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国民革命时期妇女群众的广泛动员

国民革命时期，妇女运动逐渐从以参政、教育为主要目标的上层妇女运动，切实转入以阶级解放为目标、以女工农妇为主体的劳动妇女运动，各界妇女的广泛政治参与构成大革命时期群众运动历史图景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一，领导组织妇女参加大型纪念、宣传活动，是国共动员妇女参加国民革命的重要方式。其中，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活动是主要形式，内容主要是召集妇女群众开会，发表演讲，陈述三八妇女节的由来与意义，提出时事类口号或议案，游行示威，开游艺会（联欢会）庆祝，等等。[74]据当事人回忆，1921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渔阳里六号曾经举行三八妇女节纪念活动，由高君曼演说，这是中国最早举行的三八妇女节纪念活动。[75]而中国妇女第一次举办纪念三八妇女节的集体活动，则是1924年3月8日国民党中央妇女部组织广东各界各族妇女在广州第一公园音乐亭召开的，与会者1000余人。这次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大会由何香凝主持，何香凝、曾醒先后发表演说，号召妇女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争取民族解放和自身的解放。大会提出“解放中国殖民地之地位”、“解放妇女所受资本制度的压迫”、“要求妇女劳动权”、“平等教育权”、“平等工价权”、“女子参政权”及“一切妇女应得之权”、“排除纳妾及一夫多妻制度”、“要求女工保护”、“生育保护”、“儿童保护法立法”、“排除买卖女子为婢的习惯”、“排除（童）养媳的习惯”、“废除娼妓制度”等口号。[76]这是广东妇女界集体性的一次热烈示威运动，会后1000余人整队游行，还有10余人乘着汽车散发传单，并沿途演讲。同日，上海丝纱女工协会也开展了规模较小的三八妇女节庆祝活动，与会者50余人，李纪源担任主席并致辞，王奠世介绍国际妇女运动的历史，女工王根英、陈风英进行演说。[77]这一天，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应国民党中央妇女部的邀请，在广州执信学校发表题为《国际妇女日的性质》的讲演，介绍了妇女节的起源，强调男女平等的重要性。[78]这一年，纪念活动仅限于广州、上海两处。

1925年3月8日，纪念活动扩展到北京。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妇女部主持第二次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纪念活动，参加者800人，还组织了27支妇女演讲队，奔赴广东全省各县举行演讲活动。在北京，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等20多个团体，在太平湖民国大学举行纪念大会。正值段祺瑞政府在北京召开善后会议，与会者1300余人游行示威，包围总统府，抗议把妇女排斥在国民会议之外，喊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政治”“推翻旧礼教”“解放东方被压迫的妇女”等口号，堪称北京妇女界空前未有的盛会。出席大会的有李大钊等中共领导人，刘清扬是主要演讲者，强调了中国妇女在革命中的角色。这次活动虽然主要在北京一处，但事实上已有各省妇女代表参加，所以其影响已及全国。

1926年的三八妇女节，是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纪念运动的开始。2月2日，中共中央妇女部向全国各地妇女部发出《关于纪念“三八”节的工作》的通告，明确指出：“‘三八’妇女纪念日与中国妇女很有关系，所以我们决定在今年‘三八’节全国一致的要做一次大规模的运动”，并具体布置了纪念活动的口号和形式。通告提出在工人区域召集女工集会，即使在压迫极严重的地方也要想法举行“飞行集会”。在普通妇女团体中，一是召集当地各妇女团体开代表大会，讨论时局问题，要求女子在国民会议里的选举及被选举权，要求立即召集国民会议；二是顺便提出三八妇女节纪念，说明中国国民运动必与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及被压迫民族联合，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也就应当和世界平民妇女运动联合，所以可以用大会的名义打通电，发宣言给全世界被压迫妇女，表示中国妇女参加国际三八妇女运动；三是说明三八妇女节是世界劳动妇女的斗争纪念，妇女的解放本来只有劳动的解放，社会主义成功之后，才能完全胜利。[79]3月4日，中共中央妇女部在《工人之路》上又发表了《纪念国际妇女日》的宣传大纲，进一步强调妇女运动应注意女工与农妇运动，号召妇运骨干到劳动群众中去。3月8日，广州市各界妇女在广东大学召开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当日到会者达一万余人，亦有德国、俄国妇女参加。何香凝为大会主席，蔡畅代表妇女解放协会、刘蘅静代表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妇女部、刘少奇代表全国总工会、钟婉如代表女权运动大同盟等组织先后演说。会议通过了《呈国民政府文》《统一广东妇女运动决议》《致国际妇女书记部电》，敦促国民党“从速实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妇女之议决案”；呼吁“广东妇女运动统一起来，开统一全国妇女运动的先声”，“使妇女成为国民革命运动的一个重大势力”；表态说：“决心站在国际妇女书记部旗帜之下，与全世界妇女联合参加世界革命的战线。”[80]会后，何香凝和蔡畅分别带队各界人士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请愿，提出“修改法律”“各行政机关开放容纳女子”“实现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案”三项要求。此外，广东的佛山、东莞、虎门、潮汕、乐昌，广西、湖南、湖北、安徽安庆等地也有同样热烈的妇女群众集会，游行示威，引起社会关注，为当地妇女界历来未有之盛会。正如杨之华所言，“到了1926年，我们就看见不但各大城市的先进妇女都来参加这一运动，而且居然穷乡僻壤的农村妇女和城市中的女工都已经卷入了这革命的妇女运动的国际联合战线”。[81]

