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也里可温”名称解析

本章针对上述众位史家的观点，本书有以下几点看法。

首先，也里可温不能专指神职人员，它理应包含普通信徒，即信仰上帝或福音的人。据《至顺镇江志》记载，也里可温户有26户，如果有26户神职人员，这个地区的信徒当有庞大的数字，并不符合实际。在众多古籍中，谈到元代人物时，也经常用“也里可温氏”来形容，而这些人或为商人，或为文人，或居高官，同时均兼有神职不甚合理。比如《元史》载：“马押忽，也里可温氏。素贫，事继母张氏、庶母吕氏，克尽子职。”[26]也里可温在指信徒的同时，有时也泛指信仰本身，同时根据史料分析，其基本含义还应包括“户计”“国家或部族名”。[27]

其次，“也里可温”这个词的汉语音译随着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而出现于元帝国中，但并不代表它对应的蒙古语或发音在蒙元时期才出现，只能说它在此时才被翻译成汉语。汉语也里可温对应的蒙古语原词早在元代建立之前的蒙古各个部落中，尤其是信奉聂斯脱里派基督教已达数百年的蒙古化突厥部落中，应该已经有了固定的称谓，陈垣先生所主张的1258年，蒙古人才从阿拉伯语接触到这个词，这点并不现实。此时，基督教在克烈、乃蛮、汪古部中早已成为普遍的信仰，而这些部落虽操突厥语，但早已蒙古化，并和成吉思汗家族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成吉思汗本人及后代的嫔妃中便有多位虔诚的基督教信徒，他们身边的重臣也有多位也里可温，所以即便这个词是外来语的音译也早该在这些部落的信奉过程中形成固定的称谓了，并成为一个通用的蒙语词汇，以至于在元初的各项政令规章中，加以自如应用，而无须加以格外解释。

最后，乌恩的观点同样值得商榷，他所列举的种种特权并非为也里可温所独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的信徒在蒙元时期同样享有这种特权。在元朝，宗教信徒属于特殊职业者，他们的任务是为皇帝和国家告天祈福。宗教职业者均具有特权地位，比如，至元十三年（1276年），忽必烈对北方的儒户进行清理，拣选“诸路儒户通文学者三千八百九十，并免其徭役”。而对于阴阳户，元贞元年规定“凡有差发军役税粮概予优免”，而和尚和先生，更是从成吉思汗末年便得到了豁免差发赋税的权利。元代的也里可温与以上各教一样，在享有传教自由的同时，还有蠲免差发的优惠。虽然在元朝历代皇帝那里，有关宗教信徒的税役制度不尽相通，但总体来说，各宗教间的待遇是基本一致的，儒、释、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等户几乎在历次税役改革中，总是相提并论的。《史集》中记载，“按照成吉思汗和〔窝阔台〕合罕的圣旨被免除繁重徭役者”，即“伊斯兰信徒中的大司教（大洒黑）、著名的赛夷（圣裔）和虔诚的伊玛目，基督教徒中的主教、教士、修道士和牧师们[28]，偶像教徒中的著名的‘脱因’们”。[29]既然如此，我们自然会问为什么特权为也里可温所独享，此外，享有特权并不一定便以特权作为称呼，这种说法过于牵强，如果按照这种逻辑，藏传佛教在元代更应该被称为“eÛrk‘e·ud”，因为他们所享有的特权要远远大于聂斯脱里派教徒。

另外，本书就“也里可温”一词的词义及语源持如下观点，这些观点主要基于基督教从其向东方传教到进入蒙元统治者群体这一历程的回溯。如前所述，蒙古统治者群体自身的基督教信仰主要源于突厥化的蒙古部落，比如汪古、克烈、乃蛮等部落，这些部落中的基督徒通过与蒙古皇室的通婚、入仕、移民迁徙进入蒙古统治者内部及中原地带。元宪宗蒙哥、元世祖忽必烈的母亲便是来自克烈部的虔诚的基督徒，这些突厥化的蒙古部落在几百年的信仰过程中，形成对于基督教的固定称谓并将其带入蒙古统治群体，并最终形成蒙古文字，这点不足为奇。

