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身体周围的空间：人、地点、事物
在本章中，我们学习如何认识、归类和理解周围的人、地点和事物。我们注意到，许多常见的类别（如椅子或狗）就是按是否具有共同特征的集合分类的，以此区别于与它们相近的类别（如地毯或蛇）。但类别之间的界线并非总是如此清晰，我们需要更仔细地思考类别之间的维度和共同特征。
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思想的世界中，也生活在一个物质的世界中。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
20世纪俄裔美国作家
人、地点和事物围绕在我们的身体周围，触手可及，直接影响着我们的感知、行为和思想。刹那间，语言未发之际，我们就知道自己在哪里：家里、超市或公园中；清楚周围有什么：椅子和桌子，购物车和食物，树和秋千。我们也知道谁在我们身边，在做什么：可能在做晚饭、购物或者荡秋千。我们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可以从他们的脸和身体的状态感知到其情绪和健康状况；可以从他们的衣着和行为来判断其社会和经济地位；也可以对他们的年龄、性别，甚至政治倾向做出很好的猜测。人们将许多内心的信息通过各种形式暴露在外，而我们会自发地、即时地接收周围的环境信息。除非蒙上眼睛，捂上耳朵，否则我们就无法抗拒环境信息涌入大脑。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周围环境的判断总是正确的，尽管正确率之高的确令人惊叹。
然而，刚刚来到这个世界时，我们并不具备这种特别的能力。婴儿要学着观察物体的方方面面，并将这些信息联系起来用以识别人和事物，还需要学会区分和识别面部、物体和场景。在生命最初的几个月里，婴儿仅仅通过观察便可以不断学习，无须言语。这种学习的过程发生得太快，以至于除非父母知道该去观察什么，否则就会错过孩子的这一成长过程。这种学习大多发生在婴儿大脑逐渐发育成熟时。如果一个人出生时失明，成年后即使恢复视力，也仍然无法清晰识别自己所看到的东西，这是一个令人惊讶、也常常令人格外痛苦和失望的结果。幸运的是，先天失明的发生率已经大大降低，而且先天失明者如果在之后的生活中恢复视力，通过训练和积累相关经验，也可以获得一些视觉感知。
何人（who）、何事（what）、何地（where），这些信息是如此基础，以至于大脑有专门的区域来识别它们。事实上，通常每类对象的识别由多个脑区控制，如识别面部、身体、物体和场景。视网膜精确地捕捉外部世界的信息，即使此时这些信息是上下颠倒的影像，但校正它们对大脑来说是很简单的，而要弄清楚影像的具体内容则困难得多。这些信息本质上是一个原始像素的合集，没有实际意义，必须被分成图形和背景并加以解读。这就需要找到这些被分成图形和背景的信息的边缘并将其联系起来，对其进行解释并赋予含义。这是通过将信息从视网膜、从所有感官传递到不同的脑区来实现的。不同的脑区对来自感官的信息进行不同的计算处理，专门用于创造与我们生活相关的不同意义，以及识别人、地点和各种事物。
与识别人、地点和事物相比，对何时（when）和何故（why）的理解更为困难。它们不能像颜色、形状，甚至是面部、物体和场景那样，通过感官输入轻而易举地实现计算解码。除了少数拥有自传体记忆的人记得其生活中许多事件的确切日期和细节外，大脑并不会在每一件具体事件上标记时间戳。即使在那些令人羡慕的人身上，记忆也是个体主动构建起来的，时间戳是添加的符号，由传统公历的文字和数字构成，并没有专门的脑区负责这一编码。理解事件的原因则更加复杂，很多事件都有很多种可能的解释，这为科学家、政治分析家和提供咨询服务的专栏作家提供了无尽的工作。夫妻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分歧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因为我们用来构建时间和原因的机制（尤其是原因）是不完美和有偏差的，所以我们做出的判断和解释也是如此。
事物，基本层级的分类
在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实体和知识的组成部分中，事物是最容易理解的。然而，世间事物千千万，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理解事物的方法之一是将其分类，但是要分到哪一类里呢？让我们先来看看阿根廷文学大师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这组分类：
以下对动物界的分类出自中国古代的一部百科全书《天朝仁学广览》(8)。在这本年代久远的百科全书中，动物被划分为：①属于皇帝的；②防腐处理的；③驯养的；④乳臭未干的小猪；⑤美人鱼；⑥赏心悦目的；⑦流浪狗似的；⑧归入此类的；⑨发疯般抽搐的；⑩数不清的；⑪用长毛刷描绘的；⑫其他类的；⑬刚刚打破花瓶的；⑭远看如苍蝇的。
这一分类诗意却不实用。好的分类应该能够把大多数东西分到单独的类别里，不存在部分重叠。好的分类应该是容易识别的，是信息性的，应该能够告诉我们这样分类有什么优势。好的分类应该能够将大量不同的事物整理到一个可管理的数量范围里。
形状是对物体进行识别和分类的关键。物体都有形状，我们的视觉系统也倾向于识别物体的形状。当观察对象被其他物体遮挡时，我们可以注意到其边缘的点，并连点成线推测形状，以此进行区分和识别。
在婴儿1岁左右时，父母和宝宝开始玩“命名”游戏：指出、展示、标记所有能吸引婴儿注意力的东西。婴儿和儿童学习词语的速度是惊人的。据估计，17岁的孩子已经懂得差不多8万个词语的含义。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假设婴儿在1岁左右开始学习词语（当然，实际的开始时间要早得多，甚至是在他们能开口说话之前），这就意味着一年要学习5000个词语，或者说每天学习14个词语。毫无疑问，在生命早期学到的词语要比稍晚一些时多得多。这种学习节奏比通过玩命名游戏学习词语快得多，孩子们能够无师自通。然而这种惊人的学习速度只是为了给事物贴上标签。更令人惊奇的是，在我们自身、婴儿和儿童学习和认识的东西中，如人、地点、事物、情感等，我们只使用了很少的标签就完成了分类工作。