1927年，三八妇女节纪念活动在全国的规模更大，在国民革命的中心武汉更是盛况空前。此时，北伐已经取得重大胜利，国民政府已由广州迁来武汉，武汉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湖北妇女运动更是轰轰烈烈。在此形势下，1926年2月，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布通告，不仅依照每逢三八纪念举行宣传示威运动的旧例，还要求扩大纪念活动的规模，充分显示群众工作的成就。为此，通告详细规定了三八妇女节纪念活动的宣传要点、纪念形式和具体要求。[82]根据这一要求，湖北省纪念三八妇女节活动由国民党省党部妇女部、汉口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领导，由省妇女协会邀请全国总工会、全省总工会、汉口总商会、汉口市妇协、国民革命军第七第八军政治部、市政委员会、公安局等机关团体、单位的代表共同筹备。2月26日，国民党省、市党部的妇女部联合发布了三八国际妇女日宣传大纲。3月8日，武汉三镇洋溢着热烈的节日气氛，全市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各机关放假一天。汉口济生三马路是纪念大会的所在地，由黄慕兰主持，到会群众有近20万人，各界妇女代表发表了热情演讲，大会提出妇女运动的具体要求并通过了致第三国际妇女部秘书处、英国劳动妇女、全世界劳动妇女、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革命士兵、湖北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全国妇女、全省妇女等八项通电。大会结束后，到会群众举行了游行，并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汉口特别市党部请愿，提出有关妇女解放的问题并得到答复。同日，武昌举行了10万人规模的纪念大会，湖北全省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也在武昌开幕。[83]这次三八妇女节庆祝活动参加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是空前的，不仅集中显示了妇女的力量，也反映了轰轰烈烈的工农群众运动和高涨的大革命形势，在中国纪念三八妇女节的历史上写下了不凡的一页。

举办三八妇女节纪念活动，是国共两党把中国妇女运动融入国际妇女运动的一个重要尝试，代表着革命政党对于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的基本认知。中国妇女对于三八妇女节表现出来的空前热情，在大型集会和游行示威中展示出来的力量，已经表明：妇女解放的第一步是寻求民族解放，参加国民革命运动，联合一切被压迫民族，做打倒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工作；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是世界妇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必须站在共产国际及其妇女书记处的旗帜下，联合全世界受压迫的妇女一起奋斗，方能得根本的解放。以后，三八妇女节纪念活动成为中共检阅妇女群众的力量，展现寻求妇女解放主张的一项常规性活动。中共不仅借此把妇女工作延伸至国际性的纪念活动中，宣传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主张，而且根据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和妇女工作的特点，创新其形式、丰富其内涵、扩大其影响，使其成为动员妇女的重要工具。

其二，指导创办妇女刊物，扩大妇女解放的宣传阵地，是中共推进妇女工作的努力方向之一。加强对妇女的宣传，是中共推动妇女工作的不可或缺的要件。1924年1月，在天津创刊的《妇女日报》是女党员参与主办的另一份重要报纸，刘清扬任总经理，邓颖超等人任编辑，宗旨是“将全国妇女运动者的意见和妇女运动的消息汇集起来”，以形成“有规模、有系统的运动”。[84]向警予基于中国妇女最缺乏的“政治的常识”和“社会的关心”的现状，对于这份刊物的诞生予以高度评价。她痛陈“各地零零碎碎的妇女团体大都挂的是块空招牌，通全国难找一种彻头彻尾妇女主办的宣传物”，赞扬说“《妇女日报》的纪元，是中国沈沈女界报晓的第一声”，期望它成为“全国妇女思想改造的养成所”，“以宣传组织的力量缩短历史进化的过程”。[85]该报由于深刻地揭示妇女所承受的各种痛苦，因此成为“妇女诉苦的机关”。1924年9月，该报遭到查封而被迫停刊。

