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克劳利先生被带到了西尔弗布里奇
到了星期一早上时间再不能拖延下去了，克劳利太太必须从丈夫口里得到保证，说他会在星期四亲自到西尔弗布里奇的治安官面前去受审。她从别人嘴里得知那些治安官没有死照严格的法规办事，没有签发立即拘捕克劳利先生的许可证；得知他们接受沃克先生的诉讼时手续放得很宽——接受他的诉讼时他们会犯下一个英国治安官委员可能会犯的几乎所有过失，因为他们对他太信任了；她知道，她有责任把自己说过的话变成事实。她还有一个苦差要做——也就是说，说服他请一个律师为他辩护；她已记下了一个律师的名字，一个叫梅森的先生，也是西尔弗布里奇镇人，是沃克先生向她推荐的。然而，当她在星期一早晨履行这两项职责时，才发现她不能完成其中任何一项。克劳利先生一开始就宣称他跟任何律师都不会有往来。对这点，他似乎事先就拿定主意了，她看出来她毫无动摇他的希望。可是在她发现他在另一件事情上表现得同样固执时，发现他说除非别人强迫——除非警察来带他走，他不会到那些治安官跟前去时，她这下差一点在她面临的麻烦的重担下瘫倒下去，并有一小阵儿想任其发展下去。她怎么能挣扎着承受一种远非她的双肩可以挑起来的负荷呢？
在那个星期天，这位可怜的人竭尽全力去完成他星期天的职责，他干得非常成功。他大获成功，他妻子满以为他这下恢复了常态，以为他在这为时尚早时会记起来那张倒霉的小纸片儿的真实来历，以为他正在摆脱数月来折磨得他神经失去控制的状态。星期天晚上，他被自己的工作折腾得精疲力竭，她想最好就别再跟他说关于治安官和星期四那码事了。但是到了星期一早上她开始她的差事，觉得她已应承了沃克先生不延误时间。他的行容举止十分坚决，这使她明白他是不会为自己雇聘什么律师的。“为什么我要请律师？我没有做错事情。”他说。接着，她试图让他明白许多没有做错事情的人都要求律师的帮助。“那谁来付他钱呢？”他问道。对这个问题，她不幸地回答说，这还用不着马上考虑。“可我就要欠更多的债！”他说，“我是要通过负许多我知道我永远还不清的债务，在世人面前纠正自己的形象吗？当孩子们的吃饭成为问题时我是无能为力的，但在这样一种事情上我却不会听其自然。我不需要什么律师。”她没有把他那方面的否定当作实质性的回答，尽管如果她能够做到，是巴不得按沃克先生的建议去办的；但是，到了这天晚些时候，他扬言说警察应该来提讯他时，她的精神支持不住了。上午早些时候，他似乎已同意到西尔弗布里奇去的权宜办法。后来听说那个被推荐的律师时大生其气，他完全拒绝走这一趟路。就这样，整整那一天里，他的状况都是几乎会伤透他妻子的心的样子。他不愿做任何事情。他不愿意到学校去，甚至不愿意动窝儿走出门去。他也不愿意打开书看。他不愿意吃饭，甚至当中午那顿简单的食物摆上餐桌时不愿意在桌边就座，念那习以为常的饭前祷文。“没什么会保佑我，”当他妻子催促他为他们的孩子念那些祝文时，他说道，“我心如死灰时还会说什么感谢上帝的千方百计吗？我能用谎言对待我的孩子吗？”接下来，他用同一种姿势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坐在那把破旧的扶手椅里，一言不发地面朝炉火，没打瞌睡，一个劲地想着，如她十分清楚的，想着这个世界的不公平的对待。她简直不敢跟他说话，因为他被惹急作答时，他的话语太令人心酸了。最后，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感觉到第二天一早给沃克先生送个信息是她的责任，她万不得已把手轻轻放在她的肩头，试探他的回答。“我可以跟沃克先生说你星期四会到那里去吗？”