基本层级
蹒跚学步的幼儿学会称周围的事物为苹果和香蕉，小汽车和公共汽车，衬衫和鞋子。他们并不会直接给这些东西贴上加拉苹果或水果、丰田普锐斯或机动车、针织衬衫或服装等标签。即使是成年人也喜欢更简单的标签。大部分时候，用更抽象或更具体的标签来称呼常见事物听起来会很奇怪。如果我顺路送你一程是因为我开了特斯拉X，那我就是在炫耀。如果我告诉你我开了一辆机动车，就会显得我很傻。如果我让你把动物而不是狗放出去，我就是在暗示这只狗是野性难驯的，而不是温顺友好的。在我们的语言中，使用更抽象和更具体的标签是要有充分理由的，但是对于日常使用来说，处于两者之间的标签是首选，如苹果、汽车和衬衫。有趣的是，这些标签通常比更抽象或更具体的标签更短、使用更频繁（齐普夫定律：使用得越频繁的词越短）。基本层级的标签是孩子首先使用的类目，如苹果和汽车，也是我们对事物分类时的默认中性层级。更抽象的标签，如交通工具、水果和动物，被称为上一级类目；更具体的标签，如特斯拉、加拉苹果和可卡犬，则被称为下一级类目。
基本层级之所以特殊，有很多原因。基本层级的物体一般用形状区分类别，因此很容易被辨认出来，如苹果，凡是被贴上“苹果”这一基本层级标签的物体都有相同的形状，桌子、锤子、皮带等同样如此。它们的从属类别成员形状相同，如加拉苹果和蛇果，皮质腰带和布腰带，餐桌和书桌。可见，将一个从属类别成员与另一个区分开来，需要颜色、材质或大小等形状以外的特征。除非有充分的理由，否则就没有必要让人们注意到下一级类目所包含的细微差别和因此产生的大量名词。而在上一个层级，在更抽象的类目上，我们看到不同种类的水果，它们并不具备相似的形状，家具、工具和衣物也同样如此。事实上，它们形态各异。香蕉的形状不同于苹果的和西瓜的，飞机不同于汽车和卡车，衬衫不同于裤子和腰带。两个苹果或两把锤子的组合形状是可以被识别的，但是两种水果或交通工具的组合会构成一个难以识别的团块。
基本层级的类目不仅在我们给事物分类时享有优先级，在我们对待和感知事物时亦然。我们在看待苹果、自行车和毛衣时的心理状态是一样的，但看待西瓜和苹果是不同的，看待汽车和自行车是不同的，看待帽子和毛衣是不同的。各类水果、交通工具或工具，共享的不是特定的形状或操作，而是更为抽象的东西：功能或用途。水果是用来吃的，交通工具用于运输人和货物，工具则用于建造或修理。这些特性是不可见的，不像果皮和果肉，车轮和车门，工具的把手和把头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因此，学习基于功能的更抽象的分类需要更长的时间，对诸如工具这样高一级类目，通常要到开始上学后才能获得可靠的认知。
像桌子、苹果以及衬衫这样基本层级的类目是“金凤花姑娘”(9)，不太抽象也不太具体，但刚刚好。它们位于中间，介于围绕功能组织的更抽象的类目（如家具、工具和水果）和由各种功能组织的特定的类目（如厨房的桌子、十字螺丝刀和加拉苹果）之间。当然，有时候用这些抽象的名称就足够了：我的公寓需要家具，沙拉里要有水果，车库里要有工具；有时候则需要更具体的名称：拧那个螺丝需要一把十字螺丝刀，招待会上要穿礼服衬衫，做苹果派要用皮平苹果。基本层级的名称则是多用途的。
基本层级的类目不仅容易被识别，还包含了丰富的信息：一件物品是什么样的，由什么组成，在我们生活中怎样发挥作用。我们应如何对待它。比如看到一个苹果我们就会知道：它是水果，圆形，红色或绿色，生长在树上，有果皮、果肉和种子，可食用，甜、硬、多汁。这个苹果到底是加拉苹果还是富士苹果并不重要。又如，我们看到一件衬衫就会知道：它是衣服，用于覆盖上半身，在我们的头、手臂和躯干的对应位置都有洞。不管颜色、材料或成本有何不同，衬衫的部件和功能是相同的。基本层级物体的基本特征通常从其形状（即各部件）中可以看出：椅子的椅座、椅背和椅腿；毛衣的袖子、领口和正身；狗的腿、身体和头。物体的各部件能够表征基本层级对象的基本特征。这些部件既是感知的线索，也是认识事物的线索，还是功能的线索，是物体的用途或我们的用法以及我们与之互动的线索。部件构成了感知和行为之间的桥梁。椅子有椅座、椅腿和椅背。椅座、椅腿和椅背看起来各不相同，为我们提供不同的服务。椅座的大小和高度适合坐，椅腿支撑着椅座，椅背则支撑着人的背部。如此，椅子便充分实现了“坐”这一功能。毛衣的袖子、领口和正身看起来各不相同，对应我们身体不同部位的需要。对狗来说也是一样：狗的每个独特的部位，如腿、身体和头，以不同的方式为狗服务。我们自己的身体也是一样。
世间万物，拥有名称的却只是少数。基本层级即为世界上的事物命名。这样称呼事物，无疑有助于学会辨别它们，但我们能辨别的远比能叫出名称的或准确描述的多得多。这些名称通常足以用于进行一般的交谈，但很明显，眼睛能接收的事物要多得多。眼睛能分辨出香蕉的成熟程度，毛衣的面料是柔软还是粗糙，椅座的高度是否合适，桌子的结构是否良好。眼睛可以分辨出螺丝刀是否适合螺丝钉，或者一件衬衫婴儿穿是否合身。眼睛能识别无数物体成千上万的属性，这些属性有意义，但不容易被命名，即使可以被命名，我们了解事物也早于知道其名称。
人，面部与身体很重要
像物体一样，人也有形状，也有构成形状的各部件，比如面部和身体。面部和身体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那是谁？朋友还是敌人？老人还是年轻人？生病的还是健康的？本国人还是外国人？醉酒的还是清醒的？富人还是穷人？他们有什么感觉？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打算做什么？如此之多的重要信息都通过面部或身体呈现出来，即我们的内在通过外在表达出来。我们看到这些信息并要迅速吸收，因为信息指导着我们的行为。虽然我们吸收信息的速度很快，但快速评估不能保证准确性。请记住认知第一定律：没有代价就没有收益。
在这里，收益指的是速度。试想在大草原上，在黑暗的或者甚至是光线很好的街道上，你必须避开错误，向朋友而不是陌生人打招呼，因为朋友才可能会把你的微笑理解为邀请，此时识别人脸的速度十分关键。当面对同卵双胞胎时，就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有一次，我十分恼火一个朋友没有向我打招呼，直到我发现那是他的双胞胎兄弟而非他本人，他的兄弟完全不认识我，不向我打招呼当然好理解。我们做每件事都有关于速度和准确性的权衡，和所有的权衡一样，关键是找到两者之间最佳的平衡点。平衡点的选择则取决于两种错误代价的大小。是要错误地热情问候陌生人（朋友的双胞胎兄弟），还是漏掉问候真正的朋友？把狼误认为狗的代价可能很严重，但是把狗误认为狼的代价就小多了。
