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长城市群的空间演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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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城市群整合发展的理论分析

一 可持续发展理论

1987年,时任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的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在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并提出了人类发展的原则: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社会,尊重并保护生活社区,改善人类生活质量,保护地球的生命力和多样性,维持在地球承载力以内,改变个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习性,使公民团体能够关心自己的环境,提供协调发展与保护国家的网络,建立全球联盟。这一原则得到了广泛接受,并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取得共识(郑度,1994)。

有些学者对这一定义做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补充,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不断提高人群生活质量和环境承载能力的,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满足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的需求又未损害别的地区或国家的人群并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R.布朗教授认为,持续发展是一种具有经济含义的生态概念……一个持续发展社会的经济和社会体制结构,应是自然资源和生命系统能够持续维持的结构(郑度,1994)。

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就是经济、社会的发展要与资源、环境的互相协调,其核心是生态与经济的互相协调。在研究城市群整合的问题上,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解决好发展资源在当代与后代之间,以及城市群内各地域单元之间的合理配置,并达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生态之间的高度和谐,当是首要的宗旨。

二 系统理论

美国的贝塔朗菲在1937年提出了一般系统论的初步框架,并于1955年出版专著《一般系统论》,成为该领域的奠基性著作。一般认为,系统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它包含了系统、要素、结构、功能四个概念,表明了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三方面的关系。系统论的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念。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系统中各个要素不是孤立存在的,每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于一定的位置,起着特定的作用,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系统论的基本思想方法是把所研究和处理的对象当成一个系统,分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研究系统、要素、环境三者的相互关系和变动的规律性(袁嘉新等,2007)。

城市群这个城市—区域系统由经济、社会、自然、政治、文化、环境等要素单元组成,每个要素单元又由更小的要素子系统构成;该系统还由多层次的城市地域单元组成,每个地域单元由更小的城市—区域子系统构成。城市群的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共同组成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城市—区域系统,这一系统具有一般系统的基本特征和其自身的独特性。该系统同样具有自组织和自我发展能力,通过强大的人工调控和系统自身的组织发展机制,完全可以使系统不断地完善与整合。由于城市群系统及其子系统本身的开放性,外界的干扰会影响其完善与整合。为此,需要对城市群整合的支撑平台进行优化,从而减弱外界的负面干扰,保证城市群及其子系统不断走向完善与整合。

三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城市群建设的主要人物之一是发展城市区域经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城市群整合研究的重要理论来源。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20世纪40~50年代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和60~70年代索洛模型的重大进展之后,进入了相对停滞的时期。但近几年,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又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突破,我们称为新经济增长理论(陈辉,2002)。

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知识和资本一样,也是一个生产要素。一般知识产生外在经济效应,专业化知识产生内在经济效应。知识或技术可以提高投资收益,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率,这就保证了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从而也说明了知识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投资刺激知识积累,而知识积累反过来又促进投资的良性循环。二是新经济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式。罗伯特·卢卡斯认为,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陈辉,2002)。他将人力资本划分为两类:一类是阿罗型人力资本,即在工作中训练与积累经验形成的人力资本;另一类是通过学校正规教育获得的人力资本。通过学校正规教育获得的人力资本所产生的是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而边干边学所产生的是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三是专业化的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产生递增效益及其他投入要素的收益增加,从而使总的规模收益递增。这突破了传统理论关于要素收益递减或不变的假定,说明人力资本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永久的源泉和动力所在。四是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水平,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水平就高,反之就低。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中,各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各国在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积累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五是对外开放和国际贸易可以产生一种“溢出效应”,不仅可以增加世界贸易总量,而且可以加速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使参加贸易的各国在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水平方面得到提高。国家之间的贸易不是一个一方受益另一方受损的“零和游戏”,而是双方收益的“正和游戏”。六是强调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经济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如果由劳动分工引起的商品交易的效率提高,均衡的分工水平会上升,反过来会扩大交易规模,进而又提高交易效率,而交易效率的提高又会进一步提高均衡的分工水平,这是一个不可逆的增长过程。七是政策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并总结出一套支持长期增长的政策,如支持教育、刺激对物质资本的投资、保护知识产权、支持研究与开发工作、实行有利于新思想形成并在世界范围内传递的贸易政策,以及避免政府对市场的扭曲等。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为城市群的城市竞争力整合和经济整合提供了理论素养。城市群地区必须凝聚和整合新的经济增长要素,重视知识的积累、技术的进步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全面提升城市群的经济实力,并通过科学的劳动地域分工与产业分工,在保障政策的支持下,使城市群成长为统一、协调的地域发展实体。