“不，”他冲她嚷嚷说。“不。我不要这样的信送出去。”她吓得退了几步，浑身发抖。这不是她见他的举止时习惯的发抖，也不是要表明她害怕他发脾气，而是他的嗓音比她以往熟悉的高出了许多。“我不会在西尔弗布里奇为这事跟他们打交道的。你听见了我的话吗，玛丽？”
“我听见了，乔赛亚；可我必须跟沃克先生说话算数呀。我答应我会给他送话过去的。”
“那么，告诉他，我到星期四将不会走出这住所一步，要是由我自己的意愿的话。星期四我就呆在这里；在这里整整呆一天——除非他们来这里强行把我带走。”
“可是，乔赛亚——”
“你是要按我的吩咐做呢，还是我应该亲自走到西尔弗布里奇告诉那个人，我将不到他们跟前去。”接着他便从他的椅子上站起来，伸手去摘他的帽子，仿佛他要马上动身上路到西尔弗布里奇去。这时夜色伸手不见五指，雨下个不停，在路上他会受到冬季的凛冽寒气的猛烈袭击。尽管如此，他真要出门去倒没准儿更好些呢。出去走走，吸吸新鲜空气，甚至挨挨雨淋，走走泥道，都会有利于他恢复理智常态。但是，为妻的想到走这程路的苦处，想到他身上单薄的衣服，想到他那穿破的靴子，还想到保护他穿着的这身衣服的必要性；她又记起来他在绝食——一大早到现在他没有进食，是很不适合一个人出门儿的。因此，她拦住了他，没让他走到屋门口。
“你的吩咐照办就是了，”她说，“当然的。”
“那么，告诉他们，如果他们非要我去，他们就只得来这里找我了。”
“可是，乔赛亚，想到这教区的事——想到那些尊重你的人——为他们起见，咱还是别让人说你是被警察带走的。”
“圣保罗[17]不也注定去坐大牢吗？他想过人们会看到什么吗？”
“如果有必要，我会一声不吭鼓励你承受它的。”
“有必要啊，不管你吭气儿，还是不吭气儿。吭气儿，确实！为什么你的声音不会带上对人类的残忍的大声哀求传到天上去呢？”然后，他走出屋门，走进过道对过的另一间空闲屋子；他妻子几分钟后跟随他走到那里去时，看见他跪在地上，额头抵在地板上，用两手紧紧攥着他头上那稀疏的毛发。过去不止一次，她看见过他这个样子，在同一块地板上，半趴着，半俯伏着进行祈祷，痛苦地咒骂他周围的所有事情——不，差不多全是他头顶上的事情——同时又低三下四地进行忏悔，迫使自己唯上帝的意志是从。
也许让他现在这样子就好，只要他能让自己心灵软化的话。她轻轻地把门掩上，把蜡烛放在炉壁架上，轻轻地跪在他身旁，轻轻地用她的手触摸他。他没有动，也没有说话，不过似乎比刚才更加凶狠地揪他那绺稀薄的头发。然后，她跪在那里，出声地，但声音低沉地，把她那纤弱的手紧紧合在一起，说出来一串儿祷文，一个劲请求她的上帝消除她丈夫此刻遭受的万般痛苦。他一直听她祈祷完毕，然后才慢慢地站起身子。“没有半点用呀，”他说，“徒劳无益。徒劳无益。”接着他返回客厅，又坐进了那把扶手椅里，直到午夜过去没动也没讲一句话。最后，当她告诉他说她自己觉得浑身发冷，提醒他已有一个小时屋里没有火了，而他仍旧一言不发，站起来和她一同上床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她想着法儿让他知道，她要打发一个邻居的孩子去给沃克先生送信，一方面担心这会促使他进一步改变主意，而另一方面却希望他听说那封信要送出去时会因这样做说出他的意见来；但是他对妻子的话没有给予任何注意。这时刻，他正在和他的女儿念希腊语，或者更确切说因为女儿没有专心致志地念希腊语正在责备她。