何人：面部
试试做这件事：向某人描述一个你认识的人，某人曾与这个人参加过同一场聚会，但不确定他或她是谁。这其实并不容易。只有在一些罕见的情况下，当那个人拥有显著的特征，比如有着彩色的头发或戴着不寻常的眼镜，这时任务才会变得容易一些。一般来说，每个人都有眼睛、鼻子、嘴巴和耳朵。我们会用很好的词汇来形容五官，但是这些词汇却不足以把一个人的脸和另一个人的区分开来。我们没有很好的词汇去区分形容一张脸和另一张脸的特征，来区分那些眼睛、鼻子、嘴和耳朵之间的，或者外表和表情的细微差别。我的三个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亲一样，都有蓝色的眼睛。我们五个人五双眼睛，五种深浅的蓝色，我永远不会把它们弄混。尽管我们几乎不可能准确地描述每个人的脸，但大多数人都能识别出成千上万张不同的脸。这种差异充分说明，识别人脸不是以语言为基础的。我们通常不需要通过描述面部来区分他们。相反，每一张脸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的出现纯属偶然，与一个人的家庭有关，但与其外表无关。而鲜明的外表和与之毫无关联的名字之间存在脱节，这正是许多人抱怨他们永远忘不了一张脸却记不起名字的原因之一。
识别人脸和识别物体有本质的区别。一方面，识别这是谁的脸很重要，但区分这是哪把椅子或锤子，一般来讲没那么重要。通常情况下，两把椅子或锤子是可以相互交换和取代的，但作为个体的人，无论好坏，都不能被轻易取代。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剪影来识别椅子、长颈鹿、衬衫和香蕉，但同样的方法不适用于识别人脸。所有的脸或多或少都具有相同的特征。我们识别人脸是依靠形状内部的特征（五官），但又不仅仅是依靠特征本身。毕竟，我们都生有五官，狗和猴子也是。识别人脸的关键是这些内部特征的性质，什么样的眼睛、鼻子、嘴，以及它们是如何排列的。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但是我们大脑中的一个区域，即藏在大脑皮质下面的梭状回，很擅长解决这个问题。大脑的其他区域，如枕叶面部区（occipital face area）和颞上沟（superior temporal sulcus），对任何形态的面部都有反应，比如孩子们很喜欢做的鬼脸。但是梭状回对正常形态的面部更敏感。
下面是一些关于面部记忆的有趣事实。面部记忆是专门指向面部的、独立于其他记忆的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能力仍很稳定，似乎不可被训练。这也许并不奇怪，因为该能力很大程度上基于遗传。识别人脸的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在青春期尤为显著，在32岁时达到顶峰。
尽管识别人脸在生活中十分重要，但并不是每个人的大脑都能有效地分辨和识别人脸。美国演员布拉德·皮特（Brad Pitt）、英国神经学家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和美国艺术家查克·克洛斯（Chuck Close）有什么共同点？当然，他们都是名人，而且在各自的领域都具有非凡的天赋。但他们共同的奇异之处是：他们都患有面孔失认症（prosopagnosia）。想要念好prosopagnosia这个名词得稍加练习。没错，这是个希腊语单词：prosopon是希腊语的“脸”，agnosia是希腊语的“不知道”，组合在一起就是“脸盲”，一个由梭状回异常引发的问题。面孔失认症患者可以感觉到他们在看一张脸，但认不出这张脸的主人是谁。令人痛苦的是，有些人甚至无法认出自己的配偶。如果你怀疑自己有面孔失认症，不要太自责，这是大脑的错。显然，在面孔失认症患者中，大脑中对面部做出反应的神经回路，与那些能够毫不费力地识别人脸的人的神经回路有很大不同。
脸盲不仅令人尴尬，同时也是一个严重的认知问题。面孔失认症也发展出了补偿机制，增强了个体分析和记忆关键特征的能力，更加关注如声音、身体和服装的特征。幸运的是，我们的大脑充满了奇迹，虽然无法识别单张人脸，但这并不影响面孔失认症患者对情绪状态的感知能力。令人着迷的是，识别身份和识别情感是在大脑的不同区域中独立运算的。
表情与情绪
如果合作是人类成功的关键，那么情绪就是合作的关键。为了和你一起工作，我需要信任你、喜欢你、对你有积极的想法。虽然人们对情绪有着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有一点是一致的：情绪可以很容易地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喜欢的和不喜欢的，而且很快会通过行为表现出来。积极的情绪表现为接近；消极的情绪表现为回避。情绪能够迅速通过面部表情、身体和声音表现出来，会被迅速识别，且难以抑制。美国诗人E. E.卡明斯（E. E. Cummings）在一首诗的开篇中这样写道：“因为感觉是第一位的。”这是一种后来得到研究支持的见解，并贡献了认知第三定律：感觉先行。
人们看到随机且无意义的形状时，在判断是否熟悉这些形状之前，就对它们有了直觉，哪怕没能认出这些形状，也会对自己曾见过的更有好感。认知和情绪是分开的系统，彼此之间的交流很慢。情绪，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本质上都是一种快速升华的社会黏合剂，使人趋之若鹜或避之不及。这一基本维度被贴上了一个化学术语——化合价（valence）。在化学中，化合价是分子结合的基础；在心理学的语境下，化合价对应的是效价，效价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情绪效价则是一种基准。
