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各领域发展道路之间的协同和预期

柏晶伟：中国道路有一个预期吗？

周天勇：我认为应当有一个预期。从周期讲，中国共产党建党起，革命斗争进行了28年；1949年建国，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被拨乱反正，是一个30年；从改革开放到21世纪的头十年末，又是一个30年。60年一甲子，30年一转运。我们认为，从2011年到2040年，又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30年。

（一）各领域发展道路之间的协同

柏晶伟：发展道路、资源生态环境道路、民生道路、改革道路等之间如何有效统筹兼顾？

周天勇：各领域之间的统筹兼顾是需要智慧的关键点。比如，城市化过程中，要使进入城市的人口购买得起住房，需要让农村的资产流通变现，需要鼓励创业和就业，需要收入的增长快于房价的增长，其中民生、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促进小企业发展等之间需要有效统筹兼顾。再比如，要建设一个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首先需要资源型产品价格体系的改革，还需要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并且也离不开新能源、材料等技术的进步。还有，小企业的发展，从融资方面需要对垄断的金融及其监管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否则，根本就无法打破抑制容纳大量劳动力小企业发展的融资瓶颈，如此等等。因此，发展是为了民生，民生离不开发展。发展方式的转变，结构的调整，创业活跃，小企业变多，技术进步，都离不开改革。生活方式合理化，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又离不开发展方式转变、结构调整，也离不开价格和税收体制的改革。

（二）改革道路预期

柏晶伟：各方面的任务完成是不是有一个时间预期？

周天勇：是的。在这样一个新30年中，我认为，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包括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改革，应当有一个比较合适的战略预期，其中可以设想从2011年开始，首先进行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攻坚，用5年的时间，在2015年时完成。邓小平对改革在时间上有一个谋略，他说，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 。他在1992年时讲道，“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 他也期盼，这种改革后的体制“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他给出的基本的改革应当完成时间，大体上就是以2020年为限。因此，加快各方面的配套、综合和全面的改革，使中国在2020年时，基本形成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公平正义的现代经济、行政和政治体制的国家，是今后10年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任务和目的。

（三）城市化道路预期

柏晶伟：从您对中国道路的研究看，城市化是一个中国发展道路的主线，您对城市化推进的速度有什么预期？

周天勇：城市化进程是未来中国发展道路中的重中之重。由于农村青年一代人口向往城市的动力要远大于他们的前辈，并且“80后”以后转移入城市的人口再回农村的比率会越来越小，城市化速度将客观地被加快。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城市化进程看，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2010年，经历70年的时间，城市化水平都达到了95%左右。因此，非常可能的是，中国大陆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的40年代末，中国城市化的水平达到80%~85%，届时，如果人口达到15.5亿，将会有12.4亿~13.2亿人口在城市中。城市化的速度在2011—2020年间加速，城市化速率在2021—2030年高位变动，2031年开始放慢，2036年开始将进入缓慢变动期。当然，工业化将从中后期，在2020年时，基本完成。市场化进程，在2020年时，也将基本完成。而信息化在2040年时，将达到后期阶段。但是，最主导中国未来30年经济和社会的，世界上最为波澜壮阔的，还是8亿左右的巨额人口和劳动力，从农村和农业源源不断地向城市和工业及服务业转移。

（四）创业及小企业发展预期

柏晶伟：您在发展道路路线图和民生道路路线图中分别提到，创业和就业，小企业的发展，您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预期？

周天勇：我曾经在2003年提出，到2010年的7年时间中，制定和实施国家级的一个中小企业发展战略，以解决就业问题。但是，没有引起重视。在2008年又提出，制定一个10年发展中小企业的国家战略，然而，也没有被重视。由于城市化速度未来可能加快，从2011—2020年的10年中，如果再不高度重视能容纳大量劳动力就业的个体、微型和小企业的发展，如果再不将其提高到如同创新型国家建设等这样高度的战略层面，中国未来几亿劳动力的就业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难题，失业率高—收入不稳定—生计困难，即使是10%的失业率，从规模上看，也将会有7000万~10000万劳动力失业，将会涉及2亿—3亿人口的生活。社会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动荡，并将难以稳定。因此，特别呼吁制定一个鼓励创业和促进小企业发展的10年发展战略，并上升到国家最高战略层面。并且，克服部门利益和偏见，准入、审批、监管各部门，财政税收方面，金融方面，都需要有切切实实的改革，以及鼓励创业和小企业发展的可行的措施，使国家度过城市化高峰就业的危险时期。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结构这样剧烈变动的过程中，创业、小企业发展、较为充分的就业，既涉及民生，也与我们社会和国家的安危有关。任何的轻视和漫不经心，以及由于部门的利益、偏见、固执、拖延、懈怠等问题，都可能会酿成政息国亡，铸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和大错！

（五）解决居住问题的预期

柏晶伟：按照您的观点，安居乐业，是民生之本。居民住房问题的解决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个预期呢？

周天勇：安居与乐业同等重要，也应当有一个战略预期。一些学者讲，像一些国家一样，买不起房，可以租。但是，储蓄资产、置地有房，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中，我想人们有自己的房屋财产，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而且，如果城市中20%的多套房家庭，将房屋租给80%的无房户，必然会形成两个阶层，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原则。房价越涨越高，租房的居民越来越没有希望有自己的住房。房租日益上涨，房客不断受到房东的盘剥。而国家将目前已经进入城市的无房的2亿人和未来还会进来的6亿人口的住房包下来，从生产力水平和财政可能性讲，实际是行不通的。不能安居，社会也会极不稳定，也会永无宁日。