“哦，爸爸，”那个可怜的姑娘说，“别现在指责我。我正为眼下这一切深感不高兴呢。”
“我高兴吗？”他说着，把那本书合上了，“我的上帝，我怎么惹下您了，以致我这命运竟会落到这样可怕的境地？”
这封信送到了沃克先生那里。“他知道他自己定会是清白的，”这位可怜的妻子在信里说，写上了她所知道如何寻找的最好的借口，“认为在这样一件事上他自己不应该采用任何步骤。他将不聘请律师，而且说他倒更喜欢他让人来带走，如果法律要求他在星期四去西尔弗布里奇出庭的话。”她写这番话，仿佛她觉得自己应该使用一种高调来维护她丈夫的目的；但是她在写最后几个字时完全降调了。“的的确确，的的确确我已使出了全身解数哪！”沃克先生完全懂得这封信的含义，无论那种高调还是那最终的降调。
到了那个星期四的上午约十点钟的样子，一辆旅行马车停在霍格尔斯托克牧师住宅的大门口，从车里走出两个人来。一个穿着平常的黑色衣服，从他的举止动作看上去是个过着中产阶级生活的体面人物。而实际上他是西尔弗布里奇管区的警察局长。另一个是警察，名符其实的警察，戴着近来习以为常的警盔，平常的那种半副武装，还有一整套令人反感的职业用具。“威尔金斯，”那位警察局长说，“很有可能我用得着你，因为人们跟我说这位先生是个不寻常的怪人。不过要是不喊你，等我出来时，只用像仆人一样打开车门就行了，等我们坐进车里，你坐到驭手座上去。什么话也别说，什么话也别说。”然后，这位高级警察走进了这所住宅。
他看见克劳利太太坐在客厅里，头戴帽子，披着披巾，克劳利先生则坐在那把扶手椅里，前倾着身子烤火。“我想我们还是跟你走为好吧。”克劳利太太见门打开立即说道；无疑她从窗子已看到那辆马车来到了。
“这位先生最好是劳驾跟我走一趟吧。”汤姆普森说，“我为他弄来一辆很严实的轻便马车。”
“不过我可以跟他一起去吗？”这位妻子说，话音中带出了惧怕的调调，“我应该陪我的丈夫去。他身体不好，先生，得有人照应。”
汤姆普森开口说话前思想了片刻。那马车只够坐两个人，如果坐进去三个，那他十分清楚他基本上只有和他的犯人，他犯人的妻子挤在一起。沃克先生特别关照过他要表现得十分客气。和赶车的坐在驭手座上的也只能有一个，如果这个要求答应下来，那么那个可怜的警察就必须走回去了。“好吧，夫人，”汤姆普森说；——“这就是说，如果这位先生要发誓他没有我的话不出车外来。”
“他不会出去的！他不会出车外的！”克劳利太太说。
“我没什么可发誓的。”克劳利先生说。
听了这话，汤姆普森顿时耷拉起大长脸，摇头晃脑，把目光先是移向那位丈夫，然后又移向那位妻子，耸了耸双肩，绷紧嘴唇，吹了一口气，仿佛用这副样子他便会摆脱一些那位先生的话给他造成的忧愁和气愤。
克劳利太太站起来走到他跟前。“你听我的话好了，他不会乱动的。你确信我的话吧。他认为他自己不发誓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受到了严酷的虐待。”
“我不知道什么是严酷哟，”汤姆普森气哼哼地说，“一辆严实的轻便马车赶来了，而——”
“我走着去，如果我迫不得已而去，我走着去好了。”克劳利先生嚷嚷说。
“我这话不是指你——或指沃克先生，”这位可怜的妻子说，“我知道你们一贯是最仁慈的。我的话是指世态炎凉的严酷。当然他是清白的，你也定要为他想想。”
“是的，我为他着想，也为你着想，夫人。”
“我这话就这个意思。他知道他自己的清白，因此他就不愿意在任何事情上让步。”
