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唱妇随 政坛佳话

从1778年开始，亚当斯就去往欧洲协助富兰克林争取法国的援助，临走时还带上了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自此夫妻二人便远隔重洋，唯一的交流方式就是鸿雁传书。尽管难以忍受两地分居带来的痛苦，但是阿比盖尔在民族大义面前毫不含糊，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亚当斯于当年2月启程前往法国，阿比盖尔在5月的信中向亚当斯表示：“尽管日子艰难，战争残酷，我与最亲爱的人相隔茫茫大洋，但是我绝不拿祖国交换荣华富贵，今生只当美国人。”爱国之情，溢于言表。

当昆西·亚当斯年纪尚小的时候，阿比盖尔就教给他基本的伦理道德观念和为人处世的原则，这让昆西·亚当斯受益匪浅。当他随父前往法国的时候，他以母亲传授的知识为基础，努力学习新的学问，逐渐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为他日后的一番成就奠定了基础。他在巴黎给家中的弟弟写信，谈到了母亲阿比盖尔的影响：“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确信，你和我一样有着绝佳的机遇，因为我们都有一位杰出的母亲……”儿子的成功证明了自己平时言传身教的效果，因此阿比盖尔十分重视女性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尤其是将那些为国奉献的政治家们的思想传承下来，促进下一代的成长。

不仅如此，她还进一步探讨了女性的政治地位问题。时值亚当斯负责起草的《马萨诸塞州宪法》表决之际，阿比盖尔对自己不能参与投票表示了遗憾，并且表示，“只要美利坚的女儿们充满美德，她就不会被桎梏束缚”。虽然她后来一再主张女性应享有财产权和参政权，但是她并非鼓吹女性独立，摆脱男性的影响，而是呼吁男性承担起责任，为女性提供安全无虞的避风港，这样她们才能使得家庭稳定，事业发展。她的观点是，男性和女性各尽其职，共同营造和谐的氛围。只要有机会，阿比盖尔也必定亲力亲为，为美国的独立事业尽一份力。当时在马萨诸塞有不少保皇党人（也称托利党人），他们不愿意脱离英国，有的甚至还暗中破坏独立事业。在他们的影响之下，一些家庭主妇也随声附和，鼓吹妥协。为了回应这些女性的不实之词，马萨诸塞准备组织深明大义、人格高尚的女性代表人物来阐明道理，拨乱反正。1778年4月，位于坎布里奇的马萨诸塞法院任命了三名女性担此重任，她们是温斯罗普夫人、沃伦女士和阿比盖尔·亚当斯。此后，她借此机会在不同场合为美国的独立事业摇旗呐喊。

长期的分离终于告一段落，1784年6月，阿比盖尔带上女儿娜比从波士顿港口坐船前往欧洲，经过一个月艰难的海上航行，一家人终于团聚，他们定居于巴黎市郊的寓所。初到巴黎，阿比盖尔便随亚当斯出入各种社交场合，结识无数达官显贵。灯红酒绿的大都会生活不仅没有让她迷失，反倒促使她反思法国的社会现象。例如，法国宫廷的挥霍无度、贵族享有大量特权，这与美国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她在写给姐姐玛丽的信中说：“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将追逐时髦奉若神明，从上到下无一例外。”当时托马斯·杰斐逊也在法国，很快阿比盖尔与他也成了朋友。杰斐逊的睿智、优雅的举止和渊博的学识吸引了阿比盖尔，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对法国的态度上完全一致。杰斐逊和她欣赏法国悠久的历史、高雅的艺术和先进的科技，但是年轻的美国更让他们感到骄傲，因为没有法国社会的等级观念和贫富差距。

亚当斯一家在巴黎居留了8个月，后因为工作所需，杰斐逊接任富兰克林担任驻法国大使，亚当斯则被委任驻英国大使。亚当斯夫妇带领孩子前往英国，在那里度过了三年时光。英国的环境与法国类似，阿比盖尔接触到包括国王乔治三世在内的英国上流社会的代表人物，他们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让她感到不习惯，她也开始思考不同政治制度之间的差异。实际上，也许是受到亚当斯的影响，阿比盖尔对政治这一男性主宰的领域有浓厚的兴趣，也曾多次公开表达过对政治的看法。后来当亚当斯成为美国第二任总统之后，她在幕后提供了大量参考意见。这些真知灼见的形成可以说主要来自于在欧洲的见闻，以前她只是生活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等相对较小的地域范围内，到了欧洲才见识到各国的风俗与民情。她认为，无论采用何种体制，都不能建立在对下层民众的压迫之上，“当我一想到……（有的国家靠）千千万万的民众承担苛捐杂税来供养少数人浮华奢侈的生活，我就会对我们幸福的国度充满热情”。通过对比，阿比盖尔认识到拥有封建传统的欧洲社会与推崇民主自由的美国之间的巨大差异，更加坚定了她对美国道路的信心，这也是她共和思想的最初体现。