四 竞争优势理论

该理论包括三个不同的层面:一是市场竞争优势理论。在以实物生产为主的经济发展阶段,市场竞争主要是产品竞争,产品成本是竞争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早期对竞争力分析的焦点集中在这一方面。有代表性的理论是亚当·斯密基于资源禀赋而建立起来的绝对成本优势与李嘉图的相对成本优势及马歇尔的集聚优势理论。时至今日,这一观点仍是建立市场竞争力优势的主要基础(腾藤,2001)。二是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观点认为:竞争力是在自由及公平的市场环境下,国家能够在国际市场上提供好的产品、好的服务,同时又能够提高本国人民生活水平的能力(倪鹏飞,2003)。在资源禀赋意义下降的情况下,强调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性,即一国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必须经过国际市场的检验,才能证明其是否具有竞争力。此说可延伸至区域层面。三是产业竞争优势理论。1990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迈克·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创立了产业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一国或一城市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状况取决于企业在当地所处的竞争环境。产业的生产要素条件、本国需求条件、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程度四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加强,共同构成一个动态的激励创新的竞争环境(Porter,1998)。该理论对城市群整合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城市竞争力的整合,竞争优势的培育应该是全方位的,市场竞争产生外部竞争优势,区域(国家)竞争产生地域竞争优势,产业竞争产生内部竞争优势。

五 劳动地域分工理论

劳动地域分工理论认为区域或国家之间生产要素的差异是形成区域分工和贸易的主要原因(高洪深,2002)。区域的资源禀赋、技术水平以及历史、文化基础等自然、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的差异性和互补性,是城市群形成的必备前提和动力,更是城市群内部地域分工的重要基础和促进因素。

城市群的形成过程伴随着城市群内部劳动地域分工体系的形成,城市群内部各个城市、各个地域逐渐形成基于区域优势的区域职能。分工与合作是相伴而生的,城市群内部更是如此,随着城市群内部地域之间分工的不断深化,日益突出的区域经济发展专业化倾向导致地域之间相互依赖程度在不断加深,各地域之间在分工的同时必然寻求相互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城市群内部地域合作的主要方式有:相互消除地域之间要素流动的种种障碍,促进要素资源向最优区位流动,形成区域内部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通过区域内部企业的兼并与重组形成合理的区域产业链条;通过产业的合理有序转移形成产业的合理布局。而这些恰恰都是城市群整合的重要内容。

六 空间相互作用理论

地球表面的各种要素在空间上是分散的,相互作用使它们组合成一个有机整体,通过在城市之间的迁移、流动、交换等空间作用过程,人口和产业活动被组合在一个统一的系统中,从而有序地推动城镇化的进程。美国地理学家E.L.乌尔曼首先认识到空间相互作用的一般原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空间相互作用的三个基本观点,即互补性、移动性和中介机会(E.L.Ullman,1957)。互补性存在的前提是区位或区位间的社会人文资源与自然资源的差异性。但是必须指出,仅存在于一地的某种资源并不可能流动迁移;只有当另一地需要这种资源时,才有可能使两地发生互补性的联系和往来。移动性是指要素必须具有可以在两地之间运动的性质。影响要素移动的主要障碍体现在移动时间和成本耗费上两极之间的距离。空间相互作用遵循“距离衰减规律”,即空间相互作用强度随距离的增加而减小。中介机会指空间中存在的质点及其对原空间作用的干扰机会。互补性、移动性和中介机会相互影响,共同发挥城市群空间的相互作用。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经济场、能量场,众多的城市场在空间中是相互叠加的,资源与劳动力的配置、水平和垂直分工的格局、产品的升级和市场的拓展等均相互影响。