这些突厥化的蒙古部落对于基督教的接受，是与整个突厥部落接受基督教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早在公元6世纪末期，便有突厥人信奉基督教的记载，汉学家亨利·裕尔曾引用过如下史料：“6世纪末拜占庭帝国皇帝毛里斯（Maurice）派军队援助库斯老二世进击巴赫兰，纳尔斯将军将俘获的突厥士兵送往君士坦丁堡。‘这些人前额上烙有上帝的标志（基督徒称其为十字）。毛里斯皇帝询问这些外邦人为何前额打上这样的印记。他们说印记为其母所为。因为东方斯基泰人中曾流行可怕的瘟疫，一些基督教徒劝说她们在孩子们的前额上打上这种印记。这些外邦人接受了劝告，于是孩子们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30]张星烺编注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还曾记述公元781年景教总主教提摩太在一封信中曾经提道：“突厥国王偕几乎所有他的国内居民……成了基督教徒。他致书我们请求在其国内建立大主教区。我们这样做了。”[31]

突厥人信奉基督教主要源于波斯境内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来自于古老的东方教会。早在大约公元100年时，基督教就已经通过叙利亚高原传播到米索布达米亚，基督教在此很容易生根，因为早在巴比伦流放期间这一地区就已经犹太化了。自此，基督教和犹太教在这些地区相互影响，共同发展了若干世纪，很快这种宗教便超出了犹太人的范围，在外邦人中传播，并影响到了当地的统治者，比如在依得萨（Edessa）等地，他们早在康斯坦丁之前的100年便成为基督徒或基督教的追随者，后来这一地区被罗马和波斯分别占据。[32]古叙利亚语成为教会官方语言，同时古波斯语也被波斯基督徒广泛使用。[33]从米索布达米亚，基督教信仰向东传播到中亚突厥人中。

有学者已经指出古突厥语应该是蒙古人接触基督教这一称谓的最普遍来源，但出处待考[34]，这点是可信的。比如德国突厥学家彼得·茨木（Peter Zieme）对于吐鲁番附近的聂斯脱里教派文献做了很多研究，其中一份是关于一个回鹘基督徒婚礼的文献残片，在第7行便用到了“ärkägün”一词来指称基督徒。[35]1941年泉州出土的玛尔达公主回鹘语墓碑中也有“ärkägün”一词。[36]另外，在11世纪由喀喇汗王朝伊斯兰学者麻赫穆德·喀什葛里主编的《突厥语大词典》中，虽没明确出现“ärkägün”一词，但有多个词与基督教有关，比如baqak便为“基督徒之斋戒”。[37]

人们应该看到突厥语关于基督教一词的形成，多受到外来词汇的影响，其中最有可能的源头便是希腊语。突厥人接触到基督教的途径来自波斯的基督徒和拜占庭帝国的基督徒，而希腊语当时是拜占庭帝国的官方语言。另外，虽然古叙利亚语是东方教会的官方语言，但其主要经典亦由希腊语翻译而来，古叙利亚语作为希腊文明传播到阿拉伯地区的重要媒介，其受到希腊语的影响亦不可避免。俄罗斯语言学家Н.Я.马尔在分析蒙古语（аркаун）的时候，指出也里可温可能源自希腊语。[38]牛汝极和汉密尔顿持相同看法，他们认为虽然也里可温具有突厥语的形式，但它极有可能来自希腊语áρχηγóν，是的宾格形式[39]，为“指挥官、地方官”之意，后来指基督教的“神父”。佐伯好郎认为该词来源于波斯语的Arkhun，即“首领”“高级神父”“主教”的意思，极有可能是波斯语与希腊语相互影响所致。当然，如前所述，亚美尼亚基督教对于突厥人信仰基督教有一定的影响，其有关基督教的称呼也有可能随着他们的信仰传入突厥人中，但这并不排除波斯语、古叙利亚语、阿拉伯语以及亚美尼亚语在某些词汇上的同源性。比如在公元390年，拜占庭王国和波斯王国便曾征服过亚美尼亚，20%的领土被拜占庭帝国占有，80%归波斯帝国，之后亚美尼亚也曾在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直至大约1220年，蒙古人侵入亚美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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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迭屑（Tersa）是穆斯林对耶稣的称呼，它的起源可能来自波斯语。波斯地区的亚美尼亚基督徒之间仍称耶稣为迭屑（Terzai），而且在丘处机西行见成吉思汗的过程中，便曾受到迭屑首领的欢迎（tieh-sieh）。有研究者指出，早在撒克逊时期，也就是从公元400年开始，波斯人就开始用迭屑来称呼基督徒了。那么“迭屑”这个词又是怎么来的，有研究者认为Tersa是和Parsa相互对应的。Tersa的意思是“苦修的”（Ascetic），而Parsa的意思是“虔诚的”、“投入的”（devout）。也有研究者认为该词来自tarsidan（to fear）。而在阿拉伯人成为穆斯林之前，他们将基督徒称为rahib，也就是敬畏神者（fearers of God）。有可能巴列维语（Pehlevi，约在公元3～8世纪的伊朗使用的语言）借用模仿阿拉伯人的用法创立了“迭屑”这个词，但有波斯语专家指出这个词有时也用来指喇嘛或佛教徒。参阅E.H.Parker，Studies in Chinese Religion，London：Chapman and Hall，1910，p.272。

