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军事工业发展已经进入“加速期”
军事工业的发展是未来十年中国能否保持国防安全与中美军事关系总体稳定平衡的最重要领域。中国要在当今世界建设信息化军队的历史进程中，要从整体上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涉及的要素越来越复杂，历史上空说“战略的转变”的教训不在少数。近20年来，世界各国在实现军队信息化转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这些经验与教训带给人们最深刻的启示，就是必须高屋建瓴、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而军工系统的这种设计被认为是最困难也是最紧迫的。但中国军工却利用国家社会稳定发展中的经济与科技实力作为有力支撑，在开始向信息时代的武器装备发展的时代中首先需求进行了新的“顶层设计”。
首先要摆脱苏联机械时代援助模式的基础模式。中国军事工业是从战争年代起家，从艰苦的战场上一步步发展起来的。但中国近代工业化严重落后的局面，直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时，残存的工业企业、畸形的工业布局等现象表明，中国的军事工业尚未形成规模当然也不能自成体系。这样新中国的军工系统就必然历史性地选择了苏联的援助模式。这些项目被主要部署在中国的西部省区，其中不少项目就在四川与陕西两省。这些省区不但矿产丰富，更重要的是地处战略后方，不容易受到敌机的空袭。当时审查项目的地址时，一般都把厂址先标在地图上，然后用直线标出它与中国台湾、韩国、日本等地的美军基地实际距离，并注明什么型号的飞机飞多长时间可以达到这个距离等。这也就是后来的“国防军工三线建设”的基本模式。因此如何向二线、一线相对开放的地区转移，寻求更多的国际合作，就成为中国军工能否适应发展的战略问题。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军工在自力更生的旗帜下进行了一次重大的调整，其布局原则是“靠山、分散、进洞”，布点更加多而更加广，但仍然还是以西部战略纵深为主要特征。“文革”刚刚结束后的几年，其基本发展还是“修修补补、填补空白”式的机械年代的军工布局，改革开放30多年虽然也有一定的调整，但却没有从结构上进行适应时代的转身。
改革开放的国家战略调整，同时为落后的中国武器装备发展水平带来了重大的历史性突破。这种突破主要就是“引进消化、特色创新、开放出口、军民兼容”这四个步骤。
“引进消化”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但当时的冷战并没有结束，国际战略格局之下的中国只能从中美合作中寻求时机。但许多项目一开始便遭到了重创。比如与美国已经开始的歼－8战斗机的现代化改装项目，在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谈判与协调之后已经悄悄地进行了。飞机虽然已经运到了美国，但后来的一场政治风波又让这种合作终止，当然最根本的原因是冷战结束美国人已经不需要“中国牌”来牵制苏联了。随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俄罗斯与中国战略合作给中国的武器装备引进带来了历史机遇。20世纪90年代开始引进的一系列新式武器装备，让中国的军事工业看到了差距与明确了发展方向。随后的中国军工的“消化”能力便成为一种主要考验。当然，任何出口武器的国家也不会将自己最先进的东西全部卖给他人，“留一手”也是通常的国际惯例。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国工便开始了长达20年之久的在“引进消化”基础上的自主创新之路。
历史就是这样与中国人开着玩笑。30年前苏联援建中止，让中国人被迫“自力更生”出自己的“两弹一星”，30年后俄罗斯人又在“赚中国人大钱”的意识下客观地帮助了中国的军事工业跟上时代。真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一点不假。从中国的武器上都可以发现中国军工在引进消化进口武器后自主创新的影子。但这种创新是“特色创新”，是中国自己战场需要的以防卫作战需求为特征的创新。
