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外关于元代基督教的文献及研究

对于元代基督教的研究最早是由西方学界开始的。在17～20世纪这几百年间，西方著作中涉及元代基督教的内容虽呈零星、散见之态，但在数量上颇为可观，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关于元朝期间在华旅行的西方人士的游记和见闻的译介与研究；二是关于蒙古皇帝与欧洲统治者及教廷之间往来的研究；三是对基督教在中国元代时期发展的研究；四是在撰写蒙古史、西域史和叙利亚东方教会史过程中对此主题的关涉。

第一类关于元代基督教知识的介绍主要集中于17～19世纪，此时正值欧洲东方学[2]初兴与发展阶段，在这个时期，诸如柏朗嘉宾（Jean Du Plan Carpin）、鲁布鲁克（Willem van Ruysbroeck）、马可·波罗（Marco Polo）、鄂多立克（Friar Odoric）、马黎诺里（Giovanni dei Marignolli）等人的行记得以用各种语言加以翻译、注释和出版，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强烈兴趣。早在16世纪末英国史家哈克鲁特（R.Hakluyt，1583-1616）撰写的《英语民族主要海陆旅行与发现》中，就包含有上述行记中的内容。1865年，法国汉学家颇节（G.Pauthier）依据马可·波罗本人赠送给谢波哇领主迪博的原本的抄本整理的行记刊行，其中增加了许多史地及汉文史籍中的内容，具有重要的版本学及史地研究，特别是基督教史研究上的意义。此外，英国学者亨利·裕尔（Henry Yule）的《马可波罗书》（1871年初版）因其注释详尽、考证精当而成为当时最权威的马可·波罗行记英文译注本，之后较完善的马可·波罗注释本还有伯希和（Paul Pelliot）和东方学家穆尔（A.C.Moule）合作完成的拉丁文合校本以及基于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法—意混合语原文抄本校订、增补的英文译本。包括马可·波罗在内，当时这些旅行家多以传教士、基督徒的身份来到蒙元帝国，他们的信仰使他们对蒙元帝国中的基督徒群体给予格外的关注。在这些行记中，不但介绍了各地教堂与信徒的分布情况，还向人们呈现了蒙古皇帝对于基督教及其信徒所持的立场、态度和言行，还原了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在蒙元时期的微妙关系，这些译介成为人们研究元代基督教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最近几十年，在有关此类行记的研究著作中，欧洲学者还对柏朗嘉宾的《蒙古行纪》、鲁布鲁克的《东行纪》进行了重新校注出版，其中以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H.П.莎斯季娜（Н.П.Шастина）、J.贝凯（Dom Jean Becquet）、韩百诗（L.Hanmbis）和道森（Christopher Dawson）等学者的成就最为突出。[3]

第二类研究主要是基于梵蒂冈及欧洲各国档案馆中的相关史料而对教廷及欧洲各国与蒙元帝国之间的往来进行的梳理和研究。这些论文包括德国学者梅纳特（J.G.Meinert）的《罗马教皇派往元朝的使臣马黎诺里的旅行记》（1820）、法国学者菲鲁萨（M.Ferussac）的研究论文《马黎诺里行记释》（《地理学会会刊》，1824）、雅克（E.Jacquet）的《元朝与阿维尼翁教廷外交关系诸考》（《亚洲杂志》，1831）、阿贝尔·雷慕沙（Abel Rémusat）的《基督教君王特别是法国国王与蒙古皇帝的政治关系》[4]、法国学者伯希和（P. Pelliot）的著作《蒙古与教廷》（1924）[5]、法国中世纪史专家让·理查德（Jean Richard）撰写的《教廷与波斯蒙古人的相互关系》（《亚洲杂志》，1949）、《13、14世纪前往蒙古的使团》（《天主教使团全史》第1卷，1956）等。

国外学者关于元代基督教的第三类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蒙元时期中国境内基督教的考察上，较具代表性的著作有英国汉学家亨利·裕尔1866年出版的《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Being a Collection of Medieval Notices of China）[6]、俄国史家巴拉第（Палладий）的代表作《中国史籍中古老的基督教痕迹》（Старинные следы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в Китае по китайским источникам，1872）[7]、英国学者穆尔（A.C.Moule）的《一五五○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及《聂斯脱里派信徒在中国：一些修正和补充》[8]、法国汉学家戈迪埃（Henri Cordier，1849-1925）的《元代中国与中亚的基督教》（《通报》，1927）、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撰写的《中亚及远东地区的基督徒》（1931）[9]、日本学者佐伯好郎的《支那基督教的研究》和《中国的景教文献及遗迹》（1937）[10]等。

