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 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基本概念界定
建立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的关键是协调三地之间的经济利益。本书站在政府的层面，仅研究三地之间的经济利益协调。如无特殊说明，本书所涉及的区际利益均指区际经济利益。区际经济利益强调区际关系，它侧重于经济利益的再分配。区际经济利益是指特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从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或国家获得的排他性收益，属于社会福利再分配范畴；是生产要素不完全流动性、市场不完全竞争性、地方政府不完全理性所表现出的空间优势。区际经济利益具体表现为产业区际转移税收分享、区际基础设施共建成本分摊、区际生态补偿等。
（二）研究背景
从国际背景看，主权债务危机使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不得不坐在谈判桌前进行跨国跨区域合作。从国内背景看，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跨区域城市发展协调机制。国家主席习近平“2·26”讲话强调加快建立能够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长效机制。国家“十二五”规划把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打造首都经济圈、更好地发挥天津滨海新区在改革开放中先行先试的重要作用、推进河北沿海经济带发展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这给京津冀地区带来重大战略机遇，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步入了高速轨道。进入“十二五”时期的中后期，京津冀区域竞合关系也呈现出新的态势：京津冀三地均对区际合作赋予了新的内涵并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三）研究意义
京津冀三地政府在进行区域合作的同时也面临诸多矛盾，其中核心矛盾是区际经济利益非均衡。京津冀地区区际经济利益非均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产业同构与恶性竞争。Krugman（1991）提出了区域产业专业化指数（Specialization Index），用来计算一个地区的专业化水平与其他地区专业化水平的差距，反映区域产业结构的差异程度和产业结构特色。
其中，qij和qik分别表示j地区和h地区i产业的产值，qj和qk分别表示j和h地区的工业总产值。这里，Sjk∈［0，2］，指数值越高，两地区产业差异程度越高；指数值越低，则两地区产业同构化程度越高。孙久文、丁鸿君（2012）使用该指数对京津冀三地的产业分工度进行了分析（见表1-1），发现北京与天津、天津与河北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产业同构现象。[1]尤其是天津与河北产业同构现象严重，从2005年到2010年，津冀两地区域产业分工指数的走势呈现下滑态势，从0.831574653下降到0.646720354，反映出津冀地区产业同构化现象出现恶化趋势，产业分工水平明显下降。如图1-1所示，除了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农副食品加工业，纺织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等少部分行业的区域分工指数相对高外，其他大部分行业的区域分工指数偏低，差异化程度不高，导致天津与河北整体的区域产业分工水平偏低。如图1-2所示，北京与天津也存在一定的产业同构现象。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统计数据（见表1-2），北京与天津的产业相似系数虽然在逐年下降，但直到2011年仍然达到了67.18%。产业同构带来的后患就是要素市场趋同和区域产品市场恶性竞争，价格扭曲致使市场失灵，发出错误的消费信号，误导消费者，打击生产者信心，使经济效率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
表1-1 京津冀区域分工指数和均值方差
图1-1 天津与河北分行业的分工指数
图1-2 北京与天津分行业的分工指数
图1-3 北京与河北分行业的分工指数
资料来源：孙久文、丁鸿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研究》，《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年第7期，第52～57页。
表1-2 京津冀三省区工业结构相似系数
第二，区际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核压力，有可能在生产和交换等各个环节设置不利于行政归属不在本地的企业或个人的规定，从而偏向本地区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例如，北京现代汽车被要求“救活”北京原有的汽车厂；北京市出租车换型过程中，北京市先后颁布了整车的设计方案和技术标准，每个设计方案都是以北京现代伊兰特、索纳塔为底板，而最后招标结果不出意外地也是北京现代汽车胜出；北汽福田多功能汽车厂选址密云，密云县政府要求该厂3000名职工中的80%要在本地招聘；廊坊虽然距离首都钢铁公司、天津钢铁公司很近，却在胜芳镇建设产能600万吨的钢铁制造基地。在法规方面，比如天津市地方法规规定，凡是外地施工企业施工产值达到一千万元及以上，就必须在当地工商部门注册，企业所得税全部在当地缴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的（非法人分支机构），应当汇总计算并在企业注册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在就业方面，比如2009年北京市各区县政府批准招商引资企业招用本市城乡劳动力比例要达到50%以上，用人单位当年新招用人员中本市城乡劳动力比例要达到50%以上等。
