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206年，孛儿只斤·铁木真（1162～1227）统一了蒙古高原各部，建立大蒙古国[1]，尊汗号“成吉思”，此为蒙古帝国之肇端；之后经过从成吉思汗到其孙孛儿只斤·蒙哥（1209～1259）近半个世纪的对外征服与扩张，蒙古民族最终由一个孱弱部落[2]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汗国。1260年，成吉思汗之孙、蒙哥之弟忽必烈继大汗位于开平[3]，“稽列圣之洪规”的同时，“祖述变通”，推行汉法，建元“中统”，并于至元八年（1271）取《易经》“乾元”之义，建国号大元。诏曰：
我太祖圣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图，四震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广，历古所无。顷者，耆宿诣庭，奏章申请，谓既成于大业，宜早定于鸿名。在古制以当然，于朕心乎何有。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4]
国号的确立，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曾经叱咤欧亚的游牧帝国转变为立足中原、采用汉制的传统封建王朝，它拥有“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5]之辽阔疆域，涵纳着丰富多元、通合共融的民族和地域文化形态。这一王朝虽受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等级划分之诟病，但种族间的迁徙、通商、杂居、通婚等客观因素在事实上增强了境内各族群间经济、文化乃至人种层面的融合。基督教在元代的存在与流布，便是随着其疆域之扩充、民族之共融、文化之交流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统治者的宗教宽容立场而必然产生的结果。对此，中国教会史家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曾评论道：蒙古人的征服活动有利于基督教再次传入中国。首先，蒙古统治者在中国和中西亚之间开辟了相对安全的通道，有利于中国人与基督徒之间的接触。再者，蒙古统治者对待宗教的态度也有利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大汗及他的属下通常对于所有的信仰均持宽容的态度，他们甚至还资助穆斯林、佛教徒及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在他们看来有利于他们统治的神都值得推崇，反之这种宗教则不合时宜。[6]
元朝的基督教包括也里可温[7]、罗马天主教会、东正教、亚美尼亚教会、雅各派等；关于蒙元基督教的多样性，很多文献都有提及，在蒙古大将宴支吉带至法国国王和罗马教廷的信中，便曾提道：“普天下之王在他的信中主张，在上苍的法律中拉丁派、希腊派、亚美尼亚派、聂斯脱里派、雅各派以及所有向十字架祈祷的人之间不存在差别。他们在我们这里协和一致。我们希望大王不要把他们分开，而要对所有基督教徒普施慈悲”[8]。在《马可波罗行纪》（又名《马可波罗游记》）中也多次提及聂斯脱里派、雅各派以及罗马天主教会信徒。
其中也里可温无疑是元代基督教的主体。相关讨论可参阅本书第三章“元代基督教的族群及构成”。也里可温在元代拥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这不但表现在众多也里可温跻身统治集团这一事实，同时也表现在其人数及教区的分布上。在蒙古高原各部落统一过程中，成吉思汗家族不断与信仰基督教的部落通婚，并重用各民族、各国家中的贤德人士，这些举措自然让蒙古帝国建立之初的统治集团内部拥有数量庞大的也里可温信徒。比如，成吉思汗及继其位的窝阔台汗均重用克烈部也里可温镇海（ǒïnqaï），其位如帝国丞相，凡是皇帝圣旨，未经镇海用回纥文副署，不能发布在北方中国[9]；窝阔台的妻子脱那列哥（Turakina）也为乃蛮部之也里可温。[10]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之妻唆鲁禾帖尼亦是克烈部的也里可温，她是元宪宗蒙哥、元世祖忽必烈、旭烈兀汗和阿里不哥的生母，旭烈兀汗的妻子托古斯可敦也是来自克烈部的也里可温；蒙哥的重要近臣博剌海（Bolghai）亦是一位来自克烈部的聂斯脱里派信徒，1255年和1256年，蒙哥汗召集僧道在和林辩论时，在场证义的就有博剌海。[11]元时忽必烈的外孙高唐王阔里吉思作为汪古部的首领，起初虽是也里可温，但他后来皈依了罗马天主教；忽必烈身边的重臣爱薛据考证是来自西域弗林的也里可温。[12]