实际上，中国的预警机走的也是这条“引进消化”“特色创新”的路子。实际证明这是一条中国军工成功的道路。当然军工的长期发展需要强大的经费支持，只靠有限的政府投入是难以维持这种花大钱领域长期稳定发展的。因此学会造武器的同时，还必须学会“卖武器赚钱”，然后让进一步的发展得到充足的经费。这样中国就在广泛国际合作中开辟了自己军工良性循环的道路，在亚洲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武器市场上，中国的武器装备由于价格与性能之比是最有竞争力的产品，这样中国的武器装备出口就有了照实的基础，比如向巴基斯坦出口的飞机与坦克等，与一些国家合作的防空武器项目等，都深受欢迎。
但这种出口的数量毕竟有限，最大也是最根本的还是要走一条“军民兼容”的武器装备发展的道路。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战略选择，也是苏联军工失败的最大教训。因此，从进入21世纪的初年开始，中国政府就逐步开始了武器装备研制与采购的新政策，只要具备相应的技术水平与“保密资质”，一般的军工产品将不再全部由原来的军工部门企业研制与生产，民营企业也同样可以进入这个市场。这样的政策就大大扩展了中国军工的发展基础，实现了技术与市场上的“军工兼容”，为中国的军工发展扩大了基础。光这一项政策，据有关部门概略估计，就可以节约军费数十亿元人民币，而且一些先进的军工技术也可以更好地通过转化向民营企业渗透，大大提高了中国工业技术的整体水平。
走自己的路首先需要独立创新技术。这是中国未来军工的重要关卡。未来十年面临的情况是如果就机械时代引进式提高还可以“模仿秀”一下的话，那么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再走这种武器装备发展之路肯定是失败的。因为今天的信息化武器装备是“看不出形状、量不出尺寸、称不出重量”的，与机械时代的武器装备具有质的不同。这样的时代，就必须重新考虑中国军工的战略选择。这样的重大改革重组，基本上是以信息时代的武器装备大系统布局为思路，以求彻底解决原来那种“散而不强，多而不精”的落后局面。
首先是加大军工的生产采购体制，更多地实施军民兼容，特别是信息装备中的诸多电子网络产品，可以直接从民用生产企业中采购。如计算机、通信、雷达部件等，都可以从沿海地区许多新型的信息产业链中直接采购，不再单纯依赖“绝对保密的国家队”了。
其次是对原来的机械时代形成的产业结构布局，采取相应的嵌入式信息化办法，进行相应的产业升级，以适应未来战争的需求。这样也就不需要“重起炉灶”，直接在原来基础与原来厂址上升级就行了。但其改造升级的质与量方面都有不小的挑战。“老三线”的许多军事工厂，可以有计划地向内地或者沿海搬迁，这样更加有利于军工的产业综合布局。
最后是重新设计新型的武器系统生产布局。比如信息化程度高的军队对网络的依赖性很强。对付这样的军队，最好的入刀之处就是信息网络的节、点、路、桥。这里有三个现象非常值得重视。一是从技术上说，建网难，破网易；二是从投入上说建网费用高，破网费用低；三是从作战行动角度说，用网门槛高，毁网门槛低。从总体上看，在因特网上掀起海啸般的比特洪流，其巨大的破坏性绝不亚于工业时代的核武器。而且不管弱国强国，在网络战上只有技术差，没有时代差。这当然就成为加大投入、超常发展的重点领域。但这些领域的军工部门重要是信息产业部门，或者是民营企业。
从长远看信息化战争，其基本的对抗的方式是“体系的对抗”。因此，“体系集成”是信息化武器系统形成战斗力的基本模式。信息装备的“系统值”取代了机械化战争中各种作战平台的“单一值”。如果在对抗中，装备体系有重大空白，将遗患无穷。这样的多点多面体式的军工产业链中，将会把邮电、网络、通信、交通更多领域兼容到这个宏大的国防工业系统当中。许多产品也再难以区分是军品还是民品的东西了。
一些重大领域必须加重加快发展。比如现代的战场已经向深海洋与太空战场拓展，如果在这个战场上是空白，夺取战争的胜利是困难的。几十年战争史已经表明，有卫星的国家虽然不能保证每次战争的胜利，但没有卫星的国家，却从来没有打赢过有卫星的敌人。系统集成既不能留有重大空白，也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因为我们的经济实力与技术水平目前仍然不可能去和强敌“比宝”。但空天系统却是个重大领域。用系统集成思路去构建信息化武器装备的布局，应按照“四个标准”来衡量：一是基本形成以天基为核心的侦察预警和战场感知系统，能够实时近实时地提供战场态势信息；二是一体化指挥平台建设取得明显突破，特别是数据链形成系统，达到实战要求，能够实现各指挥机构、各军兵种作战力量之间互联互通；三是武器装备信息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且相对完整、配套；四是依托战场信息系统，诸军兵种作战力量初步达到整体联动。实现这个目标，至少需要三个发展阶段。这三个阶段就是信息嵌入阶段、系统集成阶段、体系融合阶段。这三个阶段相对独立又交叉渗透，这是我国这次实现装备信息化战略转身的必由之路。顶层设计时已经将这种系统列为重点。