作为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广东在共产党的参与下创办了几份有影响的刊物。一是1925年11月创刊的《妇女之声》月刊，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主办，1926年5月改为国民党中央妇女部与省妇女部合办的双月刊，何香凝、宋庆龄、蔡畅、邓颖超等经常在该刊发表文章，是国共两党妇女领袖共同指导妇女工作的刊物。二是广东妇女解放协会主办的《广东妇女解放协会会刊》，后改名为《光明》，1926年底又改名为《妇女生活》。该刊由女共产党员王一知主编，主要是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动本质，抨击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向妇女灌输革命思想，引导妇女参加国民革命，以求自身解放。蔡畅、邓颖超亲自参写文章指导妇女运动。蔡畅曾撰写《俄国革命与妇女》《苏俄之妇女与儿童》等文章在《光明》上刊登。邓颖超曾撰写《反基督教运动与中国教会及其学校》《民国十四年的广东妇女运动》等文章，分别在《光明》和《妇女之声》上发表。

在上海，1925年12月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创办的机关刊物《中国妇女》，是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妇女部实际指导全国妇女运动的刊物。它最初为旬刊，1926年7月第18期起改为月刊，停刊日期不详。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主任、中共中央妇女部负责人杨之华是编委之一。该刊批判宗法社会思想，拥护妇女自由，号召妇女参加反帝爱国运动，时常刊载反映工农妇女状况的报道。由中国妇女问题研究社，1926年1月创办的《新女性》也以宣传男女平等为宗旨，介绍妇女卫生知识、国外妇女运动、妇女生活等，鲁迅、叶圣陶、巴金、茅盾、周作人、陈学昭、曹聚仁、夏衍等进步文化人都为其撰稿。

在北京，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联合国民党左派妇女，于1926年9月共同创办《妇女之友》半月刊。该刊热情拥护国共合作，接受国共妇女运动的方针，引导工农妇女参加革命运动进而谋求自身解放，自谓是妇女“远征的解放之途上一颗光辉绚烂的星火”。[86]该刊主要负责人是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部长、缦云女校校长张挹兰，她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曾受到李大钊的影响。共产党员刘清扬、郭隆真、韩桂琴（韩幽桐）担任主要工作。因为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政治立场鲜明，《妇女之友》于1927年4月被北京当局查封后被迫停刊。

此外，1925年8月湖北省妇女协会创办的《湖北妇女》旬刊，共出19期，曾出版反帝专号、妇代会特刊，宣传妇女参加国民革命的意义，反映湖北妇女运动的状况，成为两湖地区影响较大的一个言论阵地。

作为中共妇女部的负责人之一，杨之华投身妇女运动的实践斗争的同时，还撰写出版了关于妇女解放的通俗著作。1927年1月，杨之华的《妇女运动概论》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所印3000册当月售完，同年4月再印1万册，后被国民政府查禁。该小册子共有2.4万余字，分为五个部分：妇女运动之起源；妇女运动之意义；近代西欧妇女运动之概况；中国妇女之过去与现在及其将来；中国妇女之状况与国民革命。杨之华较为全面地总结了自辛亥革命至中国大革命时期的妇女理论，将中国妇女运动放置于广阔的国际妇女运动史中，明确指出了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是中共党内第一本以妇女运动为专题的宣传手册。[87]

其三，发动劳动妇女参加运动。经过建党初期的妇女工作的实践，共产党人已经充分认识到妇女运动不应局限于少数上层妇女或知识女性，而应以工农妇女为基础的意义。是故，大革命时期党除了强调联合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妇女之外，把动员妇女的重点放在女工、农妇与女学生等群体上。

中共强调国民革命运动应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力作用，相应的女工也应当成为妇女工作的重点对象。中共四大通过的职工运动、妇女运动议决案都注意到了女工问题，而中共五大通过的职工运动议决案进一步要求工会积极维护女工利益，引导女工参加工会工作。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逐渐成长壮大，其中女工群体占有相当的比例。1920年代初期，全国有女工21.7万人，其中来自东部沿海省份的约占80%。到1925年，仅纺织业女工就有14万～15万人。[88]在产业工人最多的城市上海，共产党人向警予、王一知、杨之华、张琴秋等人深入工厂，发动女工，建立组织，开办学校，扩大宣传，领导了多起罢工运动。

1925年，日本纱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被杀后，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共中央决定组成各阶级阶层的反帝联合战线，号召上海各界罢工、罢市、罢课，女工站在了反帝斗争的第一线。5月31日，上海南京路举行大规模的反帝游行示威，向警予、杨之华带领女工上街宣传、演讲、募捐。6月1日，上海总工会宣布全市总罢工，20余万工人参加，其中女工有10余万人。[89]在工人罢工期间，为了维持秩序，各工厂组织纠察队，许多女工积极参加，仅内外棉五厂和七厂就有女纠察队14队。在大罢工中，还涌现出一批妇女骨干，如商务印书馆的女党员由五卅前的七八人发展到陆定华等20多人，纺织女工中的王根英、刘月桂、宋三妹、陆小妹，烟厂的杨龙英等先后加入共产党或共产主义青年团。[90]以杨之华为主任的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成为妇女界援助五卅惨案的总指挥部，发表宣言、通电，发动会员发传单、做演讲、向各界募捐，表明上海妇女界结成了反帝统一战线。五卅运动从上海扩展到全国，从南方到北方，从城市到乡村，全国各界妇女加入声援上海反帝斗争的行列。北京、天津、杭州等大中城市的妇女积极参加“三罢”斗争，女工是其中引人注目的生力军。直到9月底，全国女工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改变罢工策略，先后复工。

