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研究
学者们对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问题的研究呈现出阶段性讨论热点，即与同期不良资产处置实践中亟须解决的难点、问题相关的研究较多，而因为各阶段处置不良资产的侧重点不同，故研究也呈现阶段性特点。归纳起来，对资产管理公司的研究不少，几乎涵盖了中国资产管理公司不良处置的方方面面，如处置效率、各种具体的处置操作模式、资产管理公司的自身定位和改革等各方面。另外，2004年以后对不良资产证券化的讨论十分热烈，其中既有对不良资产证券化意义、作用的宏观层面的讨论，也有对其微观模型和定价方法、交易结构的研究。
同时，也有大量介绍国外不良资产处置经验的文章和论著。还有学者从不良资产处置的思路、模式、制度创新等宏观层面展开研究，当然也有从微观角度展开的研究，比如，对不良资产处置实践案例的分析和对不良资产处置风险收益考核办法的探讨。值得注意的是，个别学者从不良资产处置的市场化路径选择方面也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总的来说，学者们对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研究还是比较深入的，然而自2005年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陆续完成并上市之后，中国商业银行市场化经营体制确立以来，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波及中国，本来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应随着经济下行而暴露，但因为政府推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许多企业的经营困难和资金困难得以暂时缓解，直到2012年前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变化之际，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才逐渐显现，也就是说，本轮中国银行的不良资产是在经营市场化环境下形成的，与之前的不良资产形成环境有着明显区别，故在处置方式上需要有针对性地找出应对策略，这也正是本书的主要研究目标。下面是整理的学者们的主要研究观点。
1.樊纲（1999）认为中国政府逐渐将国家财政对国有企业的财务责任，转移到了银行。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拨改贷”开始，政府几乎不再对国有企业投入资本金，企业的建立与发展，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当然也要有政府批准），当企业发生亏损的时候，政府也几乎不再给企业以财政补贴，而是由国有银行对其债务进行延期或追加新债。无论如何，从一个经济整体的角度看问题，银行坏债和政府负债，都同样可以视为社会整体的一种债务负担，其数量的增长，都意味着一个经济金融风险的加大。从一个经济应付金融危机的能力角度考察问题，我们也需要将银行坏债与政府负债联系起来考察。银行坏债率高，若政府负债率也高，政府在应付风险时的能力就差，相反，若政府负债率较低，危急时刻就可以用增发债务的办法来清理债务，稳定经济。
一国金融风险的大小，不仅取决于金融系统本身的健康程度，而且取决于政府应付危机的能力。与其他一些国家相比，中国经济的特点是银行坏债较大，而政府负债与外债相对较小，因此，尽管中国的银行系统问题较大，但“国家综合负债率”总的说来相对较低。由此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银行系统坏债问题如此严重，而且问题可能比别的一些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更大，但仍能够保持经济稳定，经济还能增长，近期内也没有爆发金融危机的威胁。那种仅仅根据中国银行系统坏债较多就预言中国不久也将陷入经济危机的简单推断之所以不正确，是因为没有综合地分析一个经济的整体经济负担。解决坏债问题根本上要着眼于控制增量，也就是要着眼于体制改革，使坏债今后减少发生。
2.王洛林、李扬、余永定、王国刚（2000）认为在泰国，处理银行不良资产的做法可以分为四类：其一是出售不良资产；其二是债务重组；其三是通过增加银行的资本金（提取呆账准备金、再筹资和政府注资）来冲销不良资产；其四是建立资产管理公司，剥离银行的不良资产，通过“外科手术”来迅速改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泰国处理不良资产给中国的启示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在处理不良资产的过程中，没有“免费的午餐”。一旦银行出现了不良资产，社会就必须拿出相应的资财予以弥补。对于社会整体而言，无论这些资源是得自银行的资本金和经营利润，还是得自社会上新的投资者，还是得自公共资金，用以弥补不良资产的资财则是一分钱也少不得的。