第三，区际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区际公共物品由于存在非排他性和免费搭车现象，往往供给不足。
第四，贫富分化与生态恶化。这里的贫富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城市的发达程度，二是居民的富裕程度；城市的发达程度表现为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居民的富裕程度表现为居民个人的福利水平。城市经济区位度Ui反映一个城市在所处都市圈中的经济地位和发达程度，即该城市与区域内其他城市经济联系势能的总和占区域内所有城市经济联系势能总和的比例，Ui表示城市i的经济区位度，Rij表示经济联系势能（W.R.Tobler，1970），pi为城市市区非农人口，vi为城市市区GDP，Dij为城市间直线距离。
从2000年到2012年，在京津冀中，北京、天津的经济区位度遥遥领先河北省各市（见表1-3），北京的区位度甚至将近承德的20倍，反映出区域经济实力、经济地位的巨大差距和空间分异现象严重。在京津冀的空间结构中，河北环绕北京，由于极化效应和虹吸效应，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截至2012年，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三项指标中，北京比河北高1倍左右；2012年末，北京人均储蓄余额是天津的2倍，是河北的近4倍；北京每百户城市居民家庭拥有电脑112台，多于天津的99台和河北的76台；北京每百户城市居民家庭拥有家用汽车数为42辆也远多于天津和河北的25辆，显示出京津冀不同区域居民个人福利水平贫富分化严重（见表1-4、图1-4、图1-5）。
表1-3 京津冀城市经济区位度（Ui）
表1-4 京津冀居民贫富差距对照表（2012年）
图1-4 京津冀居民收入支出对照（2012年）
图1-5 京津冀城市居民部分耐用品消费量比较（2012年）
资料来源：图1-4、图1-5根据表1-4绘制。
在生态环境方面，北京、天津、河北三地人均水资源量都不足每年300立方米。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人均水资源量如果低于每年500立方米那就是一个极度缺水的地区。华北平原地下水超采每年1200亿立方米，成为世界最大漏斗区，200万口机井透支地下水估计近2000亿立方米。京津冀耕地盐渍荒漠化严重。盐渍荒漠化包括内陆盐渍和滨海盐渍。内陆盐渍主要分布于：张家口北部坝上草原地区（康保、张北、尚义、沽源等）；滨海盐渍主要沿滩涂海岸分布（黄骅、沧县、天津、静海、霸州、昌黎、绥中、兴城、凌海等地）。由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京津冀三地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功能脆弱。工业“三废”（废水、废气、废渣）造成的环境污染已经由城市向广大农村扩散，危及食物安全和健康。
第五，政绩竞争与重复建设。在我国现行的地方官员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往往凭借良好的政绩晋升。以GDP为主要指标的考核竞争是我国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特色。这种地方政绩竞争极易表现为机会行为主义特征。例如，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和优惠引资政策的过度供给，造成经济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综上所述，上述五种现象体现出区际经济利益非均衡的危害性，而造成区际经济利益非均衡的直接原因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要求同行政边界刚性约束的矛盾，根本原因是地方政府有限理性和市场的不完全性。这一点，本书将在第四章详细讨论。
由于行政边界刚性约束的羁绊，区际经济利益的博弈主体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会选择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而这种选择往往会导致社会整体的无效率，竞争的结果可能不是帕累托最优的，所以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的建立显得尤为必要。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是一种区域利益再分配机制。这种机制不仅对于缩小区际差距十分重要，还是化解区际经济利益矛盾、区际冲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必不可少的工具。这是本书的现实意义。本书的理论意义旨在突破行政边界刚性约束的羁绊，冲破地方政府利益固化的藩篱，破除制约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机制障碍，以经济的内在联系设计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以达到区际纳什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