其他相关论著还包括敏格纳的《基督教在中亚和远东地区的早期传播：一个新的文献》（1925）[11]、司各特的《一些蒙古景教十字架》（1930）[12]、怀特的《对于〈一些蒙古景教十字架〉一文的回应》（1930）[13]、穆尔的《中国景教徒对于十字架的使用》（1931）[14]、戈迪埃的《在中国和中亚蒙古人中的基督徒》[15]、马克·布朗的《景教十字架传奇》[16]、比利时传教士田清波的《厄尔呼特人——鄂尔多斯蒙古基督徒的后裔》（1933）、曼菲德的《蒙古的聂斯脱里遗迹》（1935）[17]、伯纳德·海瑞的《鄂尔多斯蒙古人的景教发现和基督教在远东的古代历史》（1935）[18]、欧文·拉迪穆尔的《内蒙古的一座聂斯脱里废墟》[19]、《论内蒙古百灵庙附近的景教遗迹》[20]和《再论内蒙古百灵庙附近的景教遗迹》[21]、D.马丁的《关于绥远归化景教遗址的初步报告》（1938）[22]、阁劳恩巴特的《内蒙古境内的突厥石刻》（1939～1940）[23]、吉恩·道韦勒的《在中亚和远东地区叙利亚教会的扩张》[24]、韩百诗的《14世纪鞑靼之中的两个基督教名字》（1953）、于克的《基督教在中国：从鞑靼到西藏》[25]、福斯特的《泉州城墙上的十字架》[26]、江上波夫的《汪古部的景教系统及其墓石》[27]和《鄂伦苏木与孟帖科维诺罗马基督教堂的发现》（1962）、中见立夫的《内蒙古鄂伦苏木遗址及其出土文物的研究》[28]、村山七郎的《内蒙古百灵庙和泉州地区的叙利亚文景教碑刻》（1963）[29]、B.巴托尔德的《关于成吉思汗王朝信奉基督教的问题》（1964）、K. 榎木的《中世纪时期中国的聂斯脱里基督教——根据近期的历史及考古发现进行的考察》（1964）[30]、莱哲蒂的《马薛里吉斯所建的七座景教寺庙》（1972）[31]、海志的《中东亚地区带有碑文的十字架》（1996）[32]、弗兰克的《元代基督教文本中的一些名字》（1998）[33]、魏苞蕾的《敖伦苏木古城——中世纪的内蒙古景教城市》（2001）[34]等。上述很多成果是这些学者在对元代基督教遗迹和遗址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写成的。

西方学者的研究还集中在蒙元时期本土僧侣身上，这些成果包括拜占（Paul Bedjan）于1888年出版的《大总管马·雅巴拉哈和拉班·扫马传》[35]，1895年，该书被艾比·夏博（Abbé Chabot）译为法文出版。[36]之后，A.蒙哥马利（A. Monthomery）在1927年将叙利亚文的《马·雅巴拉哈三世和拉班·扫马传》的一部分译成英文，以“雅巴拉哈三世和拉班·扫马之历史”为名在纽约出版。[37]1928年，英国的威利斯·布哲爵士（Sir E. A. Wollis Budge）依叙利亚文原文将该书译成英文，以“中国皇帝忽必烈的两个僧侣”为名，在伦敦出版。[38]1932年，日本学者佐伯好郎依据此英译本译为日文，名为《元主忽必烈派遣赴欧景教僧侣行指》，1958年，B.皮古列夫斯卡娅（B.Пигулевская）翻译了叙利亚文的《马·雅巴拉哈三世和拉班·扫马传略》，于莫斯科出版。