换言之，举凡资产出售、债务重组、银行在资本化和建立资产管理公司等等，无非只是开辟了多种渠道和挖掘出多方面的资财来处理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其自身并不能“创造”任何新的资财来吸收银行不良资产。第二，通过拍卖、重组和经营管理等各种方式来处理不良资产，可能收回一部分资产，但不可能全部收回。这意味着，在全部过程结束时，社会将存在着一部分“净损失”。这些净损失，只能由政府用公共资金弥补。因此，在处理不良资产的过程中，必须充分估计资产损失的程度以及政府在一定时期内可能拿出的资源规模。由于在一定时期内政府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处理不良资产的过程及其时间长短，必须根据政府财政的承受能力来确定。第三，为了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在一个时期中积极地运用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确有必要，也是一种合理的选择。但是，也应该充分认识到长期且过分依赖财政刺激手段（主要是通过加大财政赤字）的弊端。从泰国经验来看，这样做，一方面会使得解决金融部门不良资产的最后资财迅速耗尽，从而客观上延缓处理不良资产的进程，另一方面，它会破坏经济长期增长的经济基础。第四，处理不良资产的方法是多样的，但是，从泰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真正发挥作用并起主导作用的方式，还是围绕资产管理公司展开的一系列资产重组安排。因此，周到地组织资产管理公司的运行，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合理确定不良资产的价格，以便资产管理公司能够有效地经营，提供若干经济上的刺激手段，调动资产管理公司重整不良资产的积极性，认真设计资产管理公司的退出机制，具有关键意义。
3.吕敬文（2000）认为资产管理公司应当在市场化、阶段性、相对独立的基础上运作，对银行不良资产的剥离应分步进行，剥离不良贷款的资金应主要通过金融创新来取得，通过杠杆收购实现不良资产的转让，不良资产处置的主要方向是债转股、证券化与灵活出售。
4.吴丽芸（2000）认为组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是处理我国银行不良资产的有效途径。资产管理公司在接收不良资产时，要确认资产的类别和合适的资产规模，在对不良资产进行经营管理时，要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在企业间实行兼并、分立、资产置换，实现企业资产的优化重组，最大限度地实现不良资产的处置变现目标。
5.许经勇（2000）认为债权转股权是一种延缓风险爆发时间的暂时性应急措施。即将某种不可回避的风险由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转移到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风险，集中表现在由其收购的、从银行剥离出来的不良资产能否盘活。债权转股权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能否转换，经济效应能不能搞上去，因为企业对股权的回购是债权转股权的最好结果，即最终消化了银行的不良资产。
6.范卫萍、肖健（2000）认为对于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发现得越早，治理得越及时，效果就越明显，成本也越低；对银行不良资产问题的处理要果断，面对种种困境，资产管理公司化解不良资产必须果断采取一些现实做法，如封闭运行等，不能坐等配套环境宽松才着手处理；资产管理公司不仅要通过出售、变现来化解不良资产存量，还应重视铲除产生不良资产的根源，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治理不良资产问题的长远效果；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运作要重视较为透明的信息披露；完善健全的法律制度环境是不良资产处置的重要外部制度条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目标定位应该准确，避免夸大其功能。
7.杨红、杨淑娥、张卫东（2007）从更能真实反映处置资产的现实价值的角度看，目前常用的不良资产的三种定价方法（市场定价法、中介定价法、协商定价法）各有利弊。通过案例分析，指出不良资产定价在评估方法的匹配性和评估报告的适用性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故而，根据不同的处置对象综合使用各种定价方法，充分考虑其影响因素，建立合理规范的定价机制，就成为提升不良资产价值，推动不良资产的合理、高效流动的迫切需要。
