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问题研究综述

第一节 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一般理论研究

学界对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一般理论的研究视角不是很丰富，其中占比最大的是对不良资产定价方面的研究，包括：定价模型、定价决策等。另一个研究热点是不良资产证券化，主要集中在不良资产证券化信用风险的评价、资产池信用风险测算、交易结构的选择和设计、资产证券化存在的问题和风险防范等方面。其他针对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一般理论研究则较为分散，有从不同分析视角解释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形成特征的，也有从债转股角度分析不良资产处置策略的，还有探讨中国金融不良资产回收率影响因素的，以及分析不良资产问题与宏观经济互动机制的。2010年以后，这类基础性理论研究方面的较高水平论文就比较少见了，目前还没有专门就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宏观经济转型背景下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方面较为深入的针对性研究。下面是笔者整理的学者们的主要研究观点。

1.陈学彬（1997）认为银行不良资产比重的上升，降低了银行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使银行系统抗击意外事件冲击的能力下降，整个经济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上升。央行为了实现稳定金融的目标，将被迫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来增加银行准备，降低发生大的金融波动的概率。而这种基础货币投放的增加，必然造成或加剧通货膨胀，给央行稳定价格的目标带来损害，从而使央行陷入“两难困境”。由于银行信用业务的特殊性和信息的非对称性，银行不良资产比重的上升并不一定立即在公众信任度上反映出来，但并不表明没有金融风险。避免这一困境的根本出路不在于央行应该更加重视金融稳定还是更加重视价格稳定，而在于降低银行不良资产比重，从提高银行资产经营管理质量本身来提高银行资产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增强银行抗击意外事件冲击的能力。这迫切需要综合配套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银行经营管理的进一步加强。

2.朱松华（2002）通过对中国不良资产化解进程中的现实困境的分析，就资产管理公司、企业和银行三者的异常行为以及化解的技术手段等问题提出质疑，认为应该从以下方面加快和完善不良资产化解：第一，出台支持不良资产化解的专门法律，赋予资产管理公司一定的司法权。第二，明确民间资本与外资进入不良资产证券化解领域的相关政策，主要包括金融支持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第三，实施严格、渐进和惩罚性的债转股政策。第四，加强对资产管理公司的外部监管与审计，完善其内部激励与约束机制。第五，充分发挥商业银行的积极性，加快银行的改革步伐。第六，坚持“抓大放小”“国有经济退出竞争领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推动国有企业改革。

3.廖国民、周文贵（2005）基于博弈论和预算软约束理论，从三个视角对国有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进行了分析。发现由于政府的父爱主义，其不仅关注投融资的经济效益，还关注所产生的社会政治收益，因此，政府总是偏好对陷入困境的企业实施再融资而不是破产清算；国有银行治理结构的缺陷，银行经理存在严重的代理问题，其在贷款决策中存在寻租等机会主义行为，导致贷款对象的平均质量下降，信贷风险大大提高；对企业实施严格的破产政策会导致很大的外部性而产生过高的清算成本，并使得银行偏好对陷于困境的企业实施再融资解救而不是清算。这些因素导致国有银行产生大量的不良资产。

4.姚岳、徐泓、张赞军（2005）认为不良资产定价模型构建的思路应基于资产定价理论、武断定价理论、风险收益理论、有效金融市场理论、金融工程原理以及产权理论，以所掌握的过去定价数据、历史规律以及交易各方的相关信息为基础，对不良资产项目的内在价值进行适度调整，最终形成不良资产的交易参考价格，以保证不良资产的最优化处置，实现处置绩效最大化，努力带来更多处置收益。依据不良资产定价理论，应对影响不良资产处置价格的因素、不确定性价格、能力性价格、信息性价格等进行分析，形成不良资产的定价模型。

5.阎庆民、蔡红艳（2005）从论述国际通用的各种信用风险模型的适用条件出发，提出改进的KMV模型作为度量中国不良资产证券化信用风险的模型。同时，提出了按其违约概率计算的方法。然后根据中国不良资产的实际情况，建立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模拟不良资产包，分析其证券化中各个不同发债规模下的信用风险，得出其资产变现收入在对数正态分布下和真实分布中的违约概率。

6.付敏（2006）从推行资产证券化的现实意义、资产证券化与其他融资方式的比较、资产证券化存在的问题和风险、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法律障碍以及关于推进资产证券化的建议等五方面综述了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

7.魏成龙（2006）从企业管理者、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看，目前中国还没有建立起一个以债权人为主导的企业筛选机制。建立和完善企业筛选制度，不仅是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实现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必然渠道，而且是不良资产清算的制度保证；不良资产的多样化出售的目的主要是最大限度地以最高价格出售不良资产，为此需要在信用增级、公开操作原则、间接出售方式和完善的市场环境支持出售等各个环节上进行创新；“债转股”是常规不良资产清算手段难以奏效而破产清盘损失又太大时债务重组的最后一招，中国是典型的“政策型”债转股，并因此生成了不少实施风险。中国的债转股要取得成功，一要建立健全资产管理公司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二要全力提高资产管理公司的能力，使其有动力也有能力高效率地完成任务。