五卅运动对于中共妇女工作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它扩大了妇女工作对象的范围，进一步密切了妇女解放与群众运动的联系，充分展示出以女工为主体的劳动妇女登上历史舞台，成了妇女运动的主力军，从而把妇女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仅从上海来看，五卅运动后中共上海区委为巩固和扩大妇女运动阵营，制订了系统的妇女工作方针，将妇女部工作分作两部分：一是劳动妇女运动，主要是巩固和扩大组织机构，动员更多的女工加入工会及妇女团体，并宣传、训练、教育她们坚定革命的信仰；二是一般的妇女运动，分为女学生运动、各界妇女联合会和国民党妇女部三个具体方面，强调注意对女学生的宣传和组织，引导各妇女团体加入各界妇女联合会，宣传国民党左派的思想见解。从全国来看，在五卅运动的影响下，各地参加示威的劳动妇女不下200万人，参加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妇女至少有50万人。[91]杨之华回顾自辛亥革命至五卅运动的妇女运动发展历程时，总结指出：“中国的妇女运动是辛亥革命的产儿，到了五四的时候，妇女运动才有切实的、反抗宗法社会旧礼教的力量，然而只有到了五卅运动，妇女解放的运动才得了现实的、有战斗力的先锋——中国的女工。”[92]

五卅运动掀起全国性的群众运动风暴，推动香港、广州两地工人举行规模更大的罢工。1924年10月，以谭竹山为主任的广州电话女司机联合会成立后，广州女工运动逐渐进入有组织的阶段。在全国总工会和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下，自1925年6月底广州、香港工人举行了长达16个月的省港大罢工。中共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党的妇女干部以发动募捐、训教女工、开办托幼园所、呼吁立法等各种方式，援助罢工斗争的女工和工人家属。罢工斗争，进一步使妇女界认识到“从前狭义而单调的妇女运动，今且完全变为普遍的与一切群众运动的要求打成一片了”。[93]经过省港大罢工，一批女工得到锻炼，不少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女工之表现，正如省港女工代表大会决议案当时指出的，“省港罢工工人为中国工人阶级对帝国主义战斗的主力军，而省港罢工的女工又是为工人阶级中的女工之先锋队”。[94]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女工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为迎接北伐军、响应国民革命，中共广泛深入女工群众，发动多起罢工。1927年2月，中共上海区委举行会议，刘尊一、王亚璋担任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分别负责知识分子工作和女工工作。3月8日，中共利用上海妇女界纪念三八妇女节的集会活动，首次提出妇女参加夺取政权的斗争纲领。中共发动上海工人举行两次武装起义失败后，于3月21日又领导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10万余名女工参加了宣传鼓动、侦察敌情、运送军火、传递文件、救护伤员等工作，与武装纠察队员一起冲锋在前。女工陆小妹、杨龙英还分别担任了杨树浦区和英美烟厂的武装起义总指挥，指挥工人攻占警察局五分区三所和第三警察署。22日，武装起义取得胜利，上海临时市政府组成后，纱厂女工朱英如、王根英等当选为市民代表，法学家郑毓秀还成为上海临时市政府委员中唯一的女委员。[95]

北伐前后，武汉女工成为湖北妇女运动中一支有生革命力量。北伐前夕，武汉已经工潮不断。1925年，硚口英国香烟厂女工发动大罢工，抗议资本家以添设机器为由裁减工人；硚口日商太安纱厂、英美烟厂的罢工，汉口特区巡捕打死车夫的工潮，也有女工的积极参加。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全国总工会成立工人纠察队。纠察队直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大队一级建有党的支部，实行军事化训练，负责维持社会治安、镇压敌人。湖北省总工会设纠察队总队，下设两个大队，一个直属队。直属队系女生队，有200余人，队长黄海明。女生队相当于连，下设三排：第一排排长张金保；第二排排长吴若男；第三排长韩风兰。[96]此时，公开活动的湖北省妇女协会在共产党员李哲时、赵君陶等人的推动下，成为推动全省妇女工作最主要的妇女团体。[97]1927年1～2月，一些女工还积极参加了武汉群众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斗争。在省妇女协会的推动下，女工成为湖北妇女运动在北伐战争中崛起的重要力量。