8.阎海亭（2000）认为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制度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正常运行的保障，应该实施有针对性的特别立法；让有关政府部门领导进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监事会或董事会，加强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的协调，提高其在市场中的权威，保证其正常运转；采取双赢策略，把处理银行的不良资产与实现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结合起来，从根本上看，只有提高国有企业竞争力，才可能保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实现经营目标；建立一种资产所有者和资产管理者之间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制度保证，使出售的资产价格趋向合理，并尽可能最大化；建立有效的业务监督机制，保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顺利运行，减少经营中的腐败和道德风险；充分发挥市场效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机制。首先，出售不良资产时要明晰产权，建立招标程序，公开披露信息，充分利用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服务性中介机构，创造公平的购买环境；其次，要降低对财政的依赖，尽快树立市场信誉，增强融资能力，扩大营运资金来源；最后，加快发展和规范资本市场，积极培育中介服务市场，抓紧从业人员和监管人员的专业培训，条件成熟时可以成立中外合资的资产管理公司。
9.王秀芳（2001）通过对河南省新乡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剥离和债转股情况的调查研究，提出：第一，不良资产剥离是相对成本较高的改革安排，是当前扭曲的国有企业（包括国有银行）制度下的一种制度扭曲，它在事实上偏离了市场经济下资产管理的本质；第二，这一制度扭曲进一步导致一系列畸形后果：商业银行经营努力程度下降、激励不足和信用危机以及由此出现的不良资产增量进一步上升的趋势；第三，完全剥离或完全不剥离才是当前企业—银行体制下的最优选择。
10.徐芳、汪汀、乔海曙（2002）认为入世后的五年过渡期是中国消化、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最紧迫的时期，创造现实现金流和预期现金流是当前中国处置银行不良资产的两种主要模式。前者以显性成本换取现金收益，而后者以隐性成本换取长期收益。在立足中国国情基础上，通过对银行不良资产成本—收益、速度—效率的比较分析，认为创造现实现金流模式的优势更明显。依据这一结论，做出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路径选择：利用政府支持，积极引进外资，完善相关环境，实现中国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再加速”。
11.赵爱玲（2002）认为影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效率的因素主要有：第一，资产管理公司的市场定位和法律地位不明确是影响其处置效率的最主要因素；第二，缺乏良好的法律环境和市场环境是影响处置效率的重要因素；第三，不良资产处置方式的局限性和效益低下是影响处置效率的直接原因；第四，资产管理公司在人员数量、结构方面存在的不足，也影响了不良资产的处置速度；第五，按账面价值收购不良资产使资产管理公司的处置效率大打折扣。为了提高处置不良资产的效率，建议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明确资产管理公司的市场定位和特殊的法律地位，为处置不良资产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第二，在继续采用有效的处置手段的同时，要积极开展处置手段和方式的创新；第三，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第四，确立有效的业绩考核体系，提高不良资产的处置效率。
12.叶德磊（2003）认为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实际上是一种政府债务，但政府的债务总规模并不像目前一种流行观点描绘的那样令人轻松，因此，对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要有紧迫感。具体的市场和数据分析表明，银行自身无力解决既存的不良资产。政府适当的财政支持、银行改革和金融创新是银行资产风险管理中可以运用也必须运用的资源。从金融要求来看，应首先着手于银行住房抵押贷款的证券化，而不是银行不良资产的证券化。
