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言献策 为国分忧

当阿比盖尔成为“第一夫人”之时，她面临着资金和人手都不够的局面。即便如此，她还是主办了许多活动，加强政府官员之间的联系，力图弥补因党派造成的分歧。据她给姐姐玛丽的信中说，她每天的日程都很满，早上5点钟起床，先整理家务，继而接待来访的客人，有时还要张罗餐会招待各位政治领导人。虽然忙忙碌碌，但她乐在其中，并且说：“我开始感到有些游刃有余了，对待那些仪式性的工作也不再焦虑不安了。”7月4日是美国的独立日，按照华盛顿在位时的惯例，亚当斯夫妇在费城举行了庆祝招待会，参加人数超过了150人。招待会的开支将近500美元，主要由亚当斯夫妇承担。要知道华盛顿是来自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家产殷实，完全有能力支付宴请宾客的费用，而亚当斯并没有显赫的家世，由于常年出使在外忙于公务，也没有为家庭积累太多的财富。所幸阿比盖尔在亚当斯不在家时，精打细算积累下了不少财富。在迎来送往的招待活动中，亚当斯赢得了同僚的接受和认可，他所领导的政府也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不过，美国政坛表面的歌舞升平难掩业已出现的矛盾。在国内，亚当斯秉承亲英立场，反对民众一方独大，将构建平衡的政府作为追求的目标。杰斐逊则对法国模式推崇有加，他认为激进的法国大革命代表着民主发展的方向。同属联邦党人的汉密尔顿出于对华盛顿的情感而与亚当斯有明显的隔阂，在很多问题上与亚当斯背道而驰。在国外，《杰伊条约》的签订虽然给美国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但是法国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当时，新成立的法国督政府在对待美国的态度上含糊不清，有时甚至表现出敌视。随着形势的发展，法国政府对美国的态度逐渐变差，直至拒绝美国政府的使节查尔斯·平克尼进入该国，后者不得不退居荷兰等待指令。除了禁止外交使节进入该国，法国的军舰还在公海之上劫掠美国商船。法国政府的这种做法，对刚刚就任总统的亚当斯来说不啻为奇耻大辱。他很快就向美国国务院提交议案，商讨应对法国政府行径的措施，其中包括断绝与法国的贸易关系，甚至建议开始备战。

阿比盖尔坚定地站在亚当斯一边，她在写给姐姐玛丽的信中表示：“也许人们会认为这个国家希望发起毫无收获的战争……但是为了自卫，我们会被卷入战争，我们必须时刻准备着，这也是总统的意思……如果真的卷入战争，我们必须且应当带着同仇敌忾的情感坚定不移地勇敢面对。”在亚当斯的提名之下，埃尔布雷奇·格里、约翰·马歇尔连同早先的平克尼共同组成三人代表团出使法国。当格里启程去往法国时，亚当斯向他解释了之所以派出三人代表团，主要是为了向世界表明美国重视对法关系，试图以此来向法国示好。然尊重并非意味着无原则的妥协和让步，他对格里写道：“我真诚地希望此行能达成（美法之间的）和解，但这不能以国家信念和政府尊严为代价。”他还表示：“我真诚地希望与法国保持友好，但是如果他们执意要站在我国宪法和政府的对立面，恶意中伤友善者，那么，对于与他们缔结的条约，我就要仔细考虑了。”

三人带着亚当斯的嘱托相继渡过大西洋来到法国，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件却是他们始料未及的。当他们抵达巴黎后，法国外交部长塔列朗并未立刻接见他们，只是过了几天后才简短地与他们会面。此后，他安排了三个代理人会见美国特使（美国使节在外交密件中将他们称为X、Y、Z），并向美国索要高达25万美元的贿赂，又要求美国提供3200万荷兰弗罗林币（约合1200万美元）的巨额贷款，资助法国在欧洲的战争。作为继续谈判的条件，他们还要求亚当斯对他批评法国大革命的言论进行正式道歉。三位美国使节拒绝了这些带有侮辱性质的条件，并向亚当斯回函进行了详细汇报。这一后来被称为“X、Y、Z事件”的变故给美法关系一记重击。

以副总统杰斐逊为代表的民主共和党人出于党派成见和个人利益，竟然将危机的原因归咎于亚当斯对法国的态度。他们认为一直以来亚当斯对法国都缺乏好感，正是因为他在国会演说中发表了一番对法国的不当言论，才直接导致法国人肆无忌惮地向美国特使索贿，因此亚当斯必须对此负责。民主共和党人具有超强的宣传能力，为了达到目的，他们甚至不惜造谣和发动人身攻击。

