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独立 维护弱势

1770年3月5日，著名的“波士顿惨案”爆发，虽然亚当斯在法庭上为英国士兵辩护，一些人认为他是殖民地的“叛徒”，但他坚持正义的立场得到了波士顿民众的肯定，他们选举他担任马萨诸塞地方议会的代表，亚当斯也由此走上了从政的道路。随着整个北美殖民地形势的变化，亚当斯和其他代表开始为美国的独立事业奔走，夫妻二人从此聚少离多。后来，阿比盖尔在给友人的信中表示，“在我们结婚的12年中，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不超过6年”。

1774年，亚当斯作为波士顿地方议会的5位代表之一，前往费城参加第一届大陆会议。为了能更加投入到独立事业中，他将妻儿送回了家乡布伦特里。丈夫出门在外，阿比盖尔唯一的交流方式就是给丈夫写信，除了倾吐自己的心声之外，她还在信中讲述了英国军队的具体行动和部署，为亚当斯了解英军动向并制定对英策略提供参考。在布伦特里的时候，曾经有一些亲英派幻想与英国媾和，并且起草了一份对英请愿书，要民众签字。对此，阿比盖尔明确表示拒绝，她在给亚当斯的信中表示：“今天的请愿活动是为了让暴君统治的国家和殖民地和解，我不参加这样的活动……让我们分裂吧，他们不值得做我们的同胞。”字里行间透露出她对专制英国的痛恨和对殖民地独立事业的支持。

当时的英国总督不断在波士顿港口附近厉兵秣马，时刻准备进攻。阿比盖尔对此一目了然，她给亚当斯写信：“总督正在准备一切战争动员，将大炮运至笔架山，并在附近挖掘壕沟、部署大炮，驻扎有一个团的兵力……人们对此万分警惕。”为了应对迫在眉睫的战争，华盛顿等军队指挥者迅速行动，利用波士顿港口附近的有利地形，居高临下，使英国军队占不到丝毫便宜。面对众志成城的波士顿民众，英国军队最终选择了撤退，同时也带走了相当数量的亲英派，其中就有亚当斯夫妇的几位好友。阿比盖尔对此深感遗憾，但这更加坚定了她对亚当斯从事的独立事业的信心和自豪感。在目睹殖民地对英斗争的火热场景之后，阿比盖尔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经常在给亚当斯的信中阐述自己对当时政治形势的看法。她在1776年5月从布伦特里写给亚当斯的一封信中表示：

殖民地需要一个更加稳定的政府……一个民族能让一个国王倒下，而依然保持是一个民族；但是如果一个国王让民众弃他而去的话，那他就不再是国王了。这就是我们目前的形势，为什么不以斩钉截铁的语气向世界宣告你们最重要的决定？如果我们再犹豫不决，难道不会被世界列强所耻笑吗？

阿比盖尔的期待没有落空，7月18日，波士顿万人空巷，尽管当时天花肆虐，民众不敢大规模集会，但阿比盖尔还是和许多当地居民一起，在政府附近的国王大街上亲耳聆听了殖民地代表宣读的《独立宣言》。她在后来给亚当斯的信中生动地描述了这终生难忘的一幕：“我随着人群进入国王大街……军队全副武装，人们翘首期待，当克拉夫茨上校在州政府的阳台上宣读《独立宣言》时，人们仔细聆听每一个字……国王的军队被解除武装……国王的权威被终止。”美国终于宣告独立，人们欢声雷动，在阿比盖尔看来，这是对参加殖民地独立事业的革命者最大的安慰和褒奖。

阿比盖尔不仅是一位爱国者，同时也致力于维护女性的权利。由于年轻时享受到了十分开明的家庭氛围，婚后又受到丈夫的尊重和爱护，阿比盖尔尤为珍视女性的独立和自由，也一直身体力行地倡导和维护女性地位。那时在北美殖民地有太多歧视女性的行为，在政治、经济、教育乃至家庭生活方面，女性都是男性的附庸，不能自由发声。为此，阿比盖尔曾经表示，妻子的角色就是“其丈夫的从属和补充”。就政治权利而言，已婚女性只能听从丈夫，只有丈夫外出的时候，她们才被允许以丈夫的名义从事与法律有关的活动。但是一切手续、流程等均需借助丈夫的名义，妻子无权以自己的名义签署任何法律文件，也不能拥有任何个人的财产。另一方面，女性却承担了相当多的家庭责任。她们要管理农场中的工人，打理大部分的日常事务，可以说与男性在外付出的辛劳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的社会现实就是女性的付出与得到相差悬殊，而让人颇感玩味的是，大多数女性对此处之泰然，甘于处理家务、相夫教子。