13.李亚新（2004）认为不良贷款处置是国有银行改革的核心，作为一项全局性改革，如何实现低成本解决不良资产和建立高效率银行体系的结合是至关重要的。在对第一次政策性处置制度与技术问题评估的基础上，得出以下基本结论：第一，国有银行作为一个制度群体，在经营模式与业绩上存在差别，因此不良资产处置也必须采取不同的方式；第二，在制度上，要避免重复走第一次政策性剥离的老路，让国有银行与国家财政分担改革成本，在约束国有银行道德风险的同时，赋予国有银行选择权的激励，重点是合理设计财政注资率和次级债发行；第三，在技术上，国家通过设计合理的利益机制，引导金融体系以信托受益合同方式，替代原有的资产管理公司债券模式，从而强化资产处置中的激励约束机制，提高金融效率。
14.李德（2004）认为可以采取多元化方式处置不良资产，即再剥离一部分不良资产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按市场化方式处置，其余不良贷款由商业银行自主处置。国家制定相关政策，完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行机制和扩大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资产自主权，加快不良资产处置进程。
15.彭惠（2004）在分析国际上不良资产证券化的现状和特点后，从不良资产证券化与正常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比较分析角度，研究不良资产证券化在结构设计、制度安排、定价等问题上的共性特征，从理论上说明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可行性。
16.李志刚（2004）认为，根据国际经验，对不良资产处置损失补偿的方式主要有国家财政承担、中央银行承担、商业银行自身承担、第三方资金注入及发行货币，其中政府资金是主要来源。综合考虑现有国家财政能力、中央银行外汇储备实力、商业银行自身财务能力以及社会投资趋势的情况下，提出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损失补偿要采取合理分担、多种渠道实施的方式来进行，即通过增发国债、中央银行动用外汇储备、商业银行自身消化、引入社会资金等多种方式共同承担不良资产处置损失。
17.周兆生（2004）认为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已经对不良资产处置实行目标责任制考核，考核的重点是完善激励结构与成本费用控制，美国RTC曾经应用合同承包方式处置大量的不良资产，其标准化的资产处置合同所具备的激励结构与成本费用结构值得借鉴。建议：第一，预测资产的目标回收价值，并据此计算相对回收率，废除按账面价值计算回收率及兑现奖励的做法；第二，制定合理的成本费用与激励机制，全面考虑规模、效益与进度，并消除各种差异带来的管理问题；第三，实施累进分成的激励机制，调动各级实现回收最大化的积极性；第四，绩效考核要与整体而不是个别项目的处置效果挂钩，以减少短期行为。
18.彭惠、李勇（2004）通过对证券化收益和资产池的预期现金流、外部证券发行额、融资成本、证券化成本之间定量关系的研究，首先量化分析并说明了资产证券化的总收益由利差收入、超额损失准备、现金回收增值三个部分构成，相对融资成本越低、初始损失准备越高、服务商处置能力越强，资产证券化的收益就越高，资产证券化所具有的提高不良资产现金回收率、增加收益、提供损失保护底线和提高资本回报率的作用就越强。此外，发起人在通过资产证券化转移风险、改善财务状况的同时，不仅保留了部分风险，而且会暴露在新的风险敞口下，为此发起人需要建立有效的风险评估和管理体系，加强风险控制。
19.周兆生（2004）在回顾中国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现状及第一次剥离的情况后，构建了模拟不良资产下降过程的计算模型，从而对当前银行在消化不良资产的进程中所面对的利率与利差风险进行了评估，并在扩展的模型中预测了不同情况下，解决不良资产需要的时间，最后提出支持政府注资或剥离的观点。
20.李晓峰（2005）认为要克服目前处置不良资产中所面临的种种制约，唯一的选择就是全面提升市场机制在处置不良资产中的作用，培育和建立不良资产处置市场，积极寻求不良资产处理方式的创新。
21.王一江、田国强（2004）通过中日韩三国银行业的经验比较，以政府和银行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切入点来具体说明强政府制度安排下的政银关系、银行不良资产产生的原因和处理办法以及银行治理结构的内容。在经验数据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得到结论：股份制的形式并不能改变强政府下政银关系的实质，未来实现国有银行的改革，引进外资是极其重要的战略选择。
22.耿建新、崔宏（2005）利用250个样本资料，对长城AMC不良资产处置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企业偿债能力、贷款本金以及企业的所有制性质、企业所处的区域位置、不良资产的处置方式等几个因素对不良资产的处置绩效有显著影响。其中贷款企业的较大偿债能力和贷款企业所处的较发达的区位，显著提升了不良资产的处置绩效；而企业贷款规模较大以及多数企业的国有性质，显著降低了不良资产的处置绩效；另外，以物抵债的处置方式有较高的处置绩效，而采取破产的方式其处置绩效显著较差。贷款企业的总资产、资产负债率以及行业分布、运行状况、贷款方式对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处置绩效的高低则没有显著影响。