8.王建军、徐伟宣、张勇（2007）从分析不良资产的风险来源出发，引入Beta-PERT分布拟合不良资产处置价格的概率分布，并考虑投资机构对风险控制的要求，建立投资机构购入单项不良资产的定价决策模型。最后，给出一个算例，具体说明了模型的应用和求解过程。

9.庞明（2007）尝试使用改进的BP神经网络模型测算单笔不良资产的信用风险，根据不良资产的特点甄选出其中16个作为输入变量；经过反复测试，确定1个隐含层，以单笔资产的信用风险为输出层。然后通过整合信用风险附加模型，量化资产池的信用风险。通过对以中国不良资产证券化案例为样本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基于改进的BP神经网络模型测算资产池信用风险具有良好的应用效果。

10.崔宏、程凤朝（2007）通过对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不良资产回收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金融不良资产自身因素、债务企业自身因素、资产管理公司自身因素、处置环境因素对金融不良资产回收率有重要影响。具体而言，贷款方式、贷款本金、企业偿债能力、企业规模、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具体处置方式和政府干预对金融不良资产回收率有显著影响，而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与企业所处的区域位置、资产管理公司的打包处置、处置地区的法治水平对回收率没有显著影响。

11.王刚（2008）认为能否顺利实施资产证券化来处置不良资产，其技术支持的体系意义就在于利用不良金融资产的资产特性，通过设计合理的证券化交易结构，解构原有失效的金融契约，建构新的金融契约，即根据证券化的交易结构，整合并构建不良资产池，形成不良资产现金流与证券化现金流的相互匹配机制；通过基础资产的选择满足一定的现金流需求，采取结构分层和倾斜式现金流分配技术，控制对特定证券的支付现金流；在现金流短缺时提供内、外部信用支持和流动性支持，从而在市场上顺利出售证券化产品，实现不同资产投资者的收益共享和风险共担。

12.丁述军（2008）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银行难以高效率、低成本地对借款者进行筛选和监督，也难以监控和发现道德风险问题，所以使银行经常不知不觉地陷入高风险的投资经营活动中，产生大量的不良资产。不良资产的形成是在经济周期的复苏、高涨时期积累起来，并随着经济的衰退而显现的。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银行放松贷款条件，企业的贷款急剧增多，企业的投机行为加重，这时的利润预期是建立在股票、房地产、汇率等名义价值高于实际价值基础上的，一旦这种具有投机性质的膨胀性泡沫破灭，如果企业的负债率较高，就极易转变成银行的不良资产。当银行把一笔贷款借给企业以后，如果企业经营出现困难，在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下，面对市场的压力，企业在经营上通常会采取如下措施：一是企业改组，这时银行可能因企业转制改组、债权无法落实而造成贷款的难以回收，形成不良资产；二是强迫债权人增加信贷资金。因为如果没有新资金的投入，企业的运营将受阻，原有贷款将难以收回，严重时，债权人还要放弃一部分债权以求企业重生；三是破产倒闭，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银行贷款的损失难以避免。不当的金融监管可能产生错误的激励，使银行不得不进行逆向选择，出现道德风险，银行的不良资产不但得不到控制，反而可能不断增加。

13.李卫、匡海波（2008）在分析AMC采用债转股方式处置不良资产的目前情况以及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期权思想，建立了基于期权的AMC不良资产债转股优化决策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了债转股的条件和确定了债转股的比例。解决了现有研究没有考虑企业债转股后资产的预期价值导致债转股比例确定不合理的弊端。在此基础上，考虑了债转股比例约束限制，使模型更符合实际。

14.范德成、张晓鹏（2009）认为由于不良资产的不确定性和人们对风险偏好的程度不同，对不良资产评估时应以区间的形式来表示评估结果。根据梯形模糊决策原理，构建基于梯形模糊数的不良资产价值评价模型，确定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参照行业内公允的不良资产处置案例所计算出的回收率和综合得分对评估资产进行评价。

15.俞乔、赵昌文（2009）通过建立一般性理论模型，解释了在政治控制条件下，政治家与经理人的共同作用而产生的国有银行不良资产过程。具体而言，政治家带来的问题主导银行不良资产二型（即政府对银行的指令性政策贷款产生的不良资产）产生，而银行经理人的道德风险问题则是形成银行不良资产三型（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道德风险所导致的不良资产）的原因。在政治控制下，随着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问题的恶化，银行不良资产将不断累积，呈现发散的趋势。政府不得不对银行巨额的不良资产进行财政补贴，而这一补贴最后将通过增加税收或通货膨胀的方式由社会公众承担，这是一种在经济和政治上具有高昂成本、长期而言不可持续的模式。

16.王东浩、张秋生、杨晓光（2010）认为不良贷款的定价在不良贷款的处理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通过对有代表性的国内外关于回收率或违约损失率的研究进行综述，尝试构建一个关于不良资产的回归模型定价框架，包括分类模型、多元判别分析模型、支持向量机模型和回收率预测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