正是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的相互作用,各城市间表现为相互依赖的关系,单个城市才会在城市群综合作用场中发挥自己的区位优势、突出自己的功能特色。城市群的能量场在空间上的高度聚集和有效组合必然会产生质的飞跃,形成壮观的规模效应,对周边地区产生强烈的辐射作用。城市群区域内城市之间、城市和区域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每个城市的发展既要有个性特征,同时又要加强与城市群内其他城市之间的分工与合作,一方面要加强城市群的内聚力和辐射力,以提高关联度和网络功能,促进城市群的生长发育;另一方面,城市群体的发展又会反过来带动城市更快地发展。

七 区域空间发展理论

空间发展理论是地学基础理论最主要的一个“集群”。以下理论对城市群整合有着一定的影响。

(一)中心地理论

中心地理论是由德国的W.克里斯泰勒提出的(W.Christaller,1993),后经廖什、嘎里逊、贝里、哈格特、格拉逊、戴西、普赖德等的进一步完善,基本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中心地的等级表现为每个高级中心地都附属几个中级中心地和更多的低级中心地。随着中心地等级提高,中心地数量也愈来愈少,服务半径逐渐增大,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种类也随之增加。而决定各级中心地商品和服务提供范围大小的重要因素是经济距离。中心地的空间分布形态受市场因素、交通因素和行政因素的制约,形成不同的中心地系统空间模型。在城市群内部,不同的地域单元同样也可以依据一定的原则和指标体系划分为不同等级的地域系统体系,相应的,不同等级的地域系统具有相应级别的中心城市。不同等级地域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一定级别的中心城市向相邻级别的中心城市进行传递来完成。

(二)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理论首先由法国经济学家F.佩鲁(F.Perroux)提出。增长极是具有推动性的实体单位,或具有空间集聚特点的推动性单位的集合体(周一星,1995)。在产业方面,增长极通过与周围地区的经济技术联系而成为区域产业发展的组织核心;在空间上,增长极通过与周围地区的空间关系而成为支配经济活动空间分布与组合的重心:在地域形态上,增长极就是区域的中心城市。增长极对于区域发展至关重要,通过支配效应、乘数效应、集聚与扩散效应对区域发展产生组织和带动作用。增长极力量的强弱直接影响着区域发展的效果和可持续性。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通过构建集群化(或者集团化)的区域经济集团参与国际竞争逐渐成为一种比较现实的做法。城市群顺应此种趋势并迅速发展,对地区乃至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渐增大,同时以其日渐增长的对国家经济发展产生重要支撑和辐射带动力量,逐渐取代单个城市而成长为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城市群内部的增长,也会因发展阶段的不同和地域特点的不同,相应地出现极点式、点轴式和网络式等不同的增长模式。

(三)成长三角理论

成长三角理论最早由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提议建立新柔廖成长三角时提出。成长三角由若干个(不一定是3个)在地理位置上相近、生产要素上具有互补优势的国家、地域或者城市构成的跨国或者国内的经济合作开发区组成,通过开展投资、贸易和技术转让,在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合作,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陆玉麒,1998)。其立论依据:一是从几何学的角度,成长三角在空间上形成一个具有稳定性的面,3个增长极可以涵盖更大范围的空间;二是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成长三角的互补、互动比单一增长极更具空间扩展力和规模扩展力;三是从协同学的角度,3个增长极之间通过非线性相互作用能够产生协同和相干现象,能够产生特定的时间结构和空间结构,形成具有一定功能的自组织结构,表现出一种有序状态;四是从耗散结构论的角度,成长三角往往位于国家或地区的交界处,相互之间的差异导致要素禀赋甚至思想观念、文化背景、政策体制上各具特色,这样就会超越单个增长极位于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限制,从而有助于形成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成长三角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地理位置上的边缘性,合作对象的多样性,经济上的互补性,对亚太国家和地区的适用性。构建成长三角尤其要考虑该成长三角地区对外资金的吸引力,各增长极腹地对成长三角潜在与现实的支持程度,参与各方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成长三角已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模式而被广泛应用,成长三角理论也是我国城市群整合中重要的指导性理论,特别对城市群产业地域系统整合有直接的实践意义。

