的、最实用的层面来说，比如我们仿佛已经离不开现代的交通工具、通信工具所带来的便利，但是，我又听到过不止一个人感慨，在现代化条件下不可能做出莫扎特那样的曲子来，那是一个人坐在当时连贯欧洲主要城市的邮车里面，慢悠悠地好几个星期才能从一个城市到达另外一个城市的情境下，也只有在那样一种情境下，才可能产生出那样一种风格的音乐来。
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明这个问题。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不断地讨论悲剧是什么。通常总会有人觉得，恶的东西战胜了善的东西，黑暗的东西战胜了光明的东西，这就构成了悲剧。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悲剧是能够借助于引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之情来使人们的灵魂得到净化的那种艺术形式，鲁迅也说过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然而，也许另外的看法可以给我们更深的印象，比如《红楼梦》，它无疑是一部杰出的悲剧，这部杰出的悲剧表现的是什么？是同样美好的东西之间，人们最后必须做出抉择；或者说同样美好的东西、值得人们向往的东西之间，最后居然注定了要发生两者不能够俱存的致命的冲突。
人们所向往的美好生活，人们所希望肯定的道德观念之间，也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冲突的。比如一个人刚健有为，充满了进取心，充满了对于这个世界的好奇，充满了改变这个世界的愿望等等，这在我们看来是非常之可取的一种品格。但是我们还可以同时欣赏另外一种品格，那就是强调谦卑，强调同情，强调爱，强调柔弱、宽恕、怜悯，强调无条件地爱所有的人，甚至包括你的仇敌。这样两种道德体系，我们无论更赞同其中哪一种，都会认为完整、忠实地体现了另外一种道德体系的人也仍然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仍然让我们感到了一种道德力量的召唤。
伯林的《马基雅维利的原创性》这篇文章里面所揭示的，或者说他心目当中的马基雅维利的意义在于什么？那就是马基雅维利不自觉地然而却尖锐地标示出了不同的道德观、不同的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一方面，可能是类似于古罗马共和时期的那样一种道德——爱国、勇猛、尚武、刚健有为、公共精神；另一方面，从中世纪以来，直到那个时代还在社会当中具有莫大影响力的基督教的传统道德——谦卑、同情、仁爱、怜悯、宽恕等。这样两种道德体系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冲突。我们不能够设想同一个人的身上体现出这种道德体系的时候，还可能同时是另一种道德体系的完美实践者。而这两者至今，至少在西方之外的我们的文化传统这样一种立场看来，也仍然是同样值得我们尊重的。在伯林看来，马基雅维利就不期然地体现了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道德体系之间的冲突。
从伯林对马基雅维利的这个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代思想里面的一些论争，所以我们稍微做了这样一点解说。我曾经推荐大家去看写得非常早但还是非常之精彩的一本书，就是达·芬奇的传记《诸神复活》。《诸神复活》里面，你也能够清楚地感受到不同的道德体系、不同的人生理想之间所产生的那种冲突。而这些不同的人生理想和价值体系，在我们看来，至少都是值得敬重的，并不是谁比谁就明显地更加可取。或者说异教的道德、古罗马的道德和基督教道德之间的这样一种冲突，在达·芬奇的身上，在马基雅维利的身上，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来。
我们讲马基雅维利的时候，侧重谈到对于人性的基本预设在古今中外的政治思想和社会理论中经常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成为其或明或暗的前提。我们举了中国先秦各家的一些例子，甚至还举了当代的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但是任何理论，都不能够完全涵盖现实生活，就像歌德爱引用的德国的古老名言：“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我们经常说，理论应该和实际相结合。理论既然要和实际相结合，就说明它永远不是实际，否则就用不着结合。理论总是片面的，总是把现实中无比丰富的各种因素抽取出一部分，加以分析、考量、排比和综合。我们不可能要求任何理论涵盖一切。比如有一种理论向我们解释说，花是植物的生殖器官，那么我们就不能要求这同一种理论能够向我们解释，夏天的最后一朵玫瑰在人们内心当中引起的那种“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喟，它不可能完成所有的任务。也就是说，理论有所偏重，有所欠缺，这是必然的。
但是，一个特定领域的理论，我们要求在它力图解释的范围内应该尽可能地健全，应该尽可能地解释它所要试图说明的现象，这应该并不过分。
由这点出发，我们也可以对马基雅维利乃至于对中国先秦的法家做一些评论。法家和马基雅维利对于人性都有相近的假设，那就是人性的基本原则就是趋利避害，完全是以利害考虑作为自己行为和选择的唯一准则。在他们看来，人性是恶的，或者对于他们来说，人性的现实就是这种冷冰冰的功利的考虑在支配着人们的作为。
我们如果要对它提出一些批评的话，可以说，这样对于人性的考察是不够健全的。一方面，的确如韩非子和马基雅维利都看到的，人性在很多时候表现为趋利避害。但是另一方面，也还有那么一些时候，单纯的利害关系并不能够解释人的行为；还有那么一些时候，人的行为会远远地超出利害的考虑之外。如果人性单单是趋利避害的，那么，威胁利诱、赏罚二柄就会是最成功的统治术，会是任何希望利用人性的弱点来施行统治的统治者的不二法门。