当阿比盖尔知道一切之后，她一方面对法国的无礼行为感到愤慨，她说：“目前确凿无疑的是，法国蓄谋剥夺我们所珍视的一切，如宗教、自由、政府和财产，我们应当紧密联合起来。”另一方面她也谴责了民主共和党人的离心离德，认为他们是在走法国雅各宾派的老路。经过努力，美国的情况开始改观，阿比盖尔对此感到十分欣慰，她表示：“目前公众舆论正在快速发生改变，人们也认识到谁是权利和自由的坚定维护者，商人们已经着手举行集会感谢总统采取的强力措施……还有人说如果杰斐逊当总统，麦迪逊和伯尔担任特使的话，我们都会被卖给法国。”亚当斯的果断措施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民众的爱国热情也被唤起，阿比盖尔后来在给友人的信中自豪地表示：“我们已经目睹国家摆脱了压迫、专制，在各国之中脱颖而出，是唯一一个展现出自由前景的共和国。”

美国与法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让人感到战争似乎迫在眉睫，亚当斯也开始采取极端措施来应对紧急状态。1798年7月，美国通过了旨在限制言论自由的《客籍法》和《反颠覆法》，不仅将移民归化时间从5年提高至14年，并且授权总统驱逐任何他认为危险的外籍侨民。另外，任何唆使和煽动叛乱的人都将被判处罚款和监禁。这一措施具有极大的争议，遭到了以杰斐逊为代表的民主共和党人的反对。杰斐逊离开首都回到了蒙蒂塞洛，并且迅速起草了《肯塔基决议》，开启了州政府对联邦政府发起挑战的先例。麦迪逊也起草了《弗吉尼亚决议》，强烈谴责这种破坏民权的法案和联邦政府无视州权的行为。一时间亚当斯陷入了巨大的麻烦，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阿比盖尔坚定地站在亚当斯一边，也许因曾经是公共舆论的受害者，她对媒体毫无根据的言论深恶痛绝，尤其是在紧张的战争期间，因为这样只会削弱国内的团结。她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希望国家的法律严惩煽动叛乱者，包括发起毫无根据的诽谤言论的作家和报社记者，这是有益于国家和平与和谐的举措。当前，一定要对外侨实行严密细致的监控，《外籍法》通过之后这一切都会实现。”阿比盖尔的强硬言论招致了反对者的批评，他们讽刺地称她为“女王殿下”。反联邦党人的代表阿尔伯特·加勒廷对她不遗余力维护联邦党人的做法十分反感，他说，“她是夫人总统，但不是美国的……而是某个党派的”。还有人指责她利用影响力为亲朋好友谋取利益，这样的言论甚嚣尘上，给亚当斯夫妇带来了许多困难。当时阿比盖尔身染重病，回到了昆西，连续两个多月卧床不起。此前费城就在流行黄热病，由于缺乏有效的应对手段，3000多人不幸患病去世。亚当斯也匆忙结束了费城的事务，回到家乡，一方面陪同病重的阿比盖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逃离传染病的威胁，直到数月后阿比盖尔的病情好转，他才回到费城。

“X、Y、Z事件”使得美国举国上下同仇敌忾，民众的爱国之情高涨，准备与法国决战，战争如同弦上之箭，一触即发。然而作为总统的亚当斯此时仍然保持清醒的头脑，他明白战争并非美国的愿望，只要有一丝和平的希望就应该争取。因此他力排众议，在1799年2月18日宣布派遣美国驻海牙公使威廉·万斯·莫里出使法国。后来事态的发展也证实了亚当斯的判断，塔列朗给他来信表示，保证美国使节得到应得的礼遇，加之法国督政府的倒台，战争的威胁暂时消除。亚当斯在对法关系上的审时度势虽然让美国暂时避免了战争的危险，却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使连任的机会变得渺茫。杰斐逊和共和党人利用与法国的媾和把亚当斯塑造为一个懦夫的形象，而亚当斯所属的联邦党则在汉密尔顿的运作之下显得与总统貌合神离。亚当斯在写给尚在昆西养病的阿比盖尔的信中表示：“亚当斯夫人不在费城，他们（汉密尔顿为首的激进派）是多么遗憾啊，她真是一个好顾问。如果她在的话，莫里绝不会被提名，其使命也就无从谈起了。”显然，汉密尔顿将亚当斯视作政治上的对手，这给后者的连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