情绪不仅能在我们自己身上很快产生，也能被其他人快速感觉到，且具有传染性。打哈欠也是一样，即使传染的对象是狗。值得注意的是，狗更容易从熟悉的而不是不熟悉的人那里传染哈欠，这是社会共情的一个有力证据。人和狗似乎都会从其他人身上感受到压力。例如，听到婴儿哭闹时，狗和我们的反应类似，都是通过提高皮质醇水平来应对压力。不仅情绪会传染，持续的情绪状态也会，比如压力。如果体验他人的情绪是共情的起点，且情绪具有传染性，那么我们似乎就接通了共情这条线路。控制这一能力的脑区也很容易定位，就在耳朵后面醒目的颞顶联合区。不过，请注意“如果”和“似乎”这些条件。不是所有的情绪，不是所有的人，也不是所有时候都适用。即便条件都成立，共情的程度也未必相同。
还有其他一些值得去做的尝试：走在大街上，对着迎面走来的路人微笑。大部分情况下，路人会对你报以相同的微笑。像许多人一样，当阳光刺眼时，我会眯起眼睛。虽然我并没有意识到，但是眯眼使我看起来像是在微笑，这也经常使我困惑，为什么这么多人走到我身边时都在对我微笑？
鉴于情绪在社会交往中的重要作用，人们对情绪产生多样性的理解就不足为奇了。如前所述，世间万物林林总总，人们喜欢且需要对事物进行分类，其中有一种对情绪的理解值得敬佩。在动画片《头脑特工队》（Inside Out）中，创作者将一组基本情绪拟人化和永生化了。愤怒、恐惧、厌恶、悲伤、幸福、惊喜，这些情绪都能从面部表情中读取出来。这些表情背后有着明显的进化历程，在其他物种间作为社交的信号。基本的面部表情是根据特定的肌肉活动区分的。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实验显示，当人们看到呈现着表情的照片时，对照片中情绪的判断是非常迅速的，深思熟虑并不会改善判断的准确性。有力的证据表明，对基本情绪的判断，如对人和事物的认识，是直截了当，无须中介的。
也有观点认为，情绪虽然会被迅速表达和识别，但是和食物的味道一样，也有无数微妙的层次，难以言明。对情绪微妙变化的鉴别受到语境和文化的制约。我们可以同时感受和表达多种情绪，比如厌恶和惊讶，悲伤和愤怒，恐惧和幸福。身体和面部都能表达情绪，而且身体的情绪表达经常会超越面部的情绪表达。
据说，味道也有5个基本类别：甜、酸、咸、苦，以及最近加入的鲜，另外还有几种味道在竞争第六或第七。这里我们必须辟个谣：这些基本的味道不是由舌头的不同部位感知的。更重要的是，这些味道以组合的形式出现。仅仅这几种味道的组合是无法描述人们能够品尝到的无数种味道的，巧克力爱好者、品酒师、墨西哥辣味巧克力酱制造商和咖喱消费者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面对一个事物，对其进行分类要比将其视为不区分的连续体简单得多。因为一旦使用类别，我们要记住的东西就少得多了。类别得以区分那些独特的、具有不同特征的群体，而不是许多细微的变化。有限的基本类别和我们在世界上能感觉到的无数变化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即使对于颜色这种看似简单的特质而言也是如此。有证据表明，对于一组基本的颜色，其中心色彩或最能体现这组颜色的色度，这在不同的文化中是一致的。尽管在顺序上存在争议，这些颜色的名字都在语言中或多或少地有系统性体现：先是黑色和白色，然后是红色，接着是绿色、黄色、蓝色，之后是棕色，再接着是紫色、粉色、橙色或灰色。就颜色而言，有证据表明，人们对基本颜色的灵敏度更高。尽管如此，人们也能识别出许多微妙的颜色变化，这些颜色的名字既不明确也不一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和怀旧的成年人都使用过的蜡笔，扩展了色彩库：蜜瓜红，红木褐，海牛灰，还有伊甸蓝，苦乐参半的珠光，山脉的威严紫，还有刺目黄，最后一个几乎很难与高亮柠檬黄区分开。
说回到情绪，美国心理学家保罗·艾克曼（Paul Ekman）和华莱士·弗里森（Wallace V. Friesen）按照消极和积极的程度把情绪分为6种基本情绪：愤怒，恐惧，厌恶，悲伤，快乐，惊喜。然而，我们的面部、身体、语言和语调表达的情绪要远多于这6种众所周知的基本情绪（这一发现由艾克曼研究得出，他也因此扩展了基本情绪清单），同情、忧虑、烦恼、失望、懊悔、怀疑、焦虑、骄傲、高兴、无聊、敌对……清单很长，而清单上对情绪的描述只有文字。描述情绪并不总是那么轻易或直接。对情绪的评估也不仅取决于面部表情，还取决于情绪是如何在面部、身体和声音中出现和消失的。此外，正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对情绪的评估还取决于更大的语境和文化背景。
电影行业有这样一个传说。苏联电影制作人列夫·库里肖夫（Lev Kuleshov），将一个令人心动的电影明星毫无表情的脸的一帧画面，与一个迷人的女人躺在沙发上、一碗汤或一个孩子躺在棺材里的画面依次成对搭配展示。根据所搭配的画面不同，观众会将同一张毫无表情的脸解释为欲望、饥饿或悲伤。库里肖夫效应（唉，就像很多例子一样）有时能够被复制，有时则不会。但是有很多其他研究表明，对表情的解释，无论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都会受到文化、身体、环境等的影响。只要这份情绪清单还在，它无疑就是不完整的。
眼睛能够传达情绪吗
古谚云，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也许不无道理。如果你对自己的面部识别能力感兴趣，你可以参加一个5分钟的“眼睛中的心灵”测试，已经有成千上万人参加了这个测试。它向你展示只显露真人眼睛和眉毛的照片，并要求你从4种情绪状态中选出眼睛所表达的那一种。平均而言，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表现更好，女性比男性表现稍好，而神经系统健康的人比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精神分裂症和厌食症的人表现得更好。已经有89 000人完成测试并自愿提供了遗传信息，对其进行的分析证实了这一能力的遗传学基础。另一项独立的研究则表明，同卵双胞胎的表现比没有亲缘关系的人更相似，这也成为遗传学基础的有力证据之一。