[2] 陈垣认为“元前未闻也里可温之名也”（《元也里可温考》，《陈垣全集》第二册，安徽大学出版社，第5页）。

[3] 宋濂等撰《元史》卷五，本纪第五，世祖二，中华书局，1976，第95页。

[4] 陈高华、张帆、刘晓、党宝海点校《元典章》，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第944页。

[5] 《元史氏族表》卷二，转引自《元也里可温考》，《陈垣全集》第二册，第5页。

[6] 《元也里可温考》，《陈垣全集》第二册，第5页。

[7] 《元也里可温考》，《陈垣全集》第二册，第5页。

[8] 洪钧的上述论断参考的是《多桑蒙古史》，其中记载道：“至若基督教徒之称号，则已为Etienne Orpélian所撰《Orpélian史》所证实。史云：‘此王颇爱基督教徒，即蒙古人所称之也里可温（Ark’haioun）是已。’”《多桑蒙古史》，上海书店，2001，第251页。

[9] 《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第158页。

[10] （元）俞希鲁编纂《至顺镇江志》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第367～368页。

[11] 后来的研究者对于“麻儿也里牙”一词有了不同的解读，“麻儿”是叙利亚文景教主教“Mar”一词的译音，而“也里牙”则为叙利亚语修士Kasis的译音（方豪持此说），或为修士Hasia的译音（伯希和持此说）。

[12] 《元也里可温考》，《陈垣全集》第二册，第57页。日本学者坪井九马三（1858～1936）曾从语源学的角度指出，蒙古语Rekhabiun是阿拉伯语Arekhawun的转写，转引自殷小平《元代也里可温考述》，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

[13]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第378页。

[14] 《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第448页。

[15] 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第94页。

[16] F.Lessing，Mongolian-English Dictionary（3rd reprint version），p.329.

[17] Палладий Старинные следы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в Китае по китайским источникам. см. Китайский благовестник. 2001（1），С.56.后来的研究者对于汉语“麻儿也里牙”一词有了不同的解读，“麻儿”是叙利亚文景教主教一词“Mar”的译音，而“也里牙”则为叙利亚语修士Kasis的译音（方豪持此说），或为修士Hasia的译音（伯希和持此说）。

[18] Палладий Старинные следы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в Китае по китайским источникам. см. Китайский благовестник. 2001（1），С.57.

[19] P.Y.Saeki，O.B.E.，D.Litt，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Tokyo，The Maruzen Company Ltd，1951，p.426.

[20] 陈垣：《元也里可温考》，《陈垣全集》，第7页。

[21] 陈垣：《元也里可温考》，《陈垣全集》，第8页。

[22] 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第五章元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第313页。

[23] Paul Pelliot，Notes on Marco Polo I，Paris，1959，p.49.