(四)区域创新理论

创新(Innovation)的形成和扩散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同时也是区域间经济增长和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熊彼德(J.Schumpeter)最早提出创新的概念,他认为创新是“间断出现的现实生产手段的新组合”,包括新产品的引入(生产创新)、制造现有产品的技术变革(生产方法创新)、开辟新的市场或新的原材料来源以及引入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在有关创新研究的文献中,创新过程可以分为线性创新模式和非线性创新模式。线性创新模式表现为一项科学研究走向市场的发展过程,其表现形式为:基础和应用研究→产品和工艺开发→生产→扩散和市场;非线性创新模式认为,创新不是官方的或个人的科学和研究机构发起的,而是由客户、技术应用者、供货商或合作方发起的,它表现为一个数次的反馈过程,即重要的信息流从创新的后期阶段又反馈到早期阶段,这个过程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

对于区域之间存在的创新差别,创新扩散理论认为,信息传播在创新扩散和吸收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扩散过程或者遵循相邻效应(波浪式扩散),抑或是遵循城市等级自上而下地进行。奥地利学者梅耶(G.Maier)和托特林(F.Todtling)提出了关于区域创新差别的一个构想框架。在该框架内,企业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的内部结构和行为方式与它所处的经济环境要求和条件相联系。影响企业创新体系的因素包括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大类。外部因素又包括与企业创新行为相关的区域环境条件,涉及研究与教育结构的状况、劳动力的技能以及同其他企业保持联系和协作的可能性、与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联系等;企业所处行业的市场结构特征;政府的区域公共政策,包括技术引进政策、鼓励创新政策。内部因素主要是企业的组织和战略目标特征,他们对企业创新行为有重要的影响。企业规模以及与创新相关的资源装备,也影响创新的持续性和创新项目的规模。

区域内企业在相关功能方面的配备(研究与开发,企业计划和市场营销)和他们在生产上的共同作用,对生产创新和方法创新都是至关重要的。对中小企业来说,同大企业紧密联系一方面可以较容易获得与创新相关的资源,另一方面也可以证明他们在大企业中具有一定的作用。有关区域创新的研究表明,企业的战略目标以及管理者和雇员的观念及行为方式,对区域创新差异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果企业只是基于技术竞争优势以外的东西来保持市场地位,那么它的创新意识必然下降;企业管理者惧怕风险,或者雇员在变化面前持拒绝态度,都会阻碍区域内的创新。


[1] 列宁:《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8,第145~148页。

[2] 钱学森等:《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文汇报》1978年9月27日。

[3] Bourne,L.S.,Urban Systems:Strategies for Regula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75).

[4] 肖枫、张俊江:《城市群体经济运行模式》,《城市问题》1990年第4期。

[5] 蔡勇美、郭文雄:《都市社会学》,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5,第137~139页。

[6] 肖枫、张俊江:《城市群体经济运行模式》,《城市问题》1990年第4期。

[7] 吴良镛:《加强城市学术研究,提高规划设计水平》,《城市规划》1991年第4期。

[8] 姚士谋、帅江平:《美国城市布局与规划动态》,《城市规划》1991年第4期。

[9] 〔美〕沃纳·赫希:《城市经济学》,刘世庆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25~26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4,第494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4,第303页。

[12] 姚士谋:《市群生长因素探索》,《城市研究》1991年第3期。

[13] 储传亨、王长升:《城市科学概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第117页。

[14] 王进益:《苏联城镇分布体系的建立》,《国外城市规划》1987年第4期。

[15] 齐康、吴楚材等:《江南水乡一个点》,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第18页。

[16] 张学良:《2013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中国城市群的崛起与协调发展》,人民出版社,2013,第71页。

[17] Fried,J.and Alonso,Regional Development:A Reader(Cambridge:Mass.MII Press,1964);Urbanization,Planning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73);Territory and Function:The Evolution of Planning(London:Edward Arnold,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