眼睛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去探索。事实上，眼睛通过观察世界来学习。当我们睁大眼睛，就能接收到广泛的信息。当我们眯起眼睛，眼光会变得锐利，但聚焦的区域很小。眯着眼睛看东西的感觉对我们这些近视的人来说实在太熟悉了。无论是睁大还是眯起眼睛，都值得一试。新的研究发现，眼睛的信息收集功能与情感表达有关。当恐惧和惊讶这样迥异的情绪状态出现时，人们都会睁大眼睛。恐惧和惊讶自然会激发人们对信息的广泛搜索。其他与睁大眼睛有关的情绪包括敬畏、困惑、胆怯、期待和感兴趣。相比之下，厌恶和愤怒这两种无关的情绪与眯起眼睛有关，因为厌恶和愤怒的来源非常清楚且集中。其他与眯起眼睛有关的情绪包括烦恼、不赞成、怀疑和骄傲。当看到嘴部表情与眼睛表情不协调的脸部照片时，人们对情绪状态的判断也跟着眼睛走，虽然这种不协调会使判断的准确性略有降低。
面部与个人特质
在一系列令人惊讶且又令人不安的实验中，研究人员向学生们展示了一系列两张一组的面部照片，每组照片的展示只持续很短的时间，并要求学生们判断这两个人中哪一个更有竞争力。这些照片是美国前89届州长竞选的候选人。研究人员还会向学生们确认他们是否认识其中的任何一张脸，如果认识，那么这组数据就会作废。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被认为更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实际胜出的概率约为55%～58%。按照要求，学生们必须快速做出判断。而在另一项重复性实验中，则要求学生们深思熟虑后做出判断，但这实际上降低了预测的准确性。竞争力判断不仅能用于事后解释选举的结果，还事前预测出了2006年超过68%的州长候选人和72%的参议员候选人。这种预测不仅在美国适用，在其他国家也同样适用。根据面部对竞争力或优越性的快速社会判断（这些特征的判断结果是相关的）似乎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们与司法判决、招聘雇用、薪水和军衔有关。当我们漫不经心地做着自己手头的工作时，我们的大脑似乎是自动做出这些评价的，没有明确的判断意图。
以上所述是令人惊讶的部分，那么接下来就是令人不安的部分：这些判断是不具备有效性的。也就是说，被认为更有竞争力或更具优越性的人不一定更称职或更优秀。这些判断并没有在行为上得到证实。不过，也有一些好消息。这些偏差可以通过增加其他信息加以弥补。要知道，前文所述的研究使用的都是静态的面部照片。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期待掌握更多关于目标人物的信息，而不是靠单一的面部表情来进行重要的决策，这些补充信息就可以用来对抗有偏差的判断。但是，我们也必须警惕并牢记一个事实，即在学术研究实验中，让参与者对静态的面部照片快速进行判断，确实可以预测其他人的投票决定，而且似乎可以预测其他改变生活的决定，比如就业和晋升。
身体与情绪
身体也能够表达情绪。身体相比面部的优势是：它们更大。身体能够做出比面部更大的“表情”，可以从更远的距离被人们看到。通常，身体和面部作为整体一起工作，但在做实验时我们可以分离与重组面部和身体。如果面部和身体一致，表达同样的情绪，判断就会更加准确。如果面部和身体不一致，表达不同的情绪，那么在判断时，身体比面部具有更高的权重。
当两者发生冲突时，身体所表达的情绪可以压倒甚至逆转面部所表达的情绪。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来自网球比赛。球员通常用强烈的反应去表示他们的输赢。当表示成功的身体和表示失败的面部搭配在一起时，人们会认为这种反应是积极的。反之亦然，当表示失败的身体和表示胜利的面部搭配在一起时，人们会从消极的角度去理解。当面部和身体表达的内容发生冲突时，人们会根据身体表达的信息做出判断。在这些情况下，如果只有面部没有身体，即使是近距离观察照片，人们也无法可靠地进行积极或消极情绪的判断。对于这种情况，从面部可以看到情绪的强烈程度，但却很难从中判断出情绪的效价。
面部作为情绪的载体，是不应被低估的。网球比赛需要身体的有力动作，并且身体是面向大量观众的，因此在表达情绪时身体自然比面部更具优势。不过，网球比赛只是引发情绪的形形色色的情况之一。许多人与人之间的际遇，无论全神贯注还是漫不经心，都是面对面地坐着或站着，情绪主要由面部和声音传递，身体其他部位的表达则较少。人际交流通常是冗余的，可能至少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减少误会：如果你漏掉了部分信息，比如，在一家嘈杂的餐厅里，你只接收到一部分信息，但也足以去理解。像许多表达和交流一样，情绪是通过面部、声音和身体来表达的，甚至在每种表达方式中都包含了冗余的信息。盲人可以从声音中把握情绪，包括韵律和词句；耳聋的人则可以从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中把握情绪。
身体与行为
身体不仅仅能够表达情绪。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谈到的，身体的不同姿态可以使人进行大量的交流。身体也在这个世界上行动，做着无数需要完成的事情。当然，大脑参与其中：纹状体区，对身体和身体部位会有选择性反应，但对面部、物体和动物等其他事物则没有反应。值得注意的是，定格诸如掷标枪这样的运动中身体的照片，也会激活一个对实际运动有反应的区域，即颞叶内侧，而静态姿势的照片并不能激活这一区域。这显著表明，与静止的身体相比，运动的身体有着独特的状态。
身体传达的是行为，也传达行为的意图，而且细节细腻。在一项研究中，参与者观看一段视频，视频中的人伸手去拿一块积木。这个动作的意图有多种：为自己而拿，为别人而拿，或单纯是为了抢在别人之前而拿走。在手真正拿到积木之前，视频暂停。尽管身体的动作只有细微的差别，但参与者可以准确地分辨出这三种可能的动机。从手的形状和动作，以及视频中的人注视的方向，可以明显看出不同的意图。
在连续的自然动作中，比如做三明治或洗碗，行动者的头和眼睛在手开始伸向下一个物体之前就转向了这个物体。双手通常忙于完成上一个动作时，行动者已经在准备下一个动作。因此，行动者的头和眼睛显示了其意图，并为下一步行动提供了很好的线索。