还有一类有关元代基督教的资料散见于蒙古史和东方史类的专著中，比如拉施特（1247～1318）的《史集》和《多桑蒙古史》（1824，巴黎）。《史集》是蒙古伊儿汗国时期宰相、著名史学家拉施特奉伊利汗合赞和合儿班答之命主编的史书，成书于1300～1310年间，是中世纪史籍中最重要的古文献之一，被称为“第一本世界史”。书中对于元代基督教的信仰来源多有提及，本书众多引文来自该巨著。多桑（A.C.M.d’Ohsson，1779-1851）是君士坦丁堡出生的亚美尼亚人，曾经担任瑞典外交官，先后担任驻巴黎、海牙和柏林的公使，他精通土耳其、波斯、阿拉伯、亚美尼亚及欧洲各国语言。在《多桑蒙古史》中，作者利用巴黎所藏东方文献，以法文撰写了四卷本《蒙古史》，其中对蒙元时期的基督教信仰问题多有涉及。此外，在西域史、突厥史、聂斯脱里教派史等方面的著作中，对于此主题也多有涉及。

概述之余，这里有必要对国外有关元代基督教研究的代表人物及思想进行介绍，在了解国外相关研究精髓的同时，还可与国内相关研究做一对照。

一 亨利·裕尔（Henry Yule）有关元代基督教的资料积累及考证

裕尔青年时在印度服役20余年，曾任总督秘书，他精通多国语言，具有丰富的东方史地知识，有关元代基督教的史料多涵纳于其名著《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39]中，这部著作刊行于1866年，为两卷本，后经过法国学者戈迪埃的修订、增补，扩充为四卷，于1913～1916年陆续出版，该书内容涉及上古到17世纪的中西交通史，所利用的史料包括鄂多立克行记、元代来华传教士孟高维诺的信件、希腊罗马及中世纪西方著者关于中国的各类记述、拉施特的《史集》、马黎诺里东行记、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行记，以及14世纪佛罗伦萨商人帕哥罗提（Pegolotti）《诸国志》中有关中国的内容。该著作内容虽然大部分来自转译，但值得一提的是，其有关作者、版本和研究情况的说明及译文注释都极其详尽。在《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一书中，作者集中一章来讨论中国基督教问题，他从使徒到中国传教的传说开始追溯，谈论了聂斯脱里教会在中国早期传教的历程，介绍了有关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争论，并探讨了景教在唐代的灭亡过程；关于元代基督教，裕尔关注了如下几个方面：（1）蒙古时代聂斯脱里派的复兴以及在突厥和蒙古部落中的传播：书中裕尔提到公元6世纪末拜占庭帝国皇帝毛里斯（Maurice）派军队援助库斯老二世进击巴赫兰，纳尔斯将军将俘虏的突厥士兵送往君士坦丁堡，这些人的额头上都有十字印记，以此来证明基督教早期在突厥部落中的传播。另外，裕尔还记述了克烈部皈依基督教的故事以及关于东方约翰长老（Prester John）的传说。（2）旅行家及传教士关于中国基督教的记载：书中介绍了鲁布鲁克、马可·波罗、约翰·孟高维诺、苏丹大主教、马黎诺里关于对契丹聂斯脱里派教徒的描述。（3）详细记载了两位畏兀尔僧侣把·扫马和马可的生平及扫马对欧洲的游历，以凸显中国聂斯脱里派教徒所扮演的重要角色。（4）元朝灭亡后，聂斯脱里派教徒在中国的状况：裕尔指出，直到15世纪中国境内或边境地区仍继续有聂斯脱里派教徒生存，这一点可由一个使团的记载证实。直到15世纪时，教皇仍然派遣中国总主教，但裕尔也认为这一任命似乎与印度总主教任命有关，“中国”这一称呼不具备实际意义。明末耶稣会士到中国时，还发现中世纪拉丁文圣经手稿，还能拜访到这些基督徒的后裔。17世纪耶稣会士还得到一些带有十字架和铭文的钟，福建漳州还发现有圣母像、大理石十字架。[40]