“当然他最了解自己，这还用说。不过要是仅仅害怕脏土和烂泥，那么他最好快上车去吧。”
“他会去上车的；我跟他一起去。那里会有你的地儿的，先生。”
汤姆普森仰头看了看雨势，跟自己嘀咕说天气是很冷的。这时他记起沃克先生说过的话，认为克劳利太太除了她的贫困，算得上是个太太。他甚至不知不觉地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她因她的贫穷倒应该得到某些东西。“我跟赶车的坐在一起走吧。”他说，“不过他要是企图跑出车外，他会给自己带来许多麻烦的。”
“他不会的；他不会的，”克劳利太太说，“我打心眼儿里感激你。”
“那么，走吧。”汤姆普森说。
她走到自己丈夫身边，拿起帽子，环视一下没有人看她，便把帽子戴在丈夫的头上，然后扶他从扶手椅里站起来。他没有拒绝妻子的帮助，听任她把挂在过道里的那件旧外衣披在他的肩头，然后走出屋门，第一个坐进那辆西尔弗布里奇来的马车里。他的妻子随后也坐进去了，没有听见汤姆普森告诉他的下属在泥泞中步行跟车的那些话。他们慢吞吞地穿过了那些小巷，快到十二点时，那辆马车赶进了西尔弗布里奇的“乔治和武尔马车”旅店大院。
西尔弗布里奇，尽管它有市长和自治机关，也有自己的一名议会会员，却没有一座法庭。因此那些治安官不得不坐在“乔治和武尔马车”旅店大院的那个大屋子里；这里是郡办舞会举行的地方，也是西巴塞特互助会员联席会举行的地方。这一带地方，毫无疑问，深为这方面的落后状况感到无地自容，可是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动向来弥补这个严重的缺陷。汤姆普森和他的马车因而赶进了这个旅店的大院，克劳利夫妇由他领着进了一间小寝室；紧邻这小寝室的是那间大房间，那些治安官早已在这里聚齐了。“这里有一点火，”汤姆普森说，“你们可以烤烤火取个暖。”他自己也因天冷冻得浑身发抖。“等那些先生们在那里准备好，我就来叫你们。”
“我可以跟他一起进去吗？”克劳利太太说。
“我在那张桌子顶头给你备一把椅子，离他很近的。”汤姆普森说，“你可以溜进去，别和任何人说话就是了。”然后，他留下他们夫妇，来到那些治安官跟前。
自从跨进那辆马车，克劳利先生一直没有说话。克劳利太太也没有跟他搭话，只是坐在他身边握着他的手。现在他跟她说话了——“我们这是在哪儿呀？”他发问道。
“西尔弗布里奇呀，我亲爱的。”
“可这寝室干什么用？我们为什么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等那些治安官准备就绪。他们都在隔壁屋子里。”
“可这是那个旅店吗？”
“是的，亲爱的，这是那所旅店。”
“我看见成群的人在走动。”这里是有成群的人在走动。旅店院子里有人，另有一些站在那些楼梯上，而那酒吧间挤满了人，都满怀好奇地想看看这位偷了二十镑钱的牧师，听听这些治安官对这案子会审出个什么名堂来。他一定会交付审判的；人人都说这是最起码的罪；不过这里会有保释问题。这些治安官会让他获得保释吗？谁会是保释人呢？“这些人为什么在这里呀？”克劳利先生问道。
“我推测治安官开庭时总有这种习惯吧。”他妻子说。
“他们来看一个牧师如何堕落吧。”他说，“那他们将不会感到失望的。”
“除了犯罪，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人堕落。”他妻子说。