无论是小孩还是成人，就像识别人脸一样，都能很快地识别他人眼睛注视的方向和手上的动作，并利用这些信息推断和理解他人在想什么、做什么或打算做什么。这是关于由身体传达信息的另一个重要例子，他人不需要语言就可以抓取该信息甚至对此采取行动。
地点，行为与事件的场景
最近人们在电话里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在哪里？知道一个人在哪里就知道了很多关于他此刻的情况。很多时候，当我们去到一个遥远的地方，我们会给上一次一起在那里的朋友打电话。地点，不像物体，不像面部，也不像身体，对我们来说具有不同的意义。大脑中对应物体、面部和身体的区域中，存在对场景有选择性的区域，其中最主要的是旁海马区和压后皮质。
场景围绕着我们，而且常常“景”满为患。我们无时无刻不沉浸在一个场景当中。场景是活动的背景，我们的大部分活动都发生在特定的场景中。场景在约束和激活活动时，部分是通过场景中的对象实现的。场景中有许多不同的对象，通常包含面部和身体。场景是我们生活中所有事件和故事的背景和情景设定。场景也是一切历史事件的背景，无论是平凡的还是不朽的。因此，场景中包含着大量的信息。我们在餐馆里的所见所为与我们在邮局里、在教室中还有客厅里的都大相径庭。与物体一样，场景也有一个基本层级，即学校、商店、家、公园、海滩、森林这一层级，场景中的各个部分、对象和活动都在此汇聚。这些场景有些是室内的，有些是室外的，室内场景和室外场景是包含基本层级的上一个层级。
就像对面部的记忆一样，我们对场景的记忆也是非同一般的，以至于很多年来，文学界都有一场竞赛，比拼人们能记住多少幅场景图片。奖品颁给了能记住10 000幅图片的人。一般来说，人类对图片的识别能力是非常强的，对生动图片的识别能力甚至更强，而且都比识别文字的能力要好。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上述对图片的记忆测试有两种方法。在一个实验中，参与者看到的是成对的图片，其中一张是已经看过的，另一张是全新的。参与者的任务是在每一对图片中选出那张熟悉的老照片。在另一个实验中，图片被一张一张地呈现出来。其中一半是参与者看过的，一半是全新的，随机混合。参与者依次判断每张图片是熟悉的还是全新的。一般来说，如果新的场景图片与旧的有很大的不同，区分新旧的任务就变得相当容易。但是当图片更相似时，识别的准确度自然下降，就像我们试图区分同卵双胞胎时一样。
变化盲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内容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悖论。我们太倾向于看到场景的要点而忽略场景的细节，不去注意场景的特征何时发生变化，即使这些特征非常重要，这种现象被称为变化盲。网上有很多论证演示，各位可以找来试试看。不少论证演示展示了几组场景看似相同实则不同的照片，在城市里，在湖边，在机场，都人满为患，快速交替展示这一组组照片。每组照片除了一张有一个重要特征发生了变化外，其他都是一样的，例如，一架大型喷气式飞机的发动机不见了，或者一艘摩托艇的电池不见了。观看者经常会感觉到某些东西发生了变化，但即使在多次重复看这组照片之后，也很少意识到是发生了什么变化。
变化盲在现实生活中常有发生。在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论证演示中，一名20多岁的男学生在大学校园里问路。当路人对着地图用手势说明道路时，抬着一扇大门的一群人从他们中间穿过。这里用了一个魔术师的惯用技法，问路的男学生与另一个男学生交换了位置，后者也是20多岁，是本来抬着大门的人。结果，只有不到一半的路人注意到问路的男学生换人了。诚然，两人都是年轻人，身材和衣着都差不多，而且路人一直是盯着地图而不是男学生的脸在看。但即便如此，也不应该没有意识到和他们讲话的人已经换了。这种技巧，在参与者不注意的情况下改变一个现场场景的中心特征，已经被演示了很多次。环顾四周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细节丰富的世界。但我们只是看着这个世界，并没有去记忆所有细节。只要能看到那个世界，我们就可以以之为参照，却不需要记住全部细节，我们只需要知道自己在哪里。
变化盲是认知第一定律“没有代价就没有收益”的另一个例子。在这里，收益是指快速获得意义。如果我知道事物的意义，就知道该期待什么，该怎么做。代价在这里指细节。比如，公园里有一块场地，场地上正进行一场足球比赛，所以我最好绕着走而不是横穿，此时，是否有垃圾桶或灯光并不重要。又比如，我给另一个迷茫的陌生人在校园里指路，重点是专心解释地图上的路线，之后我也不会见到那个人了。或者我要去的是一条购物街，那么我最好要做好与人群接触的准备，此时路边是否有修鞋店或干洗店就不重要了，除非那正是我的目的地。当乘客登上飞机时，乘客并不会在意引擎，即便引擎对飞机很重要，但对此刻的乘客来说并不重要。
类别比维度更易理解
世界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类别，它还给了我们连续性，即事物展现的不同维度。食物不仅仅是酸的或甜的，每种食物的味道都有不同的层次。人不是只分为高的和矮的，他们都有具体的身高。
在这一章中，我们了解到，大脑如何迅速地形成了对我们生活最重要的人、地点和事物的分类。这些类别中有许多是过于确定的，也就是说，某一类别的成员有许多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使其与其他类别区别开来。形形色色的衬衫有许多共同的特征，且在许多方面与裤子相区别。土豆和西红柿，椅子和地毯，足球场和杂货店，海滩和邮局等同样如此。这些特征以捆绑的形式出现，彼此间高度相关。家具或服装等常见类别的成员通常有许多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是其他类别所不共享的。鸟有羽毛，可以产卵，还会飞，狗就没有这些特征。上一个例子中进行对比的两个类别属于同一个上级类别，乐器和蔬菜在共性和差异性的特征上要极端得多，它们的重叠特征很少。