阿比盖尔在欧洲期间还见识了当时先进的科学技术，她参加了一些科学讲座，感受了欧洲发明创造的最新成果，例如电磁学等。在学习之余，她思考了女性教育的重要性，这是美国十分欠缺的领域。她在给侄女的信中感慨道，看到那些科学发明“就如同进入了一个美妙的国度，我从未目睹过，我们美国女性也从未被许可来参观和感受这一切”。在随后的信件中，阿比盖尔反思了美国共和制的进步与女性地位的落后之间的反差，指出这是美国社会亟待改进的地方。她认为理性的男性都需要受过教育的女性作为他们的益友，她们能给孩子们灌输知识和培养美德，也能打理家庭的经济事务。她呼吁美国社会要给予女性更多的发展机会，希望女性不再徘徊在“梳妆台和厨房的狭小空间内，即便是一些明智的男性也希望将我们束缚在此”。她继而呼吁给予女性政治权利，让她们能够自由思考和决策。

1786年，马萨诸塞州爆发了一场农民起义，它由独立战争退伍的老兵丹尼尔·谢司发起。在很短的时间内，起义军相继攻占了一些法院和军火库，这立刻引起了当局的恐慌。虽然起义最终被镇压下去，参与起义的老兵也被监禁，但它背后的原因却发人深省。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对此发表评论，远在欧洲的亚当斯夫妇也没有置身事外。阿比盖尔对叛乱的领导者提出了严厉批评，她在给杰斐逊的信中认为，叛乱者是“无知的……亡命之徒，毫无良知和原则”。但是杰斐逊显然不这样认为，他在回信中表示，“我喜欢不时发生一些小叛乱”。另外他还在写给亚当斯的女婿威廉·斯蒂芬斯·史密斯的信中提出：“一两个世纪内丧失几条生命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自由之树必须时时用爱国者和暴君的血来浇灌，使之鲜绿常青。鲜血是自由之树的天然肥料。” 从两人的言论中不难看出，阿比盖尔主张维护传统，反对暴力，这与亚当斯的看法是一致的。

出于对谢司起义的担忧，亚当斯开始构想美国政府的组织形式，以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1786年10月，他开始撰写《为美国宪法辩护》一书，前后历时一年。在书中，亚当斯首先就现代君主制所包含的共和思想进行了讨论。他认为，现代以英国为代表的君主制国家已经将制衡的思想贯彻进政治体制之中，而共和制确保了政府是受治于法而非受治于人。英国的君主制政府采用代议制，将行政从立法中分离开来，司法则保持相对独立，这是自由政府的基础，也是美国政府所仿效的源头所在。由于对权力的渴望是人的天性，也是所有罪恶的根源，民众的激情若缺乏贵族的制约就会导致动荡的发生。因此亚当斯认为，简单而完美的民主不会存在于现实世界，只有将权力和责任交由若干明智之士代为行使才是民主的最佳形式。亚当斯认为，从古代和现代民主制国家、君主制国家的成败来看，三权分立是不可动摇的根基，普遍存在于各种社会，任何政府的建立如果不以此为据，都将是不完善、不稳定的，民众终将成为被奴役的对象。

阿比盖尔与亚当斯的看法一致，稳定而平衡的结构是共和政府所追求的理想状态。1786年夏末，亚当斯夫妇前往荷兰访问。他们看到了新兴的荷兰在共和政府的治理下显得井井有条、生气勃勃，这让夫妇二人看到了共和政府的最佳模式。他们在荷兰停留了一个多月，期间去了鹿特丹、阿姆斯特丹等不少大城市，这里城市整洁、人民富足，管理得有条不紊。基于此，亚当斯开始著书立说，阐述基本的治国理念。当他撰写《为美国宪法辩护》的时候，阿比盖尔是他的第一位读者，也是其思想的维护者。阿比盖尔在写给儿子昆西·亚当斯的信中表示，该书“对各种政府组织形式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包括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以及共和制等”。她还认为，亚当斯的观点真实地反映了一个国家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好恶，在彼此之间形成了平衡。只有平衡才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而法国爆发的大革命打破了平衡，陷入了过度民主的陷阱。在立法、行政和司法之间的关系上，亚当斯更多地倾向于行政，虽然亚当斯认识到了民众在政府中的作用，但是出于其政治精英角度的考虑，在立法与行政两者的关系中，他更加强调行政权对立法权的制约。因为按照常理，后者总是处于较强势的地位，若对其缺乏相应的制约，它将很快侵蚀、攻击行政权直至最后将其消灭。亚当斯在论述三者关系时多次提及制约，即便在立法机构内部也是如此。他将那些能力卓著之士称为“天然贵族”，以区别于家族、世袭等因素造成的“人为贵族”，两者可以共同成为立法机构的组成部分，这样就可以有效地抵消行政长官和普通民众的权力，从而扩大贵族团体的影响力。亚当斯之所以对民众抱有戒心，是因为他对人性持悲观态度，他认为从古以来人类就有自私自利、爱支配他人、滥用权力的倾向，这是人性使然。亚当斯的这种相对保守的观点在当时革命情绪高涨的形势下显得比较另类，有人因此将他称为“君主主义者”。为了帮助亚当斯认识到其观点的不足，阿比盖尔善意地提醒他：如果一味重视行政权就容易让人觉得是在“拥戴一位国王”。如此看来，除了与亚当斯保持一致以外，阿比盖尔还不时提供中肯的改进意见，防止措施走向极端，尤其是在若干年后亚当斯成为总统，很多政策背后都有阿比盖尔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