为了改变这种社会状况，阿比盖尔利用一切机会来为女性呼吁。当她得知丈夫亚当斯去往费城参加大陆会议的时候，她想到了提醒那些男性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女性，于是她在1776年3月写下了那封著名的书信。这封信原本是阿比盖尔和亚当斯之间的家信，她在信中首先表达了对英国政府和军队的谴责，同时对波士顿正在爆发的天花深感担忧。波士顿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民众普遍缺乏安全感，就连庄稼都不敢种植，因为担心辛劳因英国军队的劫掠而付诸东流。接着她切入正题，直接向亚当斯讲述女性的权利问题，她写道：

我渴望听到你们宣布独立的消息……在你们制定的新法律准则中，我希望你能记住女性，你们要比先辈们更加温和、友好地对待她们。不要将无限的权利给予丈夫们，记住：只要他们愿意，所有男性都会成为独裁者。

为了提醒亚当斯注意到女性地位的重要性，阿比盖尔甚至不惜发出威胁：

如果女性没有得到特别的关心和关注，我们就会决心发动一场叛乱，也不会遵守任何在缺乏我们的呼声和代表的前提下制定的法律。

尽管这只是夫妻之间的信件，语气并非严肃，但阿比盖尔的立场是鲜明的，即维护女性权利已经刻不容缓，这封信也奠定了她作为美国维护女性权利先驱的地位。

虽然在当时女性地位开始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但与严峻的革命形势相比，还仅限于私下交谈。为了唤起社会的重视，阿比盖尔不仅呼吁亚当斯这样的政治家关注，还在报纸上刊文为女性正名，这在当时的确不多见。事情的起因在于一位著名的英国作家切斯特菲尔德公然发文批评女性缺乏能力，只能依附男性。对此，波士顿女作家，也是阿比盖尔的好友，默茜·沃伦撰文反驳。为了增强反驳的力量，从未发表过作品的阿比盖尔也写了一篇短文，文中介绍了沃伦的观点和对女性的信心，她在文中表示，“伯爵大人招致了女性的口诛笔伐，这都是他自找的”。1780年，她们的文章在波士顿的《独立纪事报》上发表，不过按照当时惯例，作者是匿名的，但即便如此，也显得难能可贵。事后她将此文章寄给了远在欧洲的亚当斯，再次强调了女性地位的重要。

除了不遗余力地维护女性，阿比盖尔对同样处于弱势地位的奴隶也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关心。奴隶制当时在北美殖民地已经广泛实行，许多黑人因此饱受压迫，当殖民地和英国政府产生矛盾、剑拔弩张之时，这些奴隶的命运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早在阿比盖尔待字闺中时，她家中也有几个黑奴，虽然彼此之间的关系还算和谐，但是她已经开始感到这种通过奴隶不劳而获的方式在道德上说不过去。因此当她和亚当斯结婚后，他们的农场没有购买奴隶，只有一个名为朱达的黑人女性，她按月获得薪水，人身也是自由的。但是，不公平的奴隶制迟早会引起奴隶的反抗。1774年9月，阿比盖尔还在波士顿，就听说当地的奴隶正在策划一场暴动，他们打算向当时英国派驻波士顿的总督盖奇请愿，表示“只要盖奇给他们提供武器，并且答应胜利之后解放他们，他们就愿意为总督而战”。无独有偶，詹姆斯·麦迪逊注意到弗吉尼亚的奴隶也在密谋，一俟英国军队到达便揭竿而起。佐治亚的一群奴隶甚至杀死了4个白人。这些事件对原本就十分严峻的殖民地形势可谓是雪上加霜，如果黑人成为英国政府镇压殖民地的工具，独立事业就会面临严重挫折。面对这些言行，许多人将矛头指向黑人，认为他们居心叵测、背信弃义。但是阿比盖尔对此保持清醒的头脑，她分析了黑人谋划暴动的深层原因，并且对奴隶制度进行了批评。她对弗吉尼亚的奴隶主能否胜任独立使命心存疑虑，因为“对于那些习惯了剥夺其同胞自由的人而言，他们胸中对自由的渴望一定不会很强烈”。她表示：“我衷心地希望，这里一个奴隶也没有。我总认为这是一种最不公平的制度，我们每天都在抢劫和掠夺那些和我们一样有权利享受自由的人，而我们居然还在为维护这种制度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