共享许多特征，并在另一些特征上与其他类别不同，使得分类既快速又准确。在准确分类的前提下，还能够做出许多可能正确的期望和推论。比如小心用刀，用玻璃杯喝水，坐在椅子上，吃一口苹果，踢足球。分类思维使日常生活过得轻松顺畅。一旦我们知道某件东西属于哪一类，我们就会对它有更多的了解，知道它能做什么，知道我们能用它做什么。类别非常有用，我们用类别来整理物品，以及我们的思维和生活。
但是，我们生活中有一些重要的东西无法被如此轻易地归类。它们所具有的共性和差异没有产生群组和边界，相反，属于不同类别的东西可能在一个重要的特性上有所不同，但在其他特性上可能没有差异。然而，分类思维依然存在。以国籍为例，国籍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类别，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它也允许我们借助这个概念对自己和他人做出某些推断。在遥远的北方国家，人们的饮食、住房和衣着可能与赤道国家的有所不同。为了适应不同的气候特征，甚至可能存在进化上的差异。在瑞典北部，人们的饮食主要依赖家畜的奶，因此进化出了使他们成年后也能够消化奶的基因。中国人的饮食以农作物为主，成年后大部分人存在乳糖不耐受。尽管如此，瑞典人和中国人都有头、胳膊、腿，能吃会笑，身穿衣服，都能长大成人，组建家庭，工作，享受友谊。
国籍可能允许对相关特征进行一些推断和猜测，但由于世界各地的人们在无数方面有着共同点和不同点，所以很多特征与国籍并无关联。其他归类方法也是如此，尤其是人的分类。儿童和成人，城镇人和乡村人，政治家和记者，小熊队球迷和白袜队球迷，穷人和富人，女性和男性。这些都是重要的分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投票或表达崇拜的人可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但他们之间的差异也有很多，与其他类别的人相似的地方也多得多。不相关的特征在重要性上可能远远大于少数相关的特征。然而，考虑维度上的细微变化比将事物归为总的类别要困难得多，为此我们需要将很多事情纳入考虑并牢记在心。相比之下，分类就容易多了。但是，别忘记认知第一定律：没有代价就没有收益。
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受人尊敬的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教授，因公众乃至世界上杰出的政治和经济领导人对全球状况的许多误解而感到沮丧。他在TED演讲中讲述了近来世界经济的戏剧性发展，仿佛这是一场进行中的激烈足球赛。人们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许多误解，都来自非黑即白的分类思维，特别是把国家划分为贫穷和富裕两类，认为贫穷的国家没有电力、教育、干净的水和医疗保健，富裕的国家拥有以上全部甚至更多，贫穷和富裕中间什么都没有。大错特错！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大大高估了世界贫困人口的比例，错把20世纪60年代世界的真实情况当成21世纪的。他们还把经济条件简单地分为“穷”或“不穷”，忽视了贫困的不同程度。
罗斯林找到两种方法来帮助人们根据维度而不是绝对的分类去思考问题。第一，将世界划分为4个而非2个类别，并标记它们的层级，以表示一种流动的维度，而不是两个固定的类别。第二，他生动地将全世界的人口用硬币来表示，每个硬币代表10亿人口，总共有7个硬币。照片中描绘的财富水平显示了各个层级的人如何获得水，如何在这个世界上流动，如何做饭，以及他们吃什么。第一层级的生活符合我们对贫困的想象：人们每天约挣2美元，用水桶从河里运水，种植的农作物仅能供自己食用，靠收集来的柴火做饭。但在2017年，全世界70亿人口中，只有10亿人生活在这一层级，而不是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估计的数量。第二层级的30亿人一天能有4美元的收入，出行靠自行车，有罐装燃料用于做饭，种植的农作物除了自己食用还有剩余，饮食也多种多样。更重要的是，孩子们有学可上，包括女孩。第三层级的20亿人每天挣16美元，有自来水、电力和摩托车。他们可能会做多种工作，但孩子们只能上到高中。至于第四层级，我们都非常熟悉，大部分西方国家的人都是属于第四层级的10亿人。请注意，从一个层级跳到另一个层级的关键在于从一个地方到达另一个地方的交通方式：从步行到自行车，从摩托车到汽车。
罗斯林用以上两种令人信服的方法来纠正分类思维及其带来的误解。这两种方法都是基于空间认知的。第一种方法是使用数量较少的层级，而不是两个极端的类别。4个类别正好适合短时记忆，我们可以记住4个层级，但要记住许多细微的分级是很困难的。第二种方法是通过吸引眼球的描绘来理解层级和数量。也许罗斯林的方法可以鼓励多维思维，消除我们对生活中其他领域的误解。
从罗斯林的分析中还可以得到另一个收获：经济的流动性与空间的流动性密切相关。在空间中移动得越远，就越能开启经济上的可能性，甚至能为我们提供许多机会：在空间中接触和了解更多途径，接触新的视角，认识新的人、地点和事物，从而与之互动学习。在空间中走得越远，就越有机会增加可以提升生命价值的幸福感。
思维能超越感知
回到对我们周围世界的感知。变化盲的各种表现显示了两个重要现象：一是我们以为自己正在接收一个生动、清晰、连贯和完整的世界影像；二是事实上并非如此。在许多情况下，直接的印象是基于推理而不是感知的：如果是厨房，那就应该有水池和冰箱；如果是教室，就应该有桌子和黑板。似是而非的推理代替了思维各个领域的直接知识。因此我们得知认知第四定律：思维能超越感知。
也就是说，脑中所想可以覆盖感知到的东西，或者从更宽泛的意义来说，假设凌驾于感知之上。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对熟悉物体进行感知的实验。在几年前的一个实验中，给一组学生展示一些相当熟悉的物体的模糊、失焦的照片，然后让他们猜看到了什么，并在照片逐渐对焦的过程中继续猜测。另一组学生则直接看清晰的照片。当然，你会认为先看到模糊照片的小组会更快地识别出物体，甚至早于看到完全聚焦清晰的照片之前。很遗憾，你错了。那些看到模糊照片的人往往会对他们看到的东西产生错误的假设，这些错误的假设阻碍了他们在逐渐清晰的视野中识别物体。可以推测，他们会继续按照最初的假设来解释其所看到的影像。
