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关于“中国制造”升级的前期研究
2.1.1 关于“中国制造”升级的基本问题研究
（1）“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研究
在波特（1990）(1)钻石模型基础上，以世界经济论坛（WEF）和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的国际竞争力评估为参照，国内学者非常重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研究。其中，产业集群竞争力受到广泛关注。Tichy（1998）提出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cluster life-cycles）。Ahuja （2000）(2)将产业集群视为网络体系。Krtke Stefan（2002）(3)和Tracey等（2003）(4)认为网络密度（density）、集聚力（cohesion）、集中化（centralization）和基础设施质量（infrastructure）构成集群竞争力。Pekka （2004）(5)强调了集群在提高生产率和创新绩效方面的作用。在国内，任若恩（1998）(6)和陈立敏等（2004）(7)就“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评价和实证研究。其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国际比较和量化测评（黄先海，2006(8)；张其仔，2003(9)；赵彦云等，2005(10)；金碚等，2007(11)）。赵彦云(12)等（2012）结合美国“再工业化”背景，比较了中美两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向一波等（2013）(13)和邵慰（2015）(14)研究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竞争力及其提高策略。
（2）“中国制造”空间集聚和产业集群的研究
“中国制造”的发展具有典型的集群化特征，从空间集聚和产业集群的角度关注制造业发展的学者相对较多。早期关于产业集聚的研究，借鉴马歇尔（Marshall, 1890）(15)外部性理论和韦伯（Weber, 1909）工业区位论研究制造业集聚。随着新经济地理学的出现，以Krugman（1991(16)，1995(17)）和Fujita（1999）(18)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兴起，以规模经济为核心的空间集聚模型成为研究制造业集聚的主流理论，Martin和Ottaviano（1999）(19)、Baldwin（1999(20)，2000(21)，2001(22)）等学者构建了空间集聚的动态模型，波特（Porter, 1990）(23)以竞争力和价值链理论分析了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Schmitz（1999）(24)以“集体效率”（collective efficiency）概括产业集群对制造业升级的推动作用。在国内，罗勇和曹丽莉（2005）对制造业的集聚程度和变动趋势进行实证研究，李凯和李世杰（2004）(25)就装备制造业的集群网络进行了系统研究，杨丹萍等（2011）(26)分析了中国15个制造业部门产业集聚与国际竞争力的相关性，王燕等（2012）(27)分析了空间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谢子远等（2014）(28)分析了同质集聚和异质集聚对“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的影响，邵明伟等（2015）(29)分析了税赋水平与制造业空间集聚的关系。
（3）“中国制造”研究开发（R&D）、外商直接投资（FDI）与技术外溢研究
“中国制造”的技术进步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主题。研究开发和技术扩散是制造业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新增长理论的技术内生性、技术外溢、研究开发、干中学效应和人力资本（阿罗，1962；罗默，1986，1987，1990；卢卡斯，1988(30)）成为相关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Caves （1974）(31)提出了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技术扩张效应，Koizumi和Kopecky（1980）(32)运用动态的资本流动模型解释了FDI的技术扩散，Young和Lan（1997）(33)分析了流向中国的FDI关联技术转移问题。在国内，李平等（1999，2006(34)，2011）和林毅夫（2004）分析了技术扩散和技术外溢效应；裴长洪（1998）(35)和江小涓（2002）(36)肯定了技术进步对“中国制造”竞争力的提升作用；沈坤荣和耿强（2001）分析了技术外溢对我国制造业内生增长的影响；王春法（2004）(37)也认为FDI的技术扩散促进了“中国制造”的技术进步；赖明勇等（2002，2005(38)）注意到国内制造业对技术扩散的“吸收能力”问题；张海洋（2005）(39)研究了R&D两面性，从技术吸收和技术扩散的角度分析了FDI技术扩散的局限性；李平等（2007）(40)具体探讨了“中国制造”自主创新的绩效问题。同时，吴延兵（2007）(41)分析了R&D对制造业生产率的推进作用；苏为华等（2010）(42)结合知识产权保护和国际贸易探讨了制造业的技术外溢问题；李燕等（2011）(43)结合FDI溢出区域间技术差距讨论了制造业技术差距；王华等（2012）(44)和余永泽（2012）(45)讨论了技术差距和技术外溢的“门槛”条件问题；李晓钟等（2014）(46)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讨论了研发投入和FDI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影响。
（4）产业融合、生产性服务业和“中国制造”发展研究
产业融合的目标是提升产业绩效（Banker, 1998）、提高产业竞争力（Bröring，Stefanie, 2004）。生产性服务业参与的产业融合是制造业升级研究的重要领域。Daniels（1985）(47)、Howells和Green（1986）(48)、Healey和Ilbery（1990）将为制造业等生产性企业提供R&D、金融信贷和仓储物流等服务的产业称为生产性服务业；Moulaert和Djellal（1995）对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的分布和功能分工进行了研究；Bailly（1995）分析了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对于区域间技术差异的影响；Naresh和Gary（2001）、Keeble和Nacham （2001）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在国内，郭跃进（1999）(49)论述了制造业的服务化趋势；郑吉昌等（2004）(50)、顾乃华等（2006）(51)、江静等（2007）(52)、冯泰文（2009）(53)、尚涛等（2009）(54)和张振刚等（2014）(55)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和效率提升的作用；杨仁发等（2011）(56)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的角度分析了制造业的升级。
（5）环境污染、资源消耗与“中国制造”发展研究
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成为制造业研究的热点。Fisher等（2004）(57)认为1996年以来中国能源绝对使用水平以及能源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能源价格上调、研发投入加大和企业所有制改革；Huang （1993）(58)和Sinton（1994）(59)分别使用Divisia指数法和Laspeyres指数法证实了技术进步可以降低能源使用强度；于峰等（2006）(60)指出绝大多数的环境污染来自经济规模的扩大，而生产率提高、环保技术创新与推广可以降低我国环境污染；张卫东等（2008）(61)分析了事后治理为主的环境政策的实施效果；谢家平等（2003）(62)建立了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成本分析模型，认为企业改进产品设计可以达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