“不，倒霉能让人堕落，穷困也能让人堕落。人世的烦恼过多过重地压在一个人头上使他无法站直身体时，这个人就算堕落到头了。他们来这里看我，好像我是一只被猎捕的野兽。”
“在这样的日子里，人们总有这个习惯。”
“可他们眼前的罪犯不会总是一个牧师呀。”接下来他沉默了一会儿，而她则一直在搓热他那双老手，“他们没有把我带到这里之前，我死了就好了。哦，我死了就好啦！”
“亲爱的，上帝赠送给我们的我们就应该都能承受了，这难道不对吗？”
“我死了该多好啊！”他重复道，“这驮子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死了就再好不过了！”
汤姆普森返回来请他们跟着他到那间大屋子之前，这段时间显得太长了。当他回来请他们跟他走时，克劳利先生紧紧抓住自己的椅子，仿佛他已下定决心不去似的。但是他妻子跟他悄悄说了些话，他服从了她。“他会跟我走的。”她对那位警察局长说。就这样，他们从这小屋子走进了那个大房间。汤姆普森第一个出去的；克劳利太太蒙上纱巾第二个跟出来；那个可怜的人跟着他的妻子，两只眼睛死盯着地，两只手紧紧扣在他的胸前。他最初什么也看不见，当人家给他备上一把椅子时他几乎不知道他在哪里了。她，倒是有比丈夫更大的勇气，透过纱巾设法环视了几眼，看见这里有一张长案子或说桌子，用绿布盖着，还看见六七个绅士坐在这桌子的一头，桌子侧面和这屋子里似乎站了一群人。她丈夫坐在这桌子的另一头，离墙角不远，就在这墙角周围——这样她可以离他近一些——她的椅子也已经备下了。他的另一侧另备了一张椅子，眼下空着，是为任何一个他愿意聘请的专门人员使用的。
那里坐着五个治安官。弗雷姆利来的勒夫顿勋爵坐在主席位上——是一个漂亮的男子，还很年轻，此人在这郡里家喻户晓。那张追查过的支票上就有他的签名，他因此表示过不愿坐这把交椅的意思；但是沃克先生强烈要求他出席，否决了他的说法，并让他明白这种丢失不是他丢的。这张支票，如果是被偷的，也不是从他手里偷走的。他并是追诉人。“不，天哪，”勒夫顿勋爵说，“如果我能撤消这整件事情，我会马上这样做！”
“你不能这样做，老爷，但你能在会议上帮我们的忙。”沃克先生说。
接下来是库西城堡来的乔治·德·库西先生，是德·库西勋爵的兄弟。德·库西勋爵并不住在这个郡，但他的弟弟住在这里，而且通过他的谨慎行为努力维护这个家族的荣誉。他也许算不上大贤大哲之辈，但他充当了一个很好的乡村治安官；他话说得少，眼睁得大，而在像目前这件事上，则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听沃克先生的。坦佩斯特博士也在这里，是本教区的教区长，既是治安官又是牧师。西尔弗布里奇的好多人都扬言说，既然是一位兄弟牧师这样被带到了法官前，那坦佩斯特博士就最好回避一下的好；但是坦佩斯特博士很久以来对西尔弗布里奇关于他的看法很感兴趣。他过着的那种深居简出生活为人喜欢，为人津津乐道，而他早过惯了。这样，当沃克先生贸然建议他说，他也许不愿意到这里来时，他对沃克先生嘲弄了几句。“当然我将到那里去，”他说，“我对这个案子很感兴趣——非常非常地感兴趣。当然我将出席法庭的。”如果勒夫顿勋爵没有出席，他还会让自己坐在主席位上，更加引人注目。福瑟吉尔先生是第四个治安官。福瑟吉尔先生是奥莫尼乌姆公爵的法律顾问，是这一带最活跃的治安官。他是一个很尖刻的人，什么情况下都不可能事先对一个牧师产生好感。第五个是查尔迪科特斯来的索恩医生，这位先生的名字我们在前几页早已提到过了。他多年来一直在这郡边远的一个小村子里行医；但到了他生命的晚些时候，他福星高照，娶了一个了不起的女继承人，并用这位女继承人的钱从索沃比家购置了那所古色古香的住宅和领地。自打那时起，索恩大夫就以一个乡下绅士的身份恪尽职守——不过，他和那位公爵的臣民也确有一点点摩擦。