顶层设计原来是建筑工程力学的一个概念，是指在一个建筑工程项目的设计中，首先将工程的总体框架、应力结构与材料工艺等一系列具体项目按总体目标进行的综合性设计。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这个概念被越来越多地引入到各种大系统的设计当中。军队的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顶层设计的概念很快便被引入其中。当然，用机械化时代的思路来进行信息化的军队顶层设计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当前防止和克服条块分割重复建设的问题最是重要的。军队转型的过程，也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如果说顶层设计出了问题，许多情况下是参与顶层设计人员的私心作怪。比如在最近几次精简整编当中，在减少人数、精简机构、缩小规模方面，确实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但为什么却让人感到总是不到位？总部机关越来越庞大；将军越来越多，官多兵少，其比例位居世界前列；几十个团级单位，才有一个作战的团级单位；院校精简后，军、师职的位置不是少了，而是增加了。该减少的增加了，那么该增加的就可能减少了。50多年前，为适应抗美援朝战争后我军第一次现代化建设转型的需要，军事测绘部门得到重点发展。今天，面对大空间作战和军队信息化建设对地理空间数据的急需，军事测绘部门不但没有强化，反而相对弱化，这一类问题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像目前我国需要的海洋数字化地图仍然还在进行当中，就是近海海域目前也没有最后完成配套的数据库建设，这对于在南海、钓鱼岛等战区未来的作战对抗中，是一个致命的弱项。
与这种情况相同的道理也反映在武器装备的发展布局上。机械化时期，在作战中几乎相同的作战单位与几乎相同的作战兵器，可以在战场上迅速得到补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信息化战争中的作战单位与兵器，往往是一方有难，八方瘫痪。这是因为信息化武器装备系统越来越复杂，无论是情报系统、指挥系统，还是火力控制系统等，它们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武器装备的顶层布局设计本身就没有搞好，失败便无法避免。
信息化军队的顶层设计，横向多方面，纵向多层次，但最主要的是三个领域。一是武器装备的发展方向，二是作战方法的创新，三是编制体制的改革。这三个领域必须同步进行，相互协调。但相对来说编制体制的改革往往滞后。而这种滞后所带来的危害却是极大的。
100多年前晚清政府只注重投巨资购买庞大的钢铁巨舰，但不进行军事指挥体制的变革，从而导致舰船吨位与舰炮口径都超过日本海军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信息时代已经到来，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也不管我们能够不能够，武器装备与作战方法的变革，必然强迫性地带来编制体制的变革。目前军队编制体制的改革也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当然，在机械化战争向信息战争转型的进程中，武器装备是最活跃、最敏感的推动要素。在这个进程中，发展设计观念的陈旧是最可怕的因素。200多年前，只知道大炮的拿破仑由于不接受一位发明科学家富兰克林设计的铁甲舰，失去了称霸英吉利海峡战场的大好时机。70年前，英、法军事当局拒绝了富勒的“装甲突击理论”，十年后，德军的装甲突击部队，就横扫欧洲大陆。今天，历史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谁的观念新，谁就能抢占先机，从而铸造出无往而不胜的信息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