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元代基督教的族群及构成
蒙元时期的基督教包括也里可温、罗马天主教会、东正教、亚美尼亚教会、雅各派等，本章将分而述之。
“也里可温”一词主要指基督教聂斯脱里派及信徒，因未发现明确证据表明也里可温还包括元代的罗马天主教会及其他基督教派别，本书暂且将其置于元代基督教这一大的范畴之下。反过来，其他教派不隶属于也里可温确有一些间接证据：（1）儒学教授梁相所作的《大兴国寺记》中，开篇便讲“薛迷思贤，在中原西北十万余里，乃也里可温行教之地”[1]。薛迷思贤，是丝绸之路的一大枢纽，也是基督教聂斯脱里派的一大主教区，其在聂斯脱里派基督教东传的历史上地位十分重要。（2）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们可以领受元朝政府派发供多人使用的“阿拉发”（alafa），佩鲁贾人刺桐（泉州）主教安德鲁1326年1月发往欧洲的信中写道：“在此期间，我们从高贵的皇帝那里领得阿拉发一份，以供我们八人衣食之号”，而通常来讲也里可温不会享受此使臣级别的补贴。（3）还有一点也值得深思，在元代石刻和文献中不时出现的“也里可温”似乎均与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信徒有关，尤其是当也里可温特指某人时更是如此。比如墓碑上屡屡出现的“也里可温”均以叙利亚文拼写的突厥语或回鹘语出现，这明显与突厥人的聂斯脱里派信仰相关。[2]（4）据《元史》记载，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阴历七月十八日，佛郎国使者向顺帝贡异马，这匹马长一丈一尺三寸有奇，高六尺四寸有奇，昂高八尺二寸（或谓八尺三寸），身纯黑，后二蹄皆白。献马地点是慈仁殿。此次献马被看作盛事。史家公认此次献马的当为罗马教皇委派教士马黎诺里等，但在朱德润《存复斋文集》所记载的来献拂菻天马的拂菻使节以及王恽《中堂纪事》记佛朗国贡天马事迹中均未提及献马者的也里可温身份。[3]（5）也里可温事宜在元代归崇福司管理，史料证明各级掌管崇福司的官员多为聂斯脱里派信徒，至少也为东方教会成员，聂派信徒与罗马天主教会信徒在元代势不两立，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些统治者无论如何不会允许他们眼中的“异端”使用他们自己的称谓。（6）没有证据表明信奉天主教和东正教的钦察人、阿兰人和俄罗斯人被称为也里可温，这些人多身为军将，按照元朝政府的规定，军将集中编制在本部的侍卫亲军内（钦察卫、斡罗思卫等）及所属探马赤军之内进行管理，钦察卫、俄罗斯卫和左右阿兰卫肯定不在崇福司所管辖的也里可温范围内，具体是何名称，无法考证。
聂斯脱里派因君士坦丁堡主教的聂斯脱里（约380～451年）而得名，该派认同安提阿派尤其是其代表人物默普索斯提亚（Mopsuestia）的狄奥多（Theodore，约380～450年）的主张，狄奥多坚持历史、字面解经法，强调耶稣基督既是神，也是人，他具有神人两性及两个位格，耶稣的人性具有自由意志。狄奥多的思想受到他的学生聂斯脱里的推崇，他与他的老师一样认为耶稣基督具有神、人两个本性，这两个本性不能合成统一的本体，或者说同一个位格，而是形成了神和人两个位格。作为人的耶稣，他是玛利亚所生，后来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作为上帝的圣子和基督，他不是玛利亚所生的。有时聂斯脱里走得更极端，比如他对外公开声明他不同意将童贞女玛利亚作为“上帝之母”，认为她只是生育了作为人的耶稣，基督更不曾在十字架上受死。这种思想与当时基督教的传统信条相互冲突，有悖于正统的“三位一体”的教义。聂斯脱里在公元431年以弗所会议上被斥为异端并遭到流放，之后在公元6世纪，狄奥多的思想也被贴上异端标签。[4]但该派信徒受到与罗马对抗的波斯王的庇护，于公元498年在当时的波斯首都赛流西亚（Seleucia）宣布与东罗马教会断绝关系，组织了“迦勒底教会”（Chaldean Church），又名亚述教会（Assyrian Church）。
大约公元6世纪，该派思想传入我国新疆地区。另外根据东罗马史家的推测，该派思想约在公元6世纪前后亦传入蒙古高原，如前所述，在大约6世纪末波斯与突厥的战争中，部分突厥战俘额头上便刻有十字。[5]该派于唐太宗贞观年间（公元635年）传入中原，被称为“景教”，景教在当时曾经一度达到“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6]的繁盛地步。但到了唐武宗“会昌灭法”之后，景教也受到牵连，中原的教徒几乎绝迹，教堂被毁坏。公元987年，即宋太宗雍熙四年，当最后一位在华的景教传教士那济兰（Najaran）回到巴格达景教总管那里复命时说“中国已经没有一位景教徒”[7]。宋仁宗年间，苏辙在西安大秦寺时曾留诗云：“大秦遥可说，……僧鲁不求禅。”