然而现实不是这样，老子就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会有这样的时候，老百姓连死都不怕了，你怎么还用死来强迫他？会有很多时候，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在人类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和举动当中，即使日常生活当中表现得平庸无奇、再普通不过的人，也会表现出高贵的那一面来，也会表现为超出单纯的利害考虑来抉择，来做出种种壮举。随便举两个例子。
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转折点，一开始战争呈现胶着状态，双方都意识到这是决定战争命运的重大关头，那个城市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绞肉机。苏军一方在战争最惨烈的时候，每天投入数万人，所有的人几乎都可以肯定自己只要上了前线，毫无疑问就要断送生命。但还是有那么多人无畏地投入这样的战斗中。这个时候如果完全用利害的选择、功利的考虑来解释他们的行动，大概就说不通了。因为对于人来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死亡，对于最确定无疑的死亡前景来说，还有什么比它更可怕的呢？但是，人们在某种理想、在某种道德原则的面前，连死亡都变得退居其次了，都不是最重要的了。这就是孟子说的：“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
又比如好些年前曾经影响很大的电影——《泰坦尼克号》。我们都知道“泰坦尼克号”是真有其事的，哈佛大学有九十多个图书馆，其中一个著名的威德纳图书馆（Widner Library），这个图书馆就是一个年轻的学生在泰坦尼克号上遇难了，他们家非常富有，他的母亲后来就捐了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电影中很多地方当然是艺术虚构，但有一些地方是真实的。比如在最后面临生死选择的关头，很多人把求生的机会让给了妇女和儿童，又比如船最后缓缓地沉进冰水，所有还留在船上的人都确定无疑地将会死亡，那几名弦乐手还在平静地演奏，平静地迎接死亡，这也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这些人和那个时代街头的普通美国人、欧洲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那个时刻，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可以说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利害考虑层面。
我们可以引用大思想家、大数学家帕斯卡的一句话：“人既非天使，又非禽兽。”“neither angel，nor beast”是帕斯卡在《思想录》里面的一句名言，他的意思是说，人不像天使那么高贵，充满了神性；但是也没有禽兽那么卑贱。清华图书馆里可以找到一本书，就是用这句英文来作为书名的，是关于帕斯卡的传记。[11]
用清华的前辈学者何兆武先生的话，也可以说，人既是天使，也是禽兽。他可以表现得像天使一样高贵，甚至表现出他光辉的神性来，即使是普通人，在特定的场合下也会展现出让人感动的神性；他又是禽兽，或者像我们中国历来的骂人话——“禽兽不如”。这些不同的层面，是人性里面都具有的，而且也是过往的人们——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历史上——在各个重大的历史关头，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呈现出来的。
而一种社会政治理论，如果它把对于整个社会或者整个人类政治的构想奠定在一个过于狭隘的基础上，可以说，它对人性的观察就是不健全的，因而就是有重大缺陷的。从这个角度，也可以对马基雅维利或者韩非子来提出批评。
我们都知道，法家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非常成功。战国末期，秦国采用了法家思想，确实非常迅速高效地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任务；但是秦朝并没有像秦始皇所期待的那样，二世、三世……千秋万世，绵绵不绝，而是二世而亡，天下又土崩瓦解了。可以说，秦朝的成功是法家的成功，以严刑峻法、以各种束缚普通百姓的权术来进行统治，可以在短期内取得很大的成功。但是，秦朝的迅速失败，也表明了法家的失败。
人终究不只是一个趋利避害的人，不是用赏罚、用威胁利诱就能够完全掌控的驯服工具。这也是中西政治传统里面，值得我们一再回味的现象。
[1] 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
[2] 引自帕斯卡《思想录》（何兆武译）。
[3]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的原文：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4] 吉洛拉谟·萨伏那洛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意大利宗教改革家，佛罗伦萨神权共和国领导者。
[5] 切萨雷·波吉亚（Cesare Borgia，1475—1507），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瓦伦蒂诺公爵。
[6] 出自《孟子·公孙丑》。
[7]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哲学家、作家，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著有《国富论》《道德情操论》。
[8] 出自《韩非子·六反》。
[9] 典出《韩非子·扬权》。
[10]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
[11] 《既非天使又非禽兽：帕斯卡的生平与创作》（Neither Angel Nor Beast： The Life and Work of Blaise Pascal），作者为Coleman, Francis X. 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