二 巴拉第对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

俄罗斯汉学界对中国基督教史的关注是从景教碑的研究开始的，其中包括卡缅斯基（Каменский П.）[41]、茨威特科夫（Цветков П.）[42]、列昂季耶夫斯基（З.Леонтьевский，1799-1874）等人的相关介绍和研究。这之后亦有众多学者关注了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史，其中就包括对蒙古帝国基督教的研究，巴拉第可谓其中的翘楚。他的代表作《中国史籍中古老的基督教痕迹》一文便为此中佳作，被研究者称为“当时俄罗斯研究中国基督教史著作中篇幅最长、资料最丰富、论断最平和的著作”[43]。该文是在参考众多汉文史籍的基础上写就的，涉及元代基督教史，参考的汉文史料包括《元史》《元朝秘史》《长春真人西游记》《至元辨伪录》《至圣实录》《元典章》《至顺镇江志》《辍耕录》《秘书监志》《登坛必究》等，其中很多汉文史料在很多年后才为中西研究者所使用。同时，他还比对了众多有影响力的西文资料，其中包括阿塞曼尼（J.A.Assеmаni）、瓦金伽（Ваддинга）、柏朗嘉宾、鲁布鲁克、马可·波罗、盖东拉（Гайтона）、伊本·白图泰、曾德昭（Semedo）、维代卢（Видлу）、别尔马（Бёма）和金尼阁等人的著作。巴拉第极有可能是“最先运用《马可波罗游记》与汉文资料对照比较的方法来研究元代基督教史的学者”[44]。

巴拉第关于元代基督教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找到唐元之间基督教在宋代存在的零星证据。这其中包括宋代编写的道教文献中罗列了很多西域国的神名，其中就有“弥施诃”和“弥赛亚”，这些名称明显带有基督教性质。在《三朝北盟会编》里记述当时金灭北宋过程中遭遇到民众反抗，这些民众脸上刺有十字，发誓不背叛自己的国君，巴拉第认为这些抗敌的民众很可能就是基督教徒，也正因为如此，基督教信仰才被称为“十字教”。[45]

第二，关于“也里可温”的考证。巴拉第在文中指出，在中国蒙元时期，基督教以一个奇特的名字“也里可温”（Еликэунь）为人所知，这个词的蒙语复数拼成Эркэгут，Еликэунь无疑就是Эркэгут的单数形式Эркэун的拼写，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基督教徒，这是符合蒙、汉文献，以及亚美尼亚和伊斯兰教历史资料记载的。[46]就目前所见资料，巴拉第无疑是最先指称“也里可温”为“基督徒”的学者。巴拉第对于“也里可温”一词意义的推断及语源学的推理，都早于后来的众多权威，“后来诸公如洪钧、陈垣、张星烺、江汉文等在考证这个问题时，结论大体都和巴拉第同”[47]。

第三，通过《马可波罗行纪》对于镇江基督教的描述，发现了《至顺镇江志》中有关也里可温的大量文献，其中包括儒学教授梁相所做的《大兴国寺记》。关于《马可波罗行纪》和《至顺镇江志》中所记内容，巴拉第也提出了一些异议及值得重视的信息：比如（1）《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1288年大汗任命马薛里吉斯（Марсергись）为这座城市的军事长官，这个时间和寺记的时间不一致。（2）《大兴国寺记》所提到的撒马儿罕城伊斯兰教徒夺走柱基，而导致圣殿圆柱悬空的故事在《马可波罗行纪》中也提到了。（3）在寺记中，基督教信仰的创始人被称作马里哈昔牙，尽管这个称呼和耶稣基督有很大差别，但仍应视为一人。（4）梁相混淆了现行基督教历法与信奉聂斯脱里教派的塞琉西王朝纪年法。文中的“千五百余年”应该是“千二百余年”。（5）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东方孕育着生机，属木，主生，和基督教的观念混淆了。（6）寺记把十字架比为伸开手的人体。这不符合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形象，也不为聂斯脱里派所主张。（7）基督徒或者僧侣的团体被称作“马里哈昔牙”（Ма ли ха си я）及《元史》中的麻儿哈昔（Марь ха си）。巴拉第认为这些名称是叙利亚迦勒底聂斯脱里派教徒的自称。但哈昔（Хаси）和也里牙（е ли я）仍旧很难一致，他们两者都和耶稣一个人有关，这个问题要由熟悉东方语言的专家来解释和确定。（8）马薛里吉斯从事“舍里八”的制作，很明显，这是他的手艺。《至顺镇江志》卷6记载，他每年必须从镇江府向北京皇室提供40罐“舍里八”，“舍里八”用葡萄、榅桲和酸橙果酱制作而成。马薛里吉斯的职务属于元朝编制内的，根据蒙古人的习惯，他被赋予特别有威权的“符”。（9）马薛里吉斯所建造的寺庙名称前半部分是叙利亚迦勒底文，后半部分是汉语。汉语的寺（Сы）和忽木剌（Хумула）是对应的。（10）《大兴国寺记》中提到的最后建造的一座寺庙，马可·波罗提到过，不过不是在杭州府，而是在金山（Кинса）。[48]