查尔迪科特斯和那位公爵的领地是紧邻，那位公爵曾希望买下查尔迪科特斯。当查尔迪科特斯悄悄地从那位公爵的指缝间溜掉，落入索恩大夫的手中——或者说索恩大夫的妻子手中时，那位公爵很生福瑟吉尔的气。因此，那位公爵的臣民和查尔迪科特斯的人总是有些小摩擦，这已成了既成事实。据谣传说，索恩大夫打算代表这个郡争得下一次的空缺，这就使许多事情会遇上障碍了。勒夫顿勋爵的右边坐着乔治勋爵和福瑟吉尔先生，福瑟吉尔先生过去是沃克先生，沃克先生过去坐着沃克先生的秘书。在这位主席的左边，坐着坦佩斯特博士和索恩大夫，再往下首一点是扎卡里·温思罗普先生，他占据了那些治安官的秘书的位置。西尔弗布里奇的许多人都说，由于温思罗普先生是沃克先生的合伙人，每逢要聘请律师，他就总是受聘于这些治安官眼前，这总会有极不妥当的地方。但是，对这种看法，沃克先生并没有多往心里去。他在西尔弗布里奇举足轻重，为所欲为，没人会指望他关心任何人的看法。
在这屋子里还有许多别的绅士，其中一些知道克劳利先生，不过亲近的程度疏密不一。但是，他没有注意到任何人，当一个非常了解他的朋友从身后赶上来探着身子跟他轻声说话时，这位可怜的人几乎认不出他的朋友。
“我肯定你丈夫不会忘掉我吧。”罗巴茨先生说；罗巴茨先生是弗雷姆利的牧师，他是在越过克劳利先生的椅子背后向克劳利太太伸手时，说这番话的。
“不，罗巴茨先生，他没有忘记你。可是他这时刻要是情绪反常，你就只好包涵点他了。这事对一个牧师来说，总是十分难熬的呀。”
“我完全知道这个；不过我要告诉你我为什么才来的。我捉摸这次对质将会结束这桩事情，澄清无论来自哪方面的麻烦。可是如果结果不是这样，事情很可能是，克劳利太太，保释的事没准儿会提起的。我对这种事不十分在行，很可能你也不清楚；可是如果这里发生这类事情，让克劳利先生点我的名字好了。一个兄弟牧师是最合适的人选，我还可以找另一个先生跟我一起办。”紧接着，他离开了她，没有等待什么回答的话。
与此同时，沃克先生和站在他背后的另一名律师梅森先生，一直在交谈。“我得到他那里去一会儿，”沃克说，“想办法安排一下。”这样，沃克先生就坐进了克劳利先生身旁那把空椅子里，努力向这位可怜的人解释，他会尽力容许梅森先生替他辩护。克劳利先生看样子把他所说的话都听进去了，然后猛然冲着这位讲话的人嚷道：“我不会要任何人帮我的忙。”他说话的声音很高，这屋子里的每个人都听见了，“我清白无辜。为什么我要人帮忙说话呢？我哪来钱偿付聘请金呀。”梅森先生疾步赶了过去，想解释说这种报偿不是什么解决不了的事，但克劳利先生接下来的话把他堵回去了。“我用不着任何人帮助我，”他说着，直愣愣站了起来，第一次把他的帽子摘了下来，“开始吧，干你们不得不干的事情去吧。”此后，他一直站到诉讼就要开始的时候，虽然这中间勒夫顿勋爵三番五次地请他坐下来。