公元9世纪末，也里可温仅有活动于西亚和中亚的13个教区，最东部的教区设在撒马儿罕。[13]而在元朝时其已发展到25个，其中有4个在中国境内，第11教区为秦尼（Sinae，即中国）、第19教区为可失哈耳（Cashgar，今新疆喀什）、第23教区在汗八里（Khanbaleg，今北京）、第24教区为唐兀（Tanchet＝Tangut，今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内蒙古部分地区），当时的中国无疑成为该教派最重要的传教区域之一。[14]考古发现元代也里可温的遗迹几乎遍布于全国各地，据方豪在《中西交通史》中介绍，元时中国境内建有也里可温十字寺的城市有：（1）可失哈尔；（2）撒马尔干；（3）也里虔；（4）唐古；（5）和阗；（6）吐鲁番；（7）哈密；（8）俭州；（9）阿力麻里；（10）伊犁；（11）轮台；（12）沙州；（13）甘州；（14）肃州；（15）兰州；（16）临洮；（17）凉州；（18）鄂尔多斯（东胜、石柱子梁）；（19）天德；（20）净州；（21）归化城；（22）和林；（23）宁夏；（24）灵州；（25）太原；（26）大同；（27）北平；（28）房山；（29）涿州；（30）长芦镇；（31）河间；（32）大名；（33）东平；（34）济南；（35）临清；（36）益都；（37）扬州；（38）徐州；（39）镇江；（40）洛阳；（41）杭州；（42）温州；（43）长安；（44）盩厔；（45）泉州；（46）福州；（47）广州；（48）重庆；（49）成都（送仙桥侧）；（50）昆明；（51）鞍山。[15]
而信徒更是星罗棋布，仅以镇江地区为例，按照元代官方的统计数字，镇江来自外地的“侨寓”人有3845户，其中包括蒙古人29户163人；畏兀儿人14户；回回人59户；也里可温23户106人；唐兀人（河西人）3户；契丹人21户；女真人25户261人；汉人3671户。[16]另外，在镇江的2948名“躯者”[17]中，有也里可温109人。类似于镇江，在当时的大都、行在[18]、刺桐[19]等地均居住着大量也里可温，也里可温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群在中国的户籍中占有一定比例。在当时元廷甚至设立官至二品的崇福司来专门管理也里可温事宜，元代的史事、税制、典章、文学等典籍中也多涉及也里可温群体及人物，其在元代社会中的流行程度可见一斑。
此外，天主教徒、正教徒以及其他东方教会信徒在上述地区亦有广泛分布。1294年，罗马教廷派往中国的圣方济各会士孟高维诺在信中说，大都（今北京）受洗礼的天主教徒不下6000人，在杭州、扬州、常熟等地均居住着罗马天主教徒，有些地区甚至还拥有主教座堂。而信奉东正教的阿兰人及部分钦察人和斡罗思（俄罗斯）人更是不可胜数，他们在元代的政治、军事和外交事务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在元代基督教群体中，还有众多亚美尼亚派和雅各派信徒，这点经常为研究者所忽视，但在众多有关元代的史料文献中均有提及这些信徒，这点在本书中将有详细论述。
与基督教在元代发展的崇盛景象相比，国内学界对于元代基督教却乏有系统深入之作。随着中国当前基督教信徒人数的增多，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造成的冲击与震荡，让基督教研究日益步入国人视野，人们热衷于考察它的当前存在及潜在发展趋势，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而对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考察却有所忽视。事实上，有关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较基督教哲学及现状研究更早为学界所关注，但因其乏有短期的功利价值，而使当前较少有人问津，殊不知，基督教在中国的现实存在总要有其信仰渊源及历史存在之参考，此所谓鉴古知今也。
本书将从也里可温名称考释、元代基督教的族群及构成、元代基督教徒的分布、元代基督教人物考、元代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之关系、元代属国之基督教、元代政教关系、元代与罗马教廷之往来、元代基督教之衰亡、元代基督教的遗迹遗物等若干层面对这一中国古代乏人问津的群体及其信仰进行介绍、考察及评述。笔者非史学专业出身，之前亦较少涉及元代宗教研究，故作此专题实有惴惴之感，好在有前人之研究为基础，加之多年不断之阅读及积累，这本书权当是有关元代基督教研究的综述，只为详尽介绍而已。