23.李晓宇、张凯、孙万松（2005）提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前提条件、特点和基本模式，并阐明了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实际意义，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发展不良资产证券化的障碍，最后从操作环节和政府政策两方面提出具体实施路径。
24.胡海峰、曲和磊（2005）先讨论不良资产交易中的纳什不合作均衡，指出拍卖和协商是达到纳什均衡的两种方法，前者更容易达成交易，后者更具效率。
25.徐懿（2005）基于委托代理关系的不良资产处置的代理问题已成现实，不良资产处置手段的市场化程度越高，越能防范道德风险，从而提供不良资产处置效率，而通过竞标选择不良资产处置的代理人，从一开始就采取市场化方式处置银行的不良资产，无疑在防范道德风险、有效处置不良资产方面有着经济意义。
26.李富有、赵永军、姚栋（2008）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采用不良资产处置速度和现金回收率等指标，对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处置的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不良资产处置绩效在2001～2006年呈现抛物线形态，这与不良资产处置制度设计及不良资产的“冰棍效应”有关；从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平均处置速度来看，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处于首位，而信达公司的年平均现金回收率最高，在考虑资产管理公司各项不良资产的特性后，信达公司的年平均处置效率最高。通过分析，指出制度建设对不良资产处置的有效激励作用。
27.胡建忠（2009）讨论了金融不良资产处置方法的创新，包括：成立项目公司、差额风险代理、悬赏、合作处置、将重组的公司推荐上市或借壳上市、资产置换、追加投资、联合开发、营销代理、承购包销、连锁经营、结构交易等。
28.李卫、匡海波、武春友（2009）在分析AMC不良资产拍卖特点的基础上，采用博弈论思想，建立了AMC不良资产拍卖处置决策博弈模型。在此基础上，对AMC不良资产拍卖定价模型的纳什均衡解进行了探讨，讨论了定价中不良资产实际价值和拍卖处置费用等有关要素对拍卖价格的影响，从博弈的角度解析了AMC不良资产拍卖定价决策机理。
29.王凤玲、王东浩、唐跃、许保光（2011）研究不同处置方式下不良资产回收率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了大型不良资产数据库LossMetrics数据库中单户处置结束的资产数据，深入探讨了不良资产的本身特性，结合担保方式、企业经营现状、工商登记状态以及贷款五级分类四个方面对比不同处置方式下的资产差异，并分析了不同处置方式下的不良资产回收率差异。研究发现：第一，针对不同处置方式，不良资产回收率有较大的差异；对不良资产采用诉讼（仲裁）追偿方式处置方式的回收率最高，采用破产清偿方式的回收率最低。第二，不同处置方式的选择主要考虑的是不良资产的特征，修改债务条款方式为最常用的不良资产处置方式。金融机构应该在“三个最大限度”的处置基本原则下，根据资产质量和债务企业特性，有选择性地区分不同性质资产的处置先后顺序及不同资产应采取的适宜处置方式，这样才能系统性地提高不良资产回收收益。
30.蒋照辉（2015）认为实践中中国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异化问题如中国目前作为国内唯一SPV的信托公司并未发挥主导作用，不良资产仍基于信托收益权实现证券化目的，缺乏流动性使得不良资产证券化产品名不副实。中国推进不良资产证券化发展的着力点首先要真正发挥SPV在破产隔离方面的功能，其次要积极借助不良资产证券化促进资本市场发展，此外要切实强化不良资产证券化的信息披露。
31.陈暮紫、刘小芳、杨晓光（2015）基于国内目前最大的违约损失率数据库——LossMetrics数据库，针对我国不良资产违约回收率非对称U形Beta分布的特征，研究不良资产的零回收及非零回收的回收率高低的影响因素。构建了违约回收率的零回收率判别模型和非零回收计量模型，辨识影响因素和估算其贡献度大小。实证结果表明，零回收和非零回收的影响因素和贡献度方面有诸多不同，判别零回收的重要因素是债务五级分类、债务人是否陷入经营停顿，以及债务人所在地区是否存在区域性困难；而非零回收率大小的影响因素主要是所在区域、经营状况、债务规模、债权转让和担保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