我们用不着逐一叙述关于这个问题的证词了。经过对质，这张支票兑出来的钱肯定给了克劳利先生的信使了。为表明克劳利先生签过字，送过那张支票并得到那笔钱，而进行必要的一系列对证时，时间多少拖得长了点，这时克劳利先生变得不耐烦起来。“你们为什么找那个人的麻烦呢？”他说，“我有那张支票，我让他去兑的；我又得到了那笔钱。有谁否认了这点，你非要这样逼着一个人往绝路上走吗？”然后，索姆斯先生和那家银行的经理说明了一下当那张支票从伦敦银行追回时马上做过一些什么调查；说明一开始他们如何认为克劳利先生当然能够解释这件事情，他又如何用一种后来证明不符合事实的声明解释这件事。接着，这里有证据证明这张支票不是索姆斯先生付给他的，当这点问到克劳利先生时，他摇了摇头，又变得不耐烦了。“我在这事上弄错了，”他高声嚷嚷说，“当然是我弄错了。仓促中我以为它是这样的，我在仓促中便这样说了。我点钱总是出错，也记不住钱数；可我还看得出我犯的错摆在我眼前时我是犯了错的，而且马上承认我过去是弄错了。”
发展到这一步，他表现得不仅很有精神，而且很有理智，他妻子于是开始希望这关键的时刻已经把他脑子的思路理清，他兴许当场就能够在查询继续进行时摆对他自己的位置。然后，这张支票证明不是索姆斯先生给他的这事刚完，接下来就该解释克劳利先生曾声明说那支票是阿拉宾教长给他的这点了。关于这点，沃克先生就只得交待写信给那位在国外的教长，以及那位教长信中声明他给过自己的朋友五十镑钱这整个过程。沃克先生还解释了这五十镑所包括的每张钞票都已在克劳利先生那里对上了号，而这些钞票和那张支票或那个银行兑换这张支票所付的钱毫无关系。
索姆斯先生声明说他丢那张支票时也丢了个皮夹子；说他肯定是在他访问霍格尔斯托克的克劳利先生那天丢失它的；还说他发觉他丢失了皮夹子是在从霍格尔斯托克去巴彻斯特的路上。发觉皮夹子丢失的时刻，他就记起来他曾经在克劳利先生的屋子里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来过；事到这一步，他相信他只可能把它遗失在克劳利先生的住宅。他写了信并寄给克劳利先生询问情况，但得到的回复是没有找到什么东西。那个皮夹子里没有什么其他值钱的东西。除了几张名片和一份备忘录什么也没有，因此他便通知伦敦银行止付那张支票，再没有多去想它。
克劳利先生这时被提问解释他是通过什么办法得到那张支票的。这个问题先是勒夫顿勋爵提出来的；但它很快就转到沃克先生的手中，不过他当然尽可能用这样的调查所允许的和善口吻来盘问了。克劳利先生能完全记起来是通过什么手段得到了那张小纸条，又是怎样保存它的吗？他最后先回答了后半截儿问题。它在他身边呆了好几个月。可为什么他要保存它呢？他冷冷地，近乎野蛮地环视了这屋子一遍，并在作出回答前差不多把周围的面孔挨个儿盯了片刻。然后他讲道：“我受羞耻的驱使保存了它——后来又受羞耻的驱使使用了它。”这一声明是真实的，屋子里没有人表示怀疑。
然后，那另一个问题就向他提出来了；他抬起两手，提高嗓门儿，向他相信的救世主发誓，他真弄不清楚那笔钱是从哪里来到他手里的。那么，他过去为什么说它是那位教长的呢？他过去以为是的。那位教长把钱装在一个信封里给他的，“这样的话，摸着信封里是硬币这点，就不会在接受他的施舍时增加我的耻辱哪，”这位倒霉的人说，就用这样的话公开地、随便地讲下去，他过去想着法儿一再隐瞒不说，眼下深为这点悔恨交加，羞愧难当。他以往没有过目过那位教长每次给他钱时的那些钱，他于是以为那支票和现钱放在一起。除此之外，他实在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接着，那些治安官中间开了个碰头会，沃克先生在会上认为，这些治安官没有别的选择，只得把这位先生交付审判。对这个建议，勒夫顿勋爵表示异议，和他持有一样看法的还有索恩大夫。