在大革命高潮中，农妇运动成为在女工之外的劳动妇女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26年9月，中共在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时开始高度关注农妇问题，当时虽然还没有制订具体的工作计划，但已经预见到农妇运动将来必在中国妇女运动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自7月至11月，中共中央妇委搜集各地农妇运动的调查材料，依据中国作为农民占大多数的国情，提出“要开展农妇运动”的口号，制订了关于农妇工作的宣传方针：（1）农妇应加入农民协会；（2）农妇如何帮助农民协会反对土豪劣绅地主剥削和压迫的宣传；（3）农民农妇切身的要求，详述他们痛苦的原因；（4）农民农妇参加抗税以及政治斗争的宣传；（5）打破宗法社会旧礼教的压迫；（6）农民联合的意义（详述大多数女工被资本家压迫的痛苦）。除了以上宣传要点，中央妇委还要求各地根据政治环境的情况，灵活开展一些工作，如：召集各地区农妇群众大会或各区代表大会；利用农妇喜欢看戏的心理，以游艺性质的集会号召群众，扩大宣传；普通妇女团体可多吸收农妇会员，尤其是农妇中的党员同志，以培养农妇运动的人才。[98]在中共政策引导下，农村妇女通过广东、湖南、湖北、广西、河南、直隶等地建立的农村协会，较为广泛地加入大革命的洪流中。

伴随农民运动的兴起，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的农村妇女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自1922年起，彭湃在广东海陆丰地区发动农民运动时，注重发挥农妇的作用。为培养农运骨干，中共利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招收女学员。1924年7月在广州举办、彭湃负责主办的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38名学员中有高恬波、李曼如两位女学员，第四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举办时又招收7名女学员。1926年10月，共产党员韦拔群在广西东兰县举办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增设妇女运动讲习所，招收50余名妇女学习，培养出一批妇女骨干。北伐战争开始后，两湖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农妇运动渐趋高涨。在“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下，农妇逐渐被动员起来，不仅参加了农协的斗土豪、烧田契、游行示威等活动，而且猛烈批判封建旧宗法旧礼教制度，宣传妇女解放思想。1927年1～2月，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毛泽东回到家乡考察湘潭、长沙等5县的农民运动情况后，于3月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中国妇女受到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条绳索的束缚，这四种权力“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而农民运动使男子控制女子的基本条件被打破，“妇女跟着组织了乡村女界联合会后，妇女抬头的机会已到，夫权便一天一天地动摇起来”。[99]伴随农民协会、农村妇女团体的增多，被组织起来的农妇成为一支可观的革命力量。仅在湖北，1926年11月全省75个县中有37个县建立农民协会，会员达136万余人。至1927年6月，全省建立妇女组织61个，其中47个县成立县妇协。咸宁农协会员有7.7万余人，女会员约有1.1万人。[100]另据粤区、湘区党组织汇报，至1927年2月，广宁农民协会有3万女会员，衡阳农协会有3000名女会员。[101]

在开展女工农妇的群众工作中，中共关注妇女的特殊利益，把动员妇女参加革命政治运动与推进妇女自身解放努力地协调与统一起来。1926年3月30日，省港女工代表大会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召开，来自40多个团体的800多名女工出席，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刘少奇、妇女协会代表区梦觉等人到会演讲。大会提出保护女工权益的决议案：（1）请政府制定新工厂法；（2）女工保护法；（3）对省港罢工提案。[102]这是一次为女工争取劳动立法的重要会议。1927年3月8日，湖北省妇女代表大会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案，具体规定了八小时工作制、男女工资平等、女工产假、女工教育等保护女工的11项权益。[103]一些地区以农民协会的名义先后通过农妇决议案，使农村妇女的权益得到空前的关注和维护，如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农村妇女问题决议案》（1926年12月）、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农村妇女问题决议案》（1927年2月）、湖北省农协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农村妇女问题决议案》（1927年6月）。这些决议案依据中共中央妇委的指示，要求农妇与男子在政治、教育、婚姻、财产等方面享有同样的权益，动员妇女加入农民协会，在各级农协中成立妇女部，引导妇女参加乡村革命运动，同时严禁童养媳、虐待媳妇、溺杀女婴、缠足、穿耳等封建陋习，规定女子享有婚姻自由、与男子同等的工资、财产继承权等。[104]北伐时期，中共还通过妇女团体、工会、农协的协助，革除束缚妇女几千年的缠足陋习，发动妇女剪发、放足，争取婚姻自由，解除包办买卖婚姻，推动执法机关处理虐待妇女、迫害童养媳的案件。尽管一些地区群众运动中发生对缠足者硬性罚款、挂牌游街示众，强迫妇女剪发的过火倾向，但中共维护妇女权益、推进男女平等的努力为自身赢得了大多数劳动妇女的支持。[105]