景教在中原地区几近绝迹，但在中国的西部边疆地区，却始终没有断绝。安史之乱后，唐朝政权由盛转衰，政令无法在这些边疆地区得以实施，吐蕃与回鹘所统治的地区成为景教徒避难的理想场所，他们的发展历经宋朝、辽金，直接延续到蒙元时期。日本学者佐伯好郎也曾推测，武宗灭佛后，部分景教徒仍留在中国，而余下大部分则向西迁移，直到合并于突厥地区的亚述教会，还有很大一部分成为穆斯林。[8]虽然根据公元893年大马士革（Damascus）主教埃利亚斯（Elias）对景教各主教驻节地的统计，其最东仅到撒马儿罕，但没有景教的主教区，并不代表没有景教徒的活动。公元904年，德国人李库克（Albert Von Le Coq）于新疆吐鲁番所发现的叙利亚文景教祈祷书片段据考证便为晚唐或五代时期的作品。[9]在公元1000年后，经典研究者阿布达拉（Abdallah b. at-Taiyib）仍旧在古文献中发现向印度和中国派遣的基督教主教。11世纪下半叶，由大总管SabrishoⅢ祝圣的呼罗珊大主教远赴中国，并在中国度过了余生。尽管很少有证据表明在11世纪下半叶之后直到蒙元帝国之前，中原地区存在数量庞大的聂斯脱里派信徒，但既然西方派出的使团仍到达过宋代宫廷，商人们继续经由海路到中国，其中有信徒存在便是不争的事实。[10]
11～12世纪这200年间，聂斯脱里派在中国境内的发展缺乏文献考证，但值得注意的是，在13世纪中叶，即大蒙古帝国时期，其在中国的传播形成了新的格局，聂斯脱里派各主教的驻节地有了新的统计，自亚美尼亚与波斯湾，东至唐兀（Tangut，即西夏）、汗八里（Khanbaleg，即今北京），皆为行教区域之地，各主教驻节地如下：
一区，强的萨波儿（Jandisapur，在伊朗库及斯坦省Khuzistan）。
二区，尼锡必斯（Nisibis，在底格里斯河畔）。
三区，巴斯拉（Basrah，在波斯湾头）。
四区，毛夕里（Mosul）及阿尔拜拉（Arbela）。
五区，拜脱赛流西亚（Beth Seleucia）及喀尔察（Carcha）。
六区，哈尔汪（Halwan，在今乞力茫沙省Kirmanshah佐哈伯［Zohab］南，八英里）。
七区，波斯及万（Van，万在伊朗西北）。
八区，呼罗珊（Khorasan）亦名麻甫（Merv）。
九区，哈烈（Herat）。
十区，阿拉伯（Arabia）及阔脱罗拔（Cotroba，今素科脱拉岛Socotra）。
十一区，秦尼（Sinae，即中国）。
十二区，印度。
十三区，亚美尼亚（Armenia）。
十四区，叙利亚或大马色克城（Damascus）。
十五区，阿错贝奖省（Azerbijan）。
十六区，莱夷（Rai，在伊朗德黑兰南）及陀拔斯单（Tabaristan）。
十七区，低廉（在里海南岸）。
十八区，撒马儿罕（Samarkand，中国古史谓之康居）。
十九区，可失哈耳（Cashgar，今喀什噶尔）。
二十区，巴里黑城（Balkh）。
二十一区，赛笈斯坦（Segestan＝Sejistan，今伊朗东境）。
二十二区，哈马丹城（Hamadan，在波斯境内）。
二十三区，汗八里（Khanbaleg，今北京）。
二十四区，唐兀（Tanchet=Tangut，即西夏，今陕甘西北）
二十五区，察赛姆格拉及脑克忒（Chasemgarah and Nuachet，似为印度名辞，地方无考）。[11]
从上列诸地，可发现其中第十一区秦尼（Sinae）、第十九区可失哈耳（Cashgar）、第二十三区汗八里（Khanbaleg）、第二十四区唐兀（Tanchet=Tangut）都处在今中国境内，可见此时，聂斯脱里派在边疆地区的活动一方面已经向中国腹地回流，同时因为信徒人数的急剧扩张，已经形成了多个主教区。
最近国外一些学者研究认为，将该派称为“聂斯脱里派”是一种普遍的误解，事实上当时的波斯教会并不认同这一称呼，与其说他们奉聂斯脱里为开派鼻祖，还不如将他们的思想追溯到狄奥多。[12]有学者甚至还考证过这位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仅仅在公元612年的一次神学争论和公元680年的一次东部叙利亚教会的宗教会议的官方文件中被提及过。相反，倒是默普索斯提亚的狄奥多的权威性在公元5～6世纪的东方教会中逐渐得到强调，在公元605年的宗教会议上，“狄奥多的神学被宣称为东方叙利亚教会正统的不可争辩的标准。任何反对狄奥多的人，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或将来，都是要受到谴责的”。因此，聂斯脱里“顶多是安提阿派神性的牺牲品象征”[13]。鉴于此，他们建议将聂斯脱里派教会称为叙利亚东部教会。本书写作过程中仍沿用“聂斯脱里派”这一称呼不仅是出于习惯，而且有证据表明，中国的也里可温有时是认同自己的信仰源于“聂斯脱里派”的，比如在黄溍撰写的《马氏世谱》的开篇即说：“马氏之先，出西域聂斯脱里贵族，始来中国者和禄采思。”如果非作为也里可温的马氏提起，相信黄溍是不会如此行文的。另外，阿力麻里古城[14]陆续发现多块叙利亚文基督教墓石，其中一块上的内容大概是：“亚历山大纪年1613年（即公元1310年/1302年），他们走了，远离了这个景教（叙利亚语转写为nestoris，即聂斯脱里）。他是解说家，令人赞美的Karia之子。”[15]毫无疑问，立碑者当为一名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