这种假设凌驾于事实之上的现象既发生在认知中，也发生在感知中，就像许多知觉现象一样。我们所持有的假设、推论或信念使我们对事实、对所见的解释产生偏差，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在一个经典的实验中，普林斯顿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的学生都被问及和对方学校之间的一场特别艰苦的足球比赛，在这场比赛中判罚了许多点球并有几名球员重伤。当被问到是哪边开始粗野打法时，86%的普林斯顿学生说是达特茅斯队这样做的，但只有36%的达特茅斯学生也这样讲。同样，93%的普林斯顿学生，以及仅仅42%的达特茅斯学生认为这场比赛既粗野又肮脏。后来，普林斯顿学生观看比赛影片时发现的达特茅斯队的违规行为是达特茅斯学生发现的两倍多。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在普林斯顿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的学生们眼中，这场比赛是不一样的。
自以上研究以来，许多其他研究再次表明：我们自己的出发点、观点或假设，会使我们的感知产生偏差。我们更可能注意到的是支持我们假设的证据，而不是反驳假设的证据。当我们发现反证时，我们可能会忽略它，把它解释为异常。每个人都容易产生确认偏差：我们会积极地寻找能够确认假设的证据，而对反证视而不见，即使没有对某个假设投入个人意识，我们也会这样做。收集证据证明一个主张是真实的，这似乎是理解该主张的核心。看到远处有一个人，那是多年没见的表弟吗？身高合适，头发的颜色也对，身材也符合。听到的关于朋友的惊奇故事，或者读到的关于政治家或科学发现的新闻，会是真的吗？我们会首先寻找与表弟的外貌或与朋友的故事相符的信息。在否定一个主张之前，我们必须先要获得证据。寻找确凿的证据作为一个起点是有意义的；如果根本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就应该放弃这个假设。但是，寻找确凿的证据不应该使我们对反证视而不见，或者不去寻找可能与假设相悖的证据，甚至在面对这些证据时不假思索地视而不见。这样做会带来可怕的后果。
一位评审过几十个支持或反对确认偏差实验的学者这样总结道：
最后，我认为确认偏差的存在是普遍且强势的，我也评述了我认为支持这一主张的证据。深思熟虑的读者肯定会想到，我所做的事情本身就是在工作中执行了确认偏差的一个例证。我很难排除这种可能性，这样做等于否认我所说的一般规则的有效性。
我们会自然地为假设寻求证据支持，而且这些假设会使我们对反证视而不见。这对感知来说很普遍，而感知的真实即所有思维之真实。由此得出认知第五定律：认知反映感知。
我们将反复回到这个主题。空间思维反映在抽象思维上，反映在社交思维上，在认知思维上，反映在思考人的行为方式上，反映在艺术思维和科学思维中。思维意味着思考，不管是什么领域，空间思维是我们存在的核心。把食物放进嘴里，找到我们的人生道路。开展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日常工作，整理我们的物品，在世界上四处走动。我们离完美的空间思考者还有很远的距离，无法感知到一切，太多的事情发生得太快，所以我们依赖似是而非的推论。我们无法保证推论和判断是否真实，因为我们的身体或大脑中没有客观的测量仪器。因此，我们必须依靠其他机制，而它们是不完善的，甚至可能是有偏差的。在对身体和身体周围空间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了偏差，在对更大世界的描述中有更多的偏差。尽管如此，我们的空间思维能力比抽象思维能力要好得多，经验也更加丰富。抽象思维本身可能要难得多，但幸运的是，它通常可以以某种方式映射到空间思维上。这样，空间思维就可以取代和构建抽象思维。
人、地点、事物，我们生活的背景
我们被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包围着：人、地点、事物。它们构成了我们生活中事件的背景。我们区分认识的人和不认识的人；从他们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去猜测出他们在想什么、感觉什么、做什么和交流什么。我们知道如何与周围的物体互动，这些物体会向我们透露许多信息。我们知道周围可能有什么物体和哪些行为。大脑有专门的区域来识别人、地点和事物，能让我们在短暂的一瞥中识别出它们是什么，眼睛都不需要转一下。
大脑和心智都喜欢把东西归类。区分类别比区分多重维度要简单得多。而且令人惊讶的是，类别承载着易于观察到的大量意义。我们的面部和身体承载着身份、情感、意图、行动以及交流。事物本身即对我们有所启示：事物能为我们做什么，我们能用事物做什么。地点告诉我们它们是什么，我们能在其中做些什么。意义的出现无须语言，或者说，意义出现的速度远远超过了语言的表达效率。我们通过这些意义来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并协调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还用它来想象从未存在过的世界。正如意义的表达可以无须言语，思考同样如此。美国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小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见解：
我小时候在纽约市皇后区的远洛克威（Far Rockaway）长大，有个朋友叫伯尼·沃克（Bernie Walker）。我们俩在家里都有一间“实验室”，我们会做各种各样的“实验”。有一次，我们在讨论一件事情，当时我们已经十一二岁了。我说：“思考不过是在内心里自言自语。”
“哦，是吗？”伯尼说，“你知道汽车曲轴的形状吗？”
“是啊，怎么了？”
“很好。那么告诉我，你在自言自语时是怎么描述它的？”
于是，我就从伯尼那里学到：思考既可以是视觉的，也可以是言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