“如同我正坐在这里一样，我相信，”勒夫顿勋爵说，“他刚才说的是实话，那张支票到底来自何处，他比我所知道的多不到哪里去。”
“我敢肯定他知道得不过如此。”索恩先生说道。
乔治勋爵发表意见说，这是“他有生以来碰上的最奇怪的事情”。坦佩斯特只是摇了摇头。福瑟吉尔先生指出说，即使承认那位先生的声明是正确的，那也决不能就这样证实这位先生是清白的。那张支票毕竟是追查到他手里了，这位先生就只好交待清楚它是怎么到了他的住所的。即使假说这位先生是在他的住宅发现那张支票的——这点是极为可能的，那么他也不能因此认为他拿上它去兑成现钱就是正确的，并让这场起诉为他自己的种种目的所用。沃克先生告诉那些治安官，福瑟吉尔先生是正确的，而克劳利先生能凭借的唯一借口是他神志出了问题。
“我不明白这个，”勒夫顿勋爵说，“我有许多钞票，过去明明是亚当给的，事后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可是要是有人向你调查，你就不得不交待清楚你是从哪儿得到它的，老爷。”福瑟吉尔先生说。
勒夫顿勋爵对福瑟吉尔先生一向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关于一个治安官的各种责任自然不愿意听他的指教，便立即把他的背扭向那位公爵的代理人；但是事隔三分钟，沃克先生还是把这些同样内容的指教告诉了他。
克劳利先生已经坐回位子上，在这碰头会举行期间他正趴在那张大桌子上，把脸埋在胳膊里。克劳利太太坐在他身边，一副全然无可奈何的样子，不停用手抚摸他，在她的面纱后面眼巴巴等着弄明白那些治安官所作的判决的实质。这一判决终于由沃克先生悄声告诉了她——也告诉了克劳利先生。克劳利先生必定明白了他被判决在下次于四月份举行的巡回审判期间，到巴彻斯特接受审判，不过保释的事情已经定下来了——他本人的保释金为五百镑，另外两个人的保释金各为二百五十镑。沃克先生进一步解释说他和两名保释人都准备好了，保释保证书也拟出来了。保释人是牧师罗巴茨先生和格兰特利少校。五分钟后，保释保证书签上了名字，克劳利先生获得自由，可以离开法庭，是个自由人了——直到四月份巴彻斯特的巡回审判开庭。
这一切在进行中这段时间，克劳利先生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克劳利太太也知道得不多。她倒是对罗巴茨先生说了感谢的话，并恳求对——那另一位先生也说感谢的话。如果她听见了那位少校的名字，那她也没有记起这个名字来。然后他们被人领出来走回那间寝室，沃克太太在这里忙手忙脚地想干点什么事情，如果她知道干什么能来安慰这可怜的丈夫和可怜的妻子的话。然而什么样的安慰和慰问是他们能做到的呢？为他们备下了茶，并从这旅店的贮藏食品里弄来了三明治。在这旅店的大酒罐里有雪利酒。然而像这类安慰对他们俩都是隔靴搔痒。
他们还乘坐那辆轻便马车回家，不过没有汤姆普森先生陪同了；他们起来走时，克劳利太太讲了几句话。“乔赛亚，”她说，“要是你挺起头来，信心百倍，即使现在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天无绝人之路，”他说，“是有一条路。只有一条路啊。”他说这些话时，克劳利太太再没说话，但决心再也不让她的眼睛离开克劳利先生了，不——一会儿也不离开了。然后，当她扶着他再次走进那个前客厅时，她伸开她的臂抱住他，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