第四，巴拉第在文中还考察了元代的宗教政策。他认为蒙元时期的基督教徒，和其他宗教信徒如道教、佛教、伊斯兰教等一样，均享受着宗教自由和赋税、差役上的特权。[49]

第五，探讨了元代针对基督教的管理机构——崇福司。对崇福司的基本构成和发展历程进行了介绍，指出下辖有72个地方管理机构的崇福司，依仗官府权势欺压佛、道等本土宗教，导致宗教矛盾，因而直接影响到了基督教本身的命运。[50]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巴拉第的研究虽受时代的限制，在资料的把握以及在基督教族群构成等众多方面还有欠缺，但他的很多研究无疑都具有开拓性，他一方面注重中外史籍的对照研究，同时在研究过程中，还突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范式”。不论在研究主体的立场、研究资料的运用及研究对象的变化等方面均有突出表现。[51]

三 伯希和（P.Pelliot，1878-1945）的元代基督教考证

伯希和不仅有较深厚的汉学造诣，同时还精通突厥、蒙古、西藏、印度、伊朗等多种文字，他被公认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东方学权威。伯希和毕业于法国东方语言学院，1911年成为法兰西学院教授，其间在中国进行多次考察，收集了大量古文书、写本、木简、绘画等文物，这些文物也成为其进行中国史，尤其是蒙元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而这其中就包括有关元代基督教的研究，这些研究散见于其研究蒙元史的论文、著作和札记中，其中以《唐元时代中亚及东亚之基督教徒》（《通报》，1914）、《中亚和远东基督教徒研究》（1973年出版）、《蒙古与教廷》（《东方基督教评论》，1923、1924、1928）最具代表性。

《唐元时代中亚及东亚之基督教徒》发表于1914年的《通报》上，该文早于陈垣的《元也里可温考》3年发表，在今天看来，伯希和文章所考证的内容似为有目共睹的事实，可在当时却多为突破性的，连他自己都不免写道：“这篇对于中亚同东亚古基督教的简单说明，我不能说曾将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完全说到，我曾故意将许多世人已识的事实丢开，仅著录我以为在我的结论中应有的新事。”[52]伯文开始部分简要谈论了他对于唐时的景教碑及敦煌的景教文献的一些看法，之后大部分篇幅用来考察蒙元时期的基督徒群体，这些群体包括克烈部、汪古部、封地在东蒙古和满洲一代的乃颜部、阿兰人等，同时也对蒙元时期或以仕居、或以传教身份在中国的基督徒进行了考证。伯希和文章的主要贡献有：中西史料互证，条理清晰地再现了蒙元时期基督徒的主要群体；以扎实的史料论证了基督徒与蒙元统治阶层的密切关系及其特殊地位；订正了蒙元基督教研究领域曾经有争议的名词和人物，比如天德、mār-hasiā的意涵、阔里吉斯、爱薛、1336年上书教宗的阿兰人的身份等。

四 英国史家阿·克·穆尔对于元代基督教史的梳理

穆尔（1873～1955）是英国著名的基督教史家、东方学家。1898～1908年，他曾经作为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回国后担任教职，1933年以后，开始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学，1933～1938年，担任剑桥大学中国语言及历史学讲座教授，1940～1945年任曼福德大学校长。他关于元代基督教的研究成果主要收录于《一五五○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London，New York and Toronto，1930）和《聂斯脱里派信徒在中国：一些修正和补充》（Nestorians in China；some Corrections and Additions，London，The China Society，1940）两本著作中，其中《一五五○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一书为我国研究者所熟知，该书除了第二章关涉唐代景教外，其他七章均与元代基督教相关，其中第三章介绍了泉州的十字架和其他遗物；第四章追溯了马·雅巴拉哈三世和拉班·扫马的生平与行记；第五章摘录了《马可波罗行纪》中有关基督教的内容；第六章呈现了镇江府的十字寺及基督教徒；第七章考证了元代在华宣教的方济各会；第八章根据汉文史料搜集了蒙元时期的中国基督徒；第九章摘录了14世纪鄂多立克行记、约翰·科拉《大汗国纪》以及《约翰·马黎诺里游记》中有关基督教和基督徒的内容。该书无疑是西方学者关于元代基督教最为系统且较具开拓性的著作。10年后，穆尔又出版了《聂斯脱里派信徒在中国：一些修正和补充》一书，对早期的一些观点尤其是日本学者佐伯好郎的观点进行了修正，比如在本书“元代基督教石刻及其他遗存”一章的第二节“其他基督教遗存”中便曾对他的一些观点进行了引述。