其四，对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基督教妇女工作的拓展。在妇女工作的阶级框架下，中共依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按照国共合作的政治方针，以女工、农妇为妇女运动的骨干，亦认识到了发展女学生运动，联合资产阶级进步妇女，引导女权运动、基督教妇女运动的重要意义。在坚持中共三大建立妇女界联合战线精神的基础上，中共四大通过的妇女运动议决案，同样提出对于上层妇女运动、教会妇女运动和小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党应持的立场是“一方面应指正其错误，一方面应与以解放的同情和赞助”。[106]1926年，杨之华强调，中国妇女无论哪一个阶段都还受到旧礼教的压迫，都要与社会制度作斗争，应该“集中势力，联合在一个奋斗的团体里，筑起反抗旧社会、旧礼教的联合战线，对他们下一个总攻击！”[107]无疑，这是大革命时期中共建立和巩固革命统一战线的客观要求。

中共认为，女学生属于小资产阶级妇女的范畴，既是开展女工运动的一种工具，同时又是一般妇女运动中打破宗法社会的思想习惯的唯一动力。近代女学兴起后，中国女学生群体逐渐成长起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激进参与社会变革者日众。但一般来说，专事功课而不闻世事，以容貌举止依附于男性，乃至视加入革命政党、妇女团体为“共产”“赤化”者，仍是女学生中存在的普遍现象。1926年5月，中共女党员、共青团广东省委委员区夏民为唤起女学生的革命热情，发表文章呼吁“吾辈女学生应从速脱去闺阁柔娇之习气，从事妇女解放运动，恢复已失之权利，增进自身之幸福，永守自由独立之精神”。[108]在党的推动下，女学生群体的革命意识和解放意识进一步觉醒。

在中共和共青团的影响下，女学生运动在山东济南、湖北武汉、河北保定等一些地区较为活跃，其中也培养锻炼了一些妇女运动骨干。1924年3月14日～4月26日，河北保定的直隶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为革新女子教育发起罢课斗争，得到中共党员、保定学联负责人张廷瑞的支持，也得到天津、北京、上海等进步学生组织的声援，向警予、杨之华等人还发表文章予以支持。最终，社会舆论迫使河北当局答应学生提出的全部条件，学潮以胜利而告结束。不久，该校成立共青团支部、党的组织，学生骨干分子李沛泽（李培之）、王绍华、韩惠芝先后加入中共。11月，北京发生规模很大的女师大学潮，学生发起驱逐校长杨荫榆运动，抗议学校的专制管理，并派代表到教育部要求撤换校长。但学生的要求没有得到北京政府教育部的支持，学校当局开除一些学生的学籍，并借助警察驱赶学生，封锁学校，再加上教育部企图强行解散学校，导致双方矛盾不断激化，社会舆论亦不断介入，学潮影响随之扩大。许广平、刘亚雄、赵世兰、刘和珍、陆晶清、郑德音等一些女学生从这次学潮中涌现出来，集中反映出女学生群体革命意识的进步，刘亚雄、赵世兰等人以后逐渐成长为中共妇女工作的领导人。1926年3月18日，北京发生10余万人参加的抗议西方列强侵略和段祺瑞政府软弱姑息的运动，在中共北方区妇委刘清扬、夏之栩的带领下，北京女学生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当日，游行队伍至国务院门前时，遭到军警镇压，酿成47人死亡的“三一八”惨案。其中，女学生刘和珍、杨德群、魏士毅不幸殉难。鲁迅将这一天视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1926年12月，湖南女学生为改进妇女教育发动请愿运动，游行沿途，高呼口号，手执旗子，提出开办女子中学、男校开放女禁、增加女学教育经费、改良课程与设施等六条要求，在全国影响较大。[109]

相比较而言，中共对女学生运动的注意远不如女工农妇运动，这固然与党对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进步性估计不足有关，但中共妇运人才的缺乏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1927年2月，中共中央妇委总结国民政府统治区域的妇女运动状况时，认为以往对女学生运动、女学生组织注意不够，所以不能推动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断定广州女学生多半被国民党右派吸收，上海、江西、四川、浙江等地的进步妇女组织不能整体上领导女学生，唯有湖南女学生运动可为全国的模范。[110]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巩固和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对于过去以上中层妇女为主体的一般妇女运动，采取了更为务实的态度，把妇女工作的范围扩展到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和基督教妇女运动。国共合作后，中共妇女部一方面注意建立和巩固同国民党妇女部的政治合作关系，中共妇女领导人亦发展同何香凝、宋庆龄等国民党妇女运动领导人的政治友谊，同时要求妇女工作者和妇女团体参加女权运动、基督教妇女运动，与之合作，扩大妇女运动的阶级阵营。建党初期，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了当时作为妇女解放主流的女权运动的历史进步性，也是女权运动的热情支持者和重要参加者，但同时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严肃指出了它一味迷信参政，追求宪法上的男女平等，而不进行社会革命，推翻私有制的阶级局限性。[111]1924年6月，中共妇女部针对一度沉寂的女权运动的重新恢复，要求“本党同志不可不特别注意于女权运动，参加其中与之合作，以尽指导宣传及唤醒之责”。[112]伴随女权组织的发展，中共派人参加了一些女权组织的组建和管理工作。向警予是广东女权运动同盟的发起人之一，还被选为第一届会长，后因政见分歧而辞职。该组织只注重妇女参政运动，对于“其他一切国家政治社会问题，概不与闻”，“只顾女子自身的解放，与广东国民运动，完全不发生关系”。[113]后来，该组织成为妇女运动中的右翼团体，对国共合作起了破坏作用。1925年5月，全国性的女权组织中国妇女协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向警予到会演说，表达了希望中国妇女协会关注下层工农妇女群众，参加民族运动以求妇女解放的建议。在中共的影响下，该组织具有了一定的反帝立场，对于五卅惨案深表同情，提出与英、日绝交，提倡国货、关税自主。这一时期，女权运动声势远不如前，总体上依旧坚持以上层妇女为主体的参政诉求，基本上与工农妇女投身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洪流相异而行。其间，女权主义者悄然发生了某种政治分化，有些转向中共指引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道路，有些依然坚持原有的女权主义理想，有些则依附于统治阶级，成为官方阐发妇女解放看法的御用工具。

