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3　“中国制造”升级前期研究的总结与评析

第一，在转型升级的必要性上，认为“中国制造”依赖粗放型增长方式和劳动力成本优势，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随着传统比较优势式微、环境压力加大，原发展路径难以为继，需要转型升级。对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依赖、环境污染和能耗等问题，其根源在于生产效率低。关于现有困境的描述虽然已经指向“效率低”的核心问题，但是并未从根本上阐明导致效率低的原因。导致低效率的生产组织方式、制度背景、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等深层次问题有待深入阐释。未能阐明发展困境的本质在于低收入阶段形成的既有生产方式难以突破。虽然已经注意到整体国民经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对制造业发展路径必然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对制造业困境的研究依然集中于相对孤立的制造业范围，未能将制造业发展内置于整体国民经济“生产—分配—消费”格局中考察整体国民经济发展方式落后和经济结构失调与制造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必然联系。

第二，在转型升级目标和方向上，认为技术进步和竞争力提升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中将“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目标界定为从价值链低端向高端的攀升，即价值链升级。将技术进步、竞争力提升和产品附加值提高作为目标，体现了对“效率低”现状和效率提升主题的清醒认识，并使用外部性、技术外溢、新增长理论和竞争优势等经济学理论，对这一目标进行了较为清晰的理论解释。然而由于缺乏“技术—制度”一体的尝试剖析，对技术进步和竞争力提升的认识往往局限于制造业的技术范围，对于制度变革、组织方式优化和生产方式转型的解析较少。同时，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运用相对较浅，虽然存在部分一般均衡模型的解释，但模型设计主要针对计量检验，价值理论与分配理论相统一的一体化的经济学基础理论运用较少，从整体国民经济“生产—分配—消费”一体性视角考察转型升级目标的研究相对较少，将目标上升到整体国民经济“转方式、调结构”的深度解析相对较少。

第三，在转型升级的战略路径和策略设计上，以价值链和“微笑曲线”为基础，以不同比较优势对应不同的产品或生产环节，基于不同优势选择全球价值链上不同产品（或环节），以及培育高端比较优势成为升级路径研究的主导方向。以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为基础，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参与那些能够发挥优势的专业领域，体现了清晰的战略研究和博弈分析思路。然而既有研究也存在两个明显的局限：①受“微笑曲线”影响将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粗线条地划分为“研发—制造—营销”三个阶段，其对应的比较优势主要关注“技术—劳动—品牌”，纳入研究视野的比较优势与升级路径相对较少。②直接将比较优势对应不同产品，容易形成不同比较优势之间分离对立的“离散性”，从一种优势向另一种优势的转变，对应从一种产品（环节）向另一种产品的攀跃。这两方面局限导致现有的策略研究虽然能够揭示“中国制造”在中等收入阶段的“比较优势断档”风险，但是难以给出填补“比较优势断档”的“新优势”或“过渡比较优势”。

第四，在转型升级的手段上，自主性研究开发（R&D）、引进技术的外溢以及产业间的融合支撑是重要手段，外商直接投资（FDI）、产业集群和生产性服务业成为技术扩散、技术外溢和产业融合的载体与平台。将R&D、FDI和生产性服务业纳入转型升级的条件和手段研究，表明已有的研究已经能够把握到影响制造业效率水平的具体因素。然而多数文献集中于讨论上述因素与制造业效率的相关性，而关于具体的作用机制、具体手段的实施缺乏深入讨论。同时，将制造业转型升级纳入整体国民经济“转方式、调结构”层面的整体性研究相对较少，关于各种升级手段的协调与配合的研究有待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