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

宗教对于女人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哈钦森是一位熟练的护士和助产士，自己经历过15次分娩，3个孩子的死亡，宗教对于她来说，和17世纪其他的女人一样，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最核心的部分。周日布道后的讨论和交流是一种延续和准备，因为在病床边，产床旁，甚至是濒死之人在卧床上抓着她的手，企望地问她：我在天堂有一个位置吗？有的，她说，毫不迟疑。

耶稣在世的时候，只是众多犹太先知中的一个，但是他有一种独特的话语方式，权威的方式。他从来不用引经据典，和那些唯唯诺诺的文士一样，言必称律法。“我的话就是律法。”耶稣的权威来自他的身份，“我是上帝的儿子”。而哈钦森的权威来自她作为女人的身份：我亲历生死，我理解上帝的话，我理解人类的苦难，我抚慰痛苦，我支撑灵魂。

哈钦森的精神导师是约翰·科顿。从基督教的历史来说，从来没有一种神学明确地说，女人是可以和男人平等的。而科顿的神学把神恩的获得放到了最高的位置，神恩的获得是一种极为个人的经历，摒弃了几乎所有的外在条件——教会、神职、社会地位、财产，甚至是所谓的高尚道德和无可挑剔的循规蹈矩甚或善行，尘世的一切尊荣都不可能保证一个人获得神恩。相反来说，哪怕是一个极为卑微的人，一个行为略有偏差的人，一个女人，只要上帝赐予她这份神恩，她即获得天堂的一个位置。

这是哈钦森多年以来求而不得的一份保证，来自博学而备受尊崇的林肯郡最受爱戴的科顿牧师的布道。精神食粮，这看上去只是陈词滥调的说法却真实地描述了哈钦森对科顿神学的依赖。每个周日，她往返24英里，花6个小时，去听科顿的布道。科顿移民北美之后，哈钦森一家追随他来到马萨诸塞。

科顿神学对于哈钦森的吸引力在于其革命性。科顿是从加尔文神学的逻辑推演出其革命性的结论：神恩的获得是预定的，与个人的社会地位或财产无关。在哈钦森看来，也与人的性别无关。

哈钦森的某代重孙女曾为哈钦森作传，她为霍桑的《红字》做了一个神学注脚：“因此，科顿的神学将女性的耻辱经验延展至男性，从而在她这样的女性心里创造出一种新的骄傲之感。” 而这种骄傲感是有事实支撑的。以前的妇女从来没有任何公共身份，不能布道，不能成为神职人员，不能充作先知，不能谈论神学。但是科顿的神学强调的是“圣徒”和“非圣徒”的区别，是“百合”和“荆棘”的区别，性别的差异被模糊了，虽然哈钦森没有布道坛，但她真的可以在家里聚集人群布道，她以先知自居，而人们也尊重她先知的身份。

从话语方式来说，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当然尤其是没有接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普通人，他们喜欢哈钦森直接、坦率的方式。其他牧师们说话云里雾里，从来不肯直接切中要害：

“我死后能上天堂吗？”

“哦，神的羔羊，万能而公正的主必会根据你的灵魂的纯洁、你在尘世的操行来做最后的判定；当然，我们新英格兰人和上帝签有‘社群之约’，你每周都上教堂吧？每餐前都祈祷吧？你感受到上帝的恩赐吗？……当然，我们凡人都是不可以妄自揣测上帝的意旨的，因此呢，在最后的审判到来之前，我们谁也不知道……”

“但是，尊敬的牧师先生，我真的只想知道，我在天堂有一个位置吗？”

“哦，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以下5个方面来考虑……”

“谢谢您，尊敬的牧师先生，我还是去找哈钦森夫人好了。”

哈钦森有着先知的名声，她坚定、果敢，这种性格力量使得她在边疆性质的社会拥有了极大权威。关于拣选，她声称只要和一个人交谈半个小时就可以知道他是否蒙恩，是否被上帝选中。她声称圣灵与她同在，对那些并未蒙选的牧师和官员毫不假以辞色。先知在17世纪并不稀罕，神迹故事更是比比皆是，一个熟悉《圣经》、持身清白（甚或是淫邪之徒）的男人如果声称有先知之力，就会有无数人追随他，膜拜他。但如果声称拥有这种能力的是一个女人，那她很可能被认为是女巫，如果像哈钦森一样出身上流社会，那么就是异端。

作为新英格兰殖民地的第一个异端，哈钦森享受的待遇先是被人群追随，然后是被一大群最有权势的男人围攻。为了给她定罪，马萨诸塞的精神领袖们集体出动了，毫不夸张，所有马萨诸塞最知名的人物全部聚集在法庭，来自塞勒姆的休·彼得、坎布里奇的托马斯·谢泼德、罗克斯伯里的托马斯·韦尔德和约翰·埃利奥特、沃特敦的乔治·菲利普斯、查尔斯敦的泽卡赖亚·西姆斯，当然还有总督温斯罗普、副总督达德利，殖民地大议会的所有官员和各个教会的牧师全部到场，企图为哈钦森找到一个合适的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