[1] 有些研究者认为成吉思汗创立的帝国在汉文文献中，亦被称为“大朝”，但这点在学界尚存争议。
[2] 据说成吉思汗诞生2000年前，蒙古人为鞑靼地域其他民族所破，仅遗男女各2人，逃到一山谷中，四面皆山，山名额儿格涅坤（Erguénécoun）。避难2人的后裔称帖古思（Tégouz）与乞颜（Kiyan）。他们的后人繁盛，分为若干部落，这些部落便是蒙古族的起源。“蒙古”这一名字，便有简朴而孱弱的意思。《多桑蒙古史》上册，冯承钧译，中华书局，2004，第34页。
[3] 开平城亦被称为上都、上京、滦京，为元朝的夏都，1256～1260年为忽必烈所建，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正蓝旗旗政府所在地东北约20公里处。2012年6月29日，第36届世界遗产委员会讨论并通过将中国元上都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4] 宋濂等撰《元史》卷七，本纪第七，世祖四，至元八年十一月条，中华书局，1976，第138页。陈高华、张帆、刘晓、党宝海点校《元典章》诏令卷之一，典章一，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第8页。
[5] 宋濂等撰《元史》卷五十八，志第十，地理一，第1345页，载有：“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
[6]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9，pp.61-62.
[7] 笼统来讲，可将也里可温视为蒙元统治者对于基督教聂斯脱里派教徒称谓的汉译，相关论证参阅本书第三章“元代基督教的族群及构成”的开始部分；也有学者（比如朱谦之）将元代也里可温称为景教，笔者在元代史料中找不到任何支持这种称谓的证据，故不采用此说。
[8] 〔法〕伯希和：《蒙古与教廷》，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94，第174页。
[9] 按伯希和的考证，镇海曾于1222～1224年间陪同长春真人丘处机应成吉思汗之召，从中国东部到阿母河。成吉思汗问道于丘处机时，镇海就在成吉思汗旁边，镇海后人多官仕于蒙元一代，他的三个儿子都拥有基督徒的名字，分别是要术木（Joseph）、勃古思（Bacchus）和阔里吉斯（Georges）。〔法〕伯希和：《蒙古与教廷》，冯承钧译，第54页。
[10] 此点尚存争议，也有史家认为她来自蔑儿乞部，乃蛮部虽非全民信仰基督教，但其信徒却占有一定比例，而蔑儿乞部则只有少量基督徒。脱那列哥曾善意接待过来自教宗因诺曾爵四世派来的使者。〔法〕伯希和：《蒙古与教廷》，冯承钧译，第203页。
[11] 〔法〕伯希和：《蒙古与教廷》，冯承钧译，第55页。
[12] Wilhelm Baum and Dietmar W.Winkler，The Church of the East，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Curzon，2003，p.86.
[13] 撒马儿罕（Samarqand），意为“肥沃的土地”，今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城市，中亚历史名城。在公元9世纪后期，撒马儿罕的权力已完成从阿拉伯征服者向本地伊朗人，即历史上古粟特人后裔过渡，这个纯伊朗人的萨曼王朝从公元875年到公元999年间以布哈拉为首都，成为河中地区的主人。
[14] 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中华书局，2003，第310～312页。
[15]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379页。
[16] 俞希鲁纂《至顺镇江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第90～93页。
[17] 躯者，即无家可归，寓于他人家者。
[18] 今杭州。
[19] 今泉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