对于基督教妇女运动，中共鉴于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基本秉持政治敌视的态度，但基于扩大妇女运动范围的策略，亦认为可以与之合作。1924年7月，中共代表参加共产国际妇女部的大会时，明确地表达了反基督教的政治立场，认为基督教是东方殖民地“最大的祸患”，“基督教的宣传是资本主义最要的利器”，判定中共与基督教“实是不两立的仇敌”。[114]但是，这种反帝的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中共从事妇女运动时无视现实的存在。

中国基督教妇女组织遍及全国各地，开展的活动亦有一定的规模和声势，在妇女界的影响不容小觑。成立较早的中华妇女节制会，于1921年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石美玉为会长，刘王立明任青年部干事。至1924 年，该组织会员达7000余人，各省多设分会，影响较大。基督教女青年会于1923年10月在杭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会议，正式成立全国协会，会址设在上海，丁淑静被推举为第一任总干事。其基层组织有城市女青年会、学校女青年会和乡村女青年会，拥有相当数量的会员。这些组织向妇女群众宣传育婴、卫生、节俭与禁止无益嗜好（如烟、酒、牌）等道理，开展各种禁毒、废娼、生育节制、救济活动，兴办女子职业介绍部、家务团、工读学校、妇孺教养院等慈善事业。

由于基督教妇女组织的救济对象多为失学妇女、幼童、乞丐等底层民众，中共承认它注意到了一般知识妇女所忽视的劳动妇女，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如开办了劳工妇女学校，提出了些保护女工和童工的方案，为改善女工工作环境和生活待遇进行了一定的努力。1924年6月，中共妇女部提出具有两面性的政策，即“我等对他们采合作方法，但吾们必须根本认识他们”，也就是既要合作，又要充分认识基督教作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工具的本质。[115]到1926年，中共中央妇委为巩固联合战线，扩大妇女运动的范围，明令各地妇女部开展拒毒运动和济难会的工作，并提出了宣传要点和口号。拒毒运动一向被中共视作被基督教利用的一种工具，这时中共中央妇委纠正过去的错误，认为过去的不介入造成妇女工作“太空洞太不切实”，现在不仅要参加基督教的拒毒运动，而且还应单独号召群众，提出自己的拒毒主张，把反帝反军阀的宣传扩大到一般妇女群众中去，在政治上引领一支妇女参加民族运动的生力军，尤其在这种运动中可吸收新的群众，扩大新的组织。关于基督教组织的济难工作，中央妇委认为这对于在妇女群众中利用慈善心取得妇女同情有很大的作用，因此指示各地妇女部派人参加济难会妇女运动委员会，在女校学生中发展济难会组织和扩大济难会的宣传，帮助济难会开展募捐工作，利用机会吸收新的妇女群众。

尽管如此，基督教妇女运动的宗教背景，决定了中共虽然可以将其纳入妇女工作的范围，但在一场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争取民族独立的国民革命运动中，它必然处于共产党妇女工作的边缘位置。

其五，建立妇女武装，支援北伐战争。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向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主要是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派势力盘踞的中原、东南及北方地区进军。至12月底，国民革命军已经控制除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南方各省，加上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已经控制西北地区，北伐战争胜利大局已定。北伐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遵循国共合作的方针，积极发动妇女支援北伐军。