[24] 这个时间是以11世纪初算起，当时，景教驻呼罗珊主教在信函中说，克烈部王已接受洗礼，他请教务大总管派一位教士到其统治地区为20万人进行洗礼，这是蒙古人信仰基督教的最早的文字记录。

[25] 另外，乌恩还提出了一个佐证，20世纪初期，比利时神父田清波在鄂尔多斯传教期间，在乌审旗等地发现了被称为“厄尔呼特”的一部分蒙古人。通过对其信仰和风俗的调查与分析，他认为“厄尔呼特”一语即元代的“也里可温”，厄尔呼特人就是蒙元时期蒙古族基督教徒的后裔。乌恩引述了田清波的一段记载，“大小厄尔呼特人虽然没有‘达尔罕’（Darxan免税）的正式头衔，但也免除蒙古人所说的‘阿勒巴’（alba）：包括赋税、苦役、征用、兵役等，只是在每年厄尔呼特人集体向乌审王进贡一头两岁绵羊，这是自愿送的礼，与其他蒙古人所交的税毫无共同之处。厄尔呼特人不像鄂尔多斯其他百姓那样隶属于台吉（成吉思汗后裔）。……教士对厄尔呼特人的权威很大，他有乌审旗所承认的司法权，处理诉讼、鞭打、惩处罪犯，直到处死。”田清波还提到“厄尔呼特人的特权为别的蒙古人所羡慕”。乌恩认为这种赋税、徭役豁免权和独立的司法权的源头只能是在蒙元时期。“在经历了改朝换代的动荡、佛教文化的巨大冲击之后，数百年后他们仍保留着这一特权，由此我们可以设想聂斯脱里教派鼎盛时期（13～14世纪）蒙古族信徒的地位是何种状况，因而当时被称为‘有特权的人（们）——也里可温’，绝不为过。”伊克昭盟档案馆编印《鄂尔多斯研究文集》（1），米吉森格译，伊克昭盟档案馆，1984，第5～6页，转引自乌恩《也里可温词义新释》，《蒙古学信息》2001年第1期。

[26] 宋濂等撰《元史》列传第八十四，第4453页。

[27] 殷小平：《元代也里可温考述》，第31～44页。

[28] 此处译作“神父”更为贴切，“牧师”一般为基督新教神职人员。

[29] 拉施特：《史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3，第260页。

[30] 〔英〕亨利·裕尔：《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第90页。相关记载还可参阅沙畹的《西突厥史料》及张星烺编注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其中提道：据隋时东罗马史家席摩喀塔（Theophylactus Simocata）及梯俄方内斯（Theophanes）记载，在公元6世纪末叶，当东罗马皇帝毛里斯（Maurice）派兵协助波斯王库斯老二世（ChosroesⅡ）进攻突厥可汗巴赫兰（Bahram）时，突厥士兵中有数人额上刺有十字符号，东罗马见而异之，询问十字之所从来，俘虏云：昔日东粟特瘟疫厉行之时，死者甚重。适有基督徒至其地，劝幼童之母，在童子额上刻十字以避疫，诸母从其言，遂不为疫所染。从这段文字可知，景教可能在公元591年前30年时已传播于康居一地突厥人之中，盖诸人于童年时刺此十字也”沙畹：《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8，第219页；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298页。

[31] 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298～309页。

[32] Dennis Hickley，The First Christians in China：An outline history and some considerations concerning the Nestorians in China during the Tang dynasty，published by the China Study Project，London，in association with Missio Aachen，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1980，p.4.

[33]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9，p.46.

[34] T.H.F.Halbertsma，Early Christian Remains of Inner Mongolia：Discovery，Reconstruction and Appropriation，Brill，2008，p.10：The word is a transcription of the erke’ün，a Turkic word whose origin remains unclear.

[35] Peter Zieme，“Ein Hochzeitssegen uigurischer Christen”，pp.221-232. Tang Li，pp.35-36.

[36] 该碑于1941年出土于泉州东门外，1955年移到厦门大学人类学博物馆，该碑29厘米高、66厘米宽，碑额刻一横额，额内浮雕配莲花座的十字架，十字架上有一华盖，两边各有一天使呈献礼状。横额下刻叙利亚文21行，同时阴刻8行回鹘文，参阅牛汝极《十字莲花》，第156～158页。

[37] 麻赫穆德·喀什葛里主编《突厥语大词典》，民族出版社，2001，第434页。

[38] 1905年或1906年的《拜占廷学报》第12期。

[39] James Hamilton，牛汝极，“Deux Inscriptions Funéraires Nestorienne De La Chine Orientale，” Journal Asiatique 282，No.1（1994），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