除了以上代表性研究外，华裔学者唐莉（Tang，Li）在2011年出版了《蒙元时期的东叙利亚基督教》（East Syriac Christianity in Mongol-Yuan China）一书。在这部英文著作中，唐莉关注了元时来华的基督教人士、草原上的基督教部落和国家、东叙利亚基督教在蒙元时期的踪迹（语源、考古、遗迹、文献等），并对元代东叙利亚基督教这一群体进行了描述，包括其族群、分布、传播、政治影响、与其他宗教间的关系、衰落等，是一部关于元代基督教较为系统的英文著作，虽然该书大部分内容属于对前人资料的系统梳理，但亦不乏开拓之处，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1）是第一部系统向西方学界介绍中国元代基督教的著作；（2）梳理了“也里可温”一词的语源学线索，尤其点明了其突厥语来源的可能性；（3）生动还原了蒙元时期基督徒个体、家族及群体的状况；（4）按地域描绘了基督徒在中国蒙元时期的分布，并指明官员任免、屯田及商业活动对于此分布的影响；（5）追溯了蒙元基督教自西域而来的传播路线，同时从中亚伊斯兰教化、河套一带及漠北的藏传佛教化分析了元代基督教的衰落。

针对景教，国外学术界曾经召开过系列学术会议，比如奥地利莎尔斯堡大学曾在2003年、2006年和2009年召开过3届“中国与中亚景教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出版相关论文集，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美国、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吉尔吉斯斯坦、荷兰、英国、加拿大、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参加过上述会议，其中涉及元代基督教的文章有澳大利亚马夸尔大学的Samuel Lieu的《南中国刺桐的景教遗存》，Peter Zieme的《一杯冷水：黑水城出土突厥语景教残叶》，耿世民的《扬州叙利亚文突厥语景教碑再研究》，Maurizio Paolillo的《西方和中国文献中的汪古景教城》《汪古部乔治：中西文史料中内蒙古的一位13世纪景教国王》，Ericac D.Hunte的《中亚的基督教》，谢必震的《泉州景教探踪》《元代泉州景教的兴衰》，Majella Franzmann的《泉州新发现的景教墓碑》《扬州和泉州叙利亚语—突厥语铭文》，Tjaling Halvertsma的《戈壁沙漠中发现的基督教墓石》《内蒙古的景教徒石刻》，Lionel Goh的《关于香港的景教十字架》，唐莉的《景教信仰的乃蛮与大汗有关的中世纪资料》，Ken Parry的《再访光明城：南中国的也里可温》，米纳瓦尔·阿布都热依木的《景教在新疆》，葛承雍的《唐元时期中国景教圣歌音乐的传播和影响》，殷小平的《江南基督教的来源：以〈至顺镇江志〉中的大兴国寺的描述为依据》，李崇林的《新疆阿里麻力发现的景教碑名》，牛汝极的《七河、内蒙古、泉州发现的景教铭文比较研究》，Pierre Marsone的《房山十字寺什么时候成为基督教的寺庙的？》，Mehmet Tezcan的《13世纪成吉思汗帝国中的一位贵族妇女及其与景教的关系》等论文，其中部分论文收录于 Dietmar W.Winkler 与唐莉主编的《隐藏的珍宝与跨文化交往：中国与中亚东方叙利亚基督教研究》（Hidden Treasures and the Intercultural Encounters：Studies on the East Syria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Lit Verlag，2009）以及Roman Malek & Peter Hofrichter主编的《景教：中国和中亚东方教会》（Jingjiao：The Church of the East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Sankt Augustin，2006）中。[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