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收缩防线，内迁居民，形成广袤的无人地带

三国时期，在曹魏抵御吴、蜀的边境防线上出现了辽阔的“弃地”，即没有民众居住耕种的荒芜地段，给后世史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如沈约记载：“三国时，江淮为战争之地，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68)这种状况主要是由于曹操防御孙吴入侵而采取的措施所致。早在建安十四年（209年）他进军淮南“置扬州郡县长吏”时，已下令放弃滨江据点，将扬州治所从合肥转移到后方二百余里外的寿春(69)，合肥则由原来的行政中心改为前线军事要塞。建安十七年（212年）十月，他率领大军第二次越过巢湖进攻濡须口，至次年正月，“（孙）权与相拒月余，曹公望权军，叹其齐肃，乃退。”(70)这次战役前夕，曹操对徐、扬二州及荆州东境的沿江百姓发布了内迁的命令，结果引起当地居民的恐慌与渡江南逃。“初，曹公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71)而皖城也在建安十九年（214年）五月被孙权攻陷，虽然曹操迁徙民众遭到失败，但是东至广陵、西到蕲春绵延千里的无人地带却由此建立起来，沿江的守军也纷纷向北撤退。“淮南滨江屯候皆彻兵远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数百里。”(72)

事实上，曹操早年曾内迁黄河南岸的居民，以防止袁绍军队的劫掠而获得成功，这次他只是重施故伎，事前曾对蒋济说：“昔孤与袁本初对官渡，徙燕、白马民，民不得走，贼亦不敢钞。今欲徙淮南民，何如？”蒋济反对说：“是时兵弱贼强，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绍，北拔柳城，南向江、汉，荆州交臂，威震天下，民无他志。然百姓怀土，实不乐徙，惧必不安。”曹操不听劝阻，仍然发布了迁徙的命令，“而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73)他之所以不顾重大损失而坚持内迁淮南百姓，一方面，与前述其防御孙权、刘备的战略方针有密切联系。曹操的主力必须两面作战，东西奔波，无法在江淮之间久驻。孙权乘虚发动进攻时，当地守军处于明显的劣势，采用坚壁清野的战法则是有效的对策。曹操“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74)，而后撤防线“以主待客”，正是其中的要旨之一，作战时诱敌深入就能以逸待劳。“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75)另一方面，在大规模战役中长途运送粮饷会严重耗费物资和民力。因此孙武说善战者“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又云：“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萁秆一石，当吾二十石。”(76)曹操不惜代价，将江淮间数百里弃为荒地，就是为了不留下资敌的粮草和人力，增加孙吴北伐的困难。

在荆州方向，建安十四年（209年）冬曹仁奉命放弃江陵，迁徙当地民众(77)，后退至五百里外的襄阳(78)，两地之间的江汉平原成为双方拉锯扫荡的战场，给当地的民生造成极大损害。如乐进“从平荆州，留屯襄阳，击关羽、苏非等，皆走之，南郡诸郡山谷蛮夷诣进降。又讨刘备临沮长杜普、旌阳长梁大，皆大破之”(79)。后来随着关羽势力的壮大，曹仁又把主将治所后移到汉水北岸的樊城，“屯樊，镇荆州。”(80)襄阳也从过去的州治变成前沿据点，由偏将吕常驻守。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冬，曹仁、徐晃击退围攻襄樊的关羽，孙权乘虚袭取南郡，开始把附近的江北居民迁往南岸；曹仁随后逐退进据襄阳的吴将陈邵，“使将军高迁等徙汉南附化民于汉北。”(81)至此除了柤中等山区残留少数蛮夷，襄阳以南、江陵以北的数百里中间地带基本上空无居民，平时只有双方巡逻侦察的小股部队出没。

在关陇地区，曹操先是采取积极扩张的做法，刘备夺取四川后，曹操针锋相对地在建安二十年（215年）进占汉中，开始把当地民众迁往关中平原。如张既任为雍州刺史，“（张）鲁降，既说太祖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82)后来曹操在与刘备交战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果断决定退兵，利用“西起秦、陇，东彻蓝田，相距且八百里”(83)的秦岭作为保护关中平原的天然屏障。他撤离汉中时，又把剩余的民户随军迁走(84)，刘备“果得地而不得民也”(85)。东邻汉中、北近天水与南安的武都郡，“接壤羌、戎，通道陇、蜀，山川险阻。”(86)曹操也决定将其放弃，内迁居民到关中和天水等地。当时杨阜任武都太守，“郡滨蜀汉，阜请依龚遂故事，安之而已……及刘备取汉中以逼下辩，太祖以武都孤远，欲移之，恐吏民恋土。阜威信素著，前后徙民、氐，使居京兆、扶风、天水界者万余户，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负而随之。”(87)主持这次迁徙的还有雍州刺史张既，“太祖将拔汉中守，恐刘备北取武都氐以逼关中，问（张）既。既曰：‘可劝使北出就谷以避贼，前至者厚其宠赏，则先者知利，后必慕之。’太祖从其策，乃自到汉中引出诸军，令既之武都，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88)这样，武都郡所在的陇南山地也断无人烟，成为曹魏御蜀防线的前沿隔离地带。

综上所述，经过前后十余年的防线调整和内徙居民，曹操在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初去世前夕，构筑了一条横贯中国大陆数千里、纵深数百里的荒僻无人地带，包括徐、扬两州南境的江淮平原，荆州的江北平原，还有雍州南界的秦岭和陇南山地，以此来延长吴、蜀军队的进兵与补给路线，增加其人力、物资的耗费。这一举措对于巩固国防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在历史上也是规模空前的。尤其是在西线，后来诸葛亮北伐陇右和关中，屡次由于粮运不继而被迫退兵。孙权在东线数次进攻合肥与江夏未获成功，于是改变策略，企图以将官诈降来引诱魏军入境予以伏击，以免自己长途跋涉。其中著名的是太和二年（229年）鄱阳太守周鲂伪装叛变，诱骗魏扬州都督曹休前来接应。“休果信鲂，帅步骑十万，辎重满道，径来入皖。鲂亦合众，随陆逊横截休。休幅裂瓦解，斩获万计。”(89)曹魏方面上当后提高了警惕，此后孙吴的几次诈降都被识破而未能成功(90)。后来诸葛恪进攻淮南、孙峻遣军赴寿春支援诸葛诞反魏，也都受挫惨败而还，再也无计可施。南朝何承天曾作《安边论》，追述了当时的状况：“曹、孙之霸，才均智敌，江、淮之间，不居各数百里。魏舍合肥，退保新城，吴城江陵，移民南涘，濡须之戍，家停羡溪。”(91)并认为这种制造隔离地段的防御策略相当成功，值得后代效仿。“斥候之郊，非畜牧之所；转战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坚壁清野，以俟其来，整甲缮兵，以乘其敝。虽时有古今，势有强弱，保民全境，不出此涂。”(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