柏晶伟：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周天勇：需要切实可行的规划，并要安排进行相关的改革。一是正确处理土地用来吃饭与居住的关系，特别是花大力气进行近6亿亩盐碱滩涂地改造，对城市住宅用地，根据城市化的进程和居住需要，应供尽供，使全国整体房价不发生因土地供应不足导致的暴涨。二是尽快改革农村土地制度，使进入城市的家庭能变现资产，成为购买城市住宅能力的一部分。三是改革目前的土地和土地财政体制，延长土地使用年期，各种土地平等入市，废除政府垄断卖地、“招拍挂”，以及40年到70年出让期等体制，用税收代替出让金。即增加土地供应与改革体制并重，综合解决房价过高问题。

从战略预期看，如同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一样，在前5年需要推进土地房屋体制改革。从调控目标看，通过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加快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同时不让房价上涨速度超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在2020年时，将房价与居民收入比降低到6以内。目前，从农村进入城市的2亿人口，以及城市原居民中的7520万人，总计43%的城镇人口没有自己在城镇中的住房，并且，平均住宅面积30平方米以上的城镇居民拥有近70%的城镇房产。因此，应当使拥有自己的住房的城镇居民（包括农村转移进入城市的新居民），从目前的57%左右，上升到2020年时的65%；2030年时，达到75%；2040年时争取达到85%。

到那个时候，高收入家庭的居住需求，放开由市场调节满足；绝大多数中低收入人口的住房，国家控制房价收入比，也由国家调控市场，包括合作建房等方式来解决。而极少数的贫困家庭，由政府廉租房等方式解决。需要指出的是，一是给人们以机会，绝大部分人通过创业和工作的方式，获得收入，并能从不需要的资产中退出变现，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去拥有自己的住房，除了他们自己有成就感外，政府财政破产的危险，分房中的腐败，保障房的分配和管理成本等，都会降低到最低点。

（六）生活消费方式转变预期

柏晶伟：从资源生态环境发展道路看，你有什么样的预期？

周天勇：前面已经论述过，资源生态环境的节约、改善和保护，最主要的是取决于居民和公共消费方式的转变。从《中国梦与中国道路》一书中就资源环境一章的研究看，如果消费方式，以及与其相关的发展方式不进行彻底的转变，未来30年即使平均按照7%的速度增长，全世界资源和环境排放容量的50%都给中国使用，也很难满足。而消费方式则决定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消费项目的价格和成本，一个是观念和习惯。因此，资源性价格体系的理顺，环境税的开征，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颁布（如家庭和单位垃圾分类，偷排超排问责追刑等），都需要在前5年中进行并完成。而在整个21世纪20年代的10年中，应当强化资源生态环境教育，形成节约资源、爱护生态、保护环境的理念、习惯和生活方式。以便我们在后20~25年中，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和转变，给发展创造一个宽松的资源生态环境条件。

我们认为，要痛下决心，并有魄力，坚决进行“三公”消费的改革。各级党和政府，以及行政性事业机构，需要带头进行简约式公共消费，给人民做出转变消费方式的榜样。争取在2015年前做到改革和彻底取消不合理的党政及行政性事业用车消费，并在2020前的10年中，逐步改变招待方式，以节约公招消费。还要对办公条件、政府前广场等进行限制，以节约纸张、通信成本、能源和土地等资源。

这样，到2040年时，我们就完全有可能在资源约束的情况下，改善和保持我们优美的生态环境，并在简约的生活方式下，满足中上等发展水平的人民舒适并幸福的生活需要。

（七）未来技术进步预期

柏晶伟：除了以上一些重要道路方面的重要任务的战略预期外，您觉得在未来发展中，还有什么是很重要的？

周天勇：在以上四个领域中有许多需要进行和完成的任务，不再多说。最后需要提出的是，综合国力是建设富国的基础，而技术进步是竞争力的核心。从我们国家发展对技术进步的需要看，一是增强我国科技、经济、国防等方面竞争力的科学技术进步，如移动通信技术、外太空技术、云计算技术等。二是我国资源相对缺乏和生态环境约束较大国情需要的技术，如新能源技术、节约能源和减少排放的技术、恢复生态环境的技术、生态农业技术等。三是创新和改变人们生活方式和需要的技术，如视频、网络、出行等方面的技术。

从科学技术进步的方式上看，建设一个科技强国，我们需要选择赶超式战略。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内，国民经济的竞争力建设有两个优势，一是劳动力仍然相对便宜和丰富的比较优势。二是科学技术研发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我们需要对自己的科技优势充满自信。我们将会有世界上人数最多和最智慧、最优秀的人力资本。我们的科技人员是世界上工作最勤奋和最敬业的科技工作者。我们有世界上促进科技进步的最大的市场容量条件。关键是，在未来的10年中，我们需要改革目前纵向下达科技研究任务的体制，向企业和市场需求技术的体制转变。需要建立科技转化为产业的商业运作模式。需要对一些关键的技术，先从国防应用开始，完成其规模化生产，再向民用扩散的产业化过程。总的来说，需要建设一个促进国民经济技术进步的体制和机制。

从技术进步推进来看，努力使我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目前的40%左右，2020年上升到50%，2030年上升到60%，2040年上升到70%。而在世界经济体中，按照洛桑经济学院的排名，中国在58个世界经济体中竞争力2010年排第18位，而据世界经济论坛的计算，中国的国家竞争能力排在第27位， 即使按照后者，2020年时应当上升到第17位，2030年时上升到第7位，争取在2040年时进入前5位，成为世界科学技术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