为推进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建议国民党创办黄埔军校，培养军事人才。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后，周恩来担任校政治部主任，中共从各地选派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后，黄埔军校第五期学员及政治科、工兵科、炮兵科迁至武汉，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为培养妇女军事人才，1927年2月开学后，该校录取183名女生，设立女生队。3月，女生队扩大到210人，下设三个区队。女生队培养的目标是军队政治工作人员，以学习政治课为主，同时接受严格的军事教育。它的建立和发展，得到代理校长邓演达和实际负责学校日常工作的军校政治部总教官、共产党员恽代英的支持，共产党员李汉俊、李达、沈雁冰等担任政治教官。这批女学员中大多数人参加过学生运动或妇女运动，其中1/3是共产党员。女生队参加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1927年5月武汉国民政府发动第二次北伐时，女生队被编为中央独立师下属的政治连随军西征，组织救护队和宣传队，负责宣传、救护和组织群众等工作，为巩固武汉革命政府发挥了作用。上海“四一二”政变后，女学员参加了武汉30万群众召开的反蒋（介石）大会。武汉“七一五”政变后，女生队被解散，一部分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到叶挺和贺龙的部队从事政治工作。8月，中共举行武装暴动后，女生队指导员彭漪兰、队员杨庆兰、谭勤先、胡毓秀等30人参加南昌起义；部分学员被编入第四军的军医处和教导团，随叶剑英南下，参加广州暴动，后又随部队到东江，参加海陆丰的农民武装斗争。[116]

女生队的学员是中国共产党培养的首批女兵，妇女摆脱封建势力的束缚，在正规的军事学校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背长枪，当大兵，参加国民革命，的确为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壮举。恽代英赞扬其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锋和榜样，邓演达称其是中国女子军事的先锋。从女生队中，中共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妇女军政干部，学员曾宪植、危拱之、张瑞华、黄杰、黄静汶等长期参加军事、政治、妇运工作，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赵一曼、郑梅仙、陈觉吾、廖德璋、盛业煌、邓苏、李蕴瑞、邱继文、王也华等成为中共烈士。

北伐时期，中共还号召妇女团体和妇女群众通过各种形式，大力支援革命战争。在国共的共同推动下，各地妇女团体纷纷组织各种妇女宣传队、救护队、慰劳队等。1926年7月，北伐军出师时，广东各界妇女发出致北伐军书，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何香凝、广东省妇女代表邓颖超和省内很多妇女团体派代表欢送国民革命军出征，一支以中共两广区妇委高恬波为队长、13名队员组成的救护队随军出征，先后转战湖南、江西、福建，担任救护工作。广西李宗仁的国民革命第七军出师北伐时，以共产党员莫佩琼为副队长的100余名队员的宣传队被编为第七军政治部妇女宣传队，下设两个小分队，随军广泛开展看护、慰劳、宣传等工作。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妇女成立宣传队、慰劳队、向导队、运输队、暗探队等，甚至直接参加战斗。在湖北妇女协会的动员下，阳新县妇协积极支援北伐军，先后组织妇女宣传队、歌唱队、慰劳队、做鞋队、洗衣队，负责战勤和慰劳工作。在江西，中共党员李桂生等人组织成立女子侦察队、宣传队、救护队和慰劳队，还帮助北伐军挖南昌入城地道。

综合以上，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妇女工作呈现新的面貌，妇女的组织建设、人才培养和宣传教育工作，尤其是妇女群众的社会动员，取得明显的进展。经过党的努力，中国妇女运动开始打破上层妇女运动与下层妇女运动的隔膜，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旗帜下实现了一定意义上的统一。向警予对国民革命对妇女运动的意义，有过这样的论述：“妇女运动是跟着国民运动起来的。没有国民运动也便无所谓妇女运动，有了国民运动然后才有所谓妇女运动。”[117]作为这一时期妇女觉醒与政治动员的产物，中国妇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组织化，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至1927年初，隶属国民党各省、特别市党部妇女部，或与之有关系的妇女组织达到62个。有组织的女工约35万，农妇约15万，女学生及普通妇女约60万。从党员人数来看，1926年底，全国国民党女党员人数达l.6万余人。[118]至于中共方面，女党员人数有了较快的跃升。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时，全国党员有420人。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时，全国党员有994人。据不完全统计，到1926年9月，党员已达13281人。据中央局不完全统计，到同年11月，党员总数已达18526人，其中妇女党员1992人。1927年4月，中共五大召开时，全国党员发展至57967人，其中女党员占党员总人数的8.27%。[119]对于建党不久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妇女群众开始向马克思主义政党展示出巨大而潜在的革命力量。

1927年，伴随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工农运动的高涨，南方革命阵营的内部矛盾和斗争却日益加剧，国内政局发生深刻的变化。在西方列强干预大革命的影响下，国民党内部逐渐形成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局面，一些左倾的国民党领导人视汪精卫为左派领袖，希望国民党巩固与中共的合作。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情并不完全了解，做出了一些错误指示。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分析亦有失误，未能阻止革命形势的恶化。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七一五”政变）后，国共关系完全破裂，大革命宣告失败。随着国民党以暴力手段在全国开展“清党”运动，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逮捕、屠杀，中共组织被严重破坏，中共妇女工作亦遭受严重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