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理性选择理论

农户是农地经营的主体，是农地流转中最基本的供给者和需求者，在对是否流转、以何种方式流转做出选择前，他们要对经济利益、家庭状况、社会文化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与判断，其最终决策及行为是否理性会对农地流转的进行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理性选择理论是农户农地流转研究的重要理论。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从个体行动者和法人行动者出发，整合宏观主义和微观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和阐述理性选择理论，成为理性选择理论最为杰出的代表。行动系统、行动结构、行动权利以及社会最优四组概念是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人们的理性行动总是在一定规范指导下的行动，因此，人们应当对社会规范展开彻底批判；理性选择理论不仅要分析个别行动者的行动，也要能够从微观分析上升到宏观分析。科尔曼的理论是建立在大量假设基础上的，而这些假设在现实条件中很难完全成立，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缺陷。为此，阿罗、西蒙等学者对完全理性理论进行了修正：阿罗首次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西蒙认为人们做出的选择并非以“最优”为标准，而是以“最满意”为标准的。

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是不可能达到完全理性的，因为农地流转是一种经济行为，更是一种社会行为。一方面，因为我国农地仍然具有较强的保障功能，所以农户对农地流转一般会有后顾之忧，即使流转后能获得很大的比较利益，也不愿把农地全部流转出去；另一方面，亲情或友情因素、个人性格因素、传统习俗因素、从众心理等也会影响到农地流转的进行。政府主导型农地流转对于农地流转的价格显化、契约规范化、交易非人格化具有显而易见的强化效应，政府介入能够稳定市场、提供交易信息、制定规范市场交易规则，节约交易成本，以契约关系取代“关系型人情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会克服农村“乡土社会”人情关系对于农地流转的负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