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训练人才，培养妇女干部

妇女工作的状况，与妇女工作人才问题密切相关。1924年6月，中共代表向共产国际报告时，提出“中国妇女运动不能发展最大的原因，便是太缺乏工作的人才”，认为“人才的缺乏，实是目前最大的恐慌问题”。[70]1926年12月，邓颖超在《广东妇女运动报告》中曾指出：“妇女运动之发展与否，当视本党妇女人才之多少为断。”[71]鉴于人才缺乏，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努力设法开办妇女学校，培训干部，训练人才。

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向苏俄、中共学习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如何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因而加入国民党妇女部的中共女党团员担负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国民党向广大群众宣传国民革命的政治主张，加强国民党在地方和基层的组织建设，增强国民党对整个社会的统合力。为了培养妇女干部，中共充分利用了国民党开办的训练班、讲习所，由党的干部担任教师或其他职务。1926年3月，国民党政治讲习所在广州开学，李富春任主任，毛泽东为理事之一，邓中夏、恽代英、郭沫若、萧楚女等担任教授，女学员有杨开慧等10人。9月，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在广州开办妇女运动讲习所，何香凝任所长，蔡畅为教务主任，招收两期学员，共计70余人。恽代英、彭湃、鲍罗廷夫人、邓颖超等分别主讲帝国主义论、农民运动、俄国妇女和中国妇女运动等课程。[72]这是大革命时期全国最早举办的妇女干部学校，为国共合作培训妇女干部奠定了基础。1927年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从广州迁到武汉后，开办妇女党务训练班，以宋庆龄为主任，聘鲍罗廷夫人、恽代英、张太雷等为教员。5月，宋庆龄聘请刘清扬主持校务工作。国民党各地妇女部也积极创造条件开展培训，如1926年10月，国民党广东省妇女部和中山大学特别党部在广州创办妇女运动人员训练班，由邓颖超任所长，陈铁军主持日常工作，招收60人。主要课程包括孙文主义、中国国民党党史、各国革命史、党的组织法、国际问题、帝国主义侵略史、社会心理、社会问题、青年运动、农民运动、讲演学等，由萧楚女、熊锐、张秋人、汤澄波及中山大学的教授授课。此外，1926年6月、1926年冬至1927年春，中共两广地区妇女委员会与共青团广东地区妇女委员会还连续开设两期妇女干部训练班。这些训练所或讲习所主要以国民党的名义开办，许多共产党员参与了日常工作和讲授活动，大多数学员成为妇女工作的骨干力量。

为造就人才，中共还选派精干力量到苏联学习。苏联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是1920年代初俄共（布）创办的一所专门为苏联东部地区培养民族干部和为东方各国培养革命工作干部的政治大学，国共两党派遣少数妇女骨干赴该校接受培训。1924年底，蔡畅与李富春一起赴莫斯科，1925年2月入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同年8月回国。中共四大后增补为中央局委员的向警予，于1925年10月与蔡和森一起赴东方大学，系统学习了联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世界工人运动等，至1927年3月回国。先后在东方大学学习的妇女干部还有侯玉兰、张颖、朱华亭、陶桓馥、叶英等。另一所为帮助中国革命培养人才而兴办的学校——莫斯科中山大学于1925年10月成立，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参与下，国共两党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选拔革命人才赴该校学习。至1930年停办，先后在该校学习的女干部有80多人，其中共产党员有杨之华、夏之栩、赵世兰、李文宜、危拱之、帅孟奇、刘亚雄、钱瑛、庄东晓、孟庆树、杨子烈等。莫斯科的这两所革命大学，成为培养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妇女骨干的“摇篮”。此外，在五四运动中表现突出的一批女学生和职业妇女参加国民革命后，经过国共两党的教育和培训，其中也成长起来一批骨干人才。

在妇女运动骨干人才中，蔡畅、邓颖超经过大革命的洗礼，逐渐成长为继向警予之后中共妇女运动最著名的领袖。1925年8月回国后，蔡畅回到广州参加国民革命，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负责领导广东、广西、香港、厦门、云南等地区的妇女工作，并在何香凝领导下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干事兼中央妇女运动讲习所教务主任，参与了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的领导工作。北伐时期，她先后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部长兼北伐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中共湖北省委妇女部部长。蔡畅这一时期的活动，为联合国民党妇女左派，促进各界妇女大联合，引导妇女群众参加国民革命和支援北伐战争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因此积累了从事妇女工作的经验，树立了在妇女界的较高威望。

邓颖超自1925年3月转为中共党员后，担任了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组织领导了天津女界国民会议促进会，广泛宣传和组织妇女参加国民革命，把天津妇女工作推向新的发展阶段。1925年8月南下广州后，邓颖超在党的安排下战斗在更为广阔的广东妇女工作的政治舞台，在大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锻炼得更加成熟。她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妇委书记和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妇女部秘书等职。她同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何香凝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协助何香凝制订开展广东妇女运动的计划，起草各种报告、稿件和来往文电，批阅文电，接待来访，主持妇女部的会议，还常常代表何香凝出席各种会议。1925年11月至1926年3月，邓颖超以国民党广东省学部潮梅特派员的身份前往东江地区协助整理党务，指导妇女工作，促成国民党汕头市党部成立妇女运动委员会，推动妇女群众成立妇女解放协会，积极培养了余哲贞、吴文兰等一批妇女运动骨干，宣传、发动和组织广大妇女支持和参加国民革命，成为大革命时期潮汕地区妇女运动的奠基人。邓颖超还积极推动广东省妇女联合会的成立，实现了广东妇女运动的统一。她注重工农妇女运动，时常穿上工装衣裤，用一口流利的广东话到工人中去工作，赢得了女工的信任。如《邓颖超传》所指出的，“大革命高潮中到达广东的邓颖超，以她卓越的才能、丰富的妇女运动经验和辛勤的工作，和何香凝、蔡畅等一起，对推动广东的妇女运动，动员、组织广大妇女参加国民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写下光辉的篇章”。[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