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协调”下的扩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仍然不断扩大军费开支，1921年军费开支占国内总收入的48.7%，[19]海军加紧实施“八八舰队”计划。[20]这与列强特别是美国的亚太政策产生了矛盾。美国要谋求海上优势，同时标榜国际合作，实现和平与裁军。1921年7月，美国向英、日、法、意、中五国发出非正式建议，提出六国华盛顿会议，讨论裁军和远东问题。日本舆论普遍担心会议矛头指向日本，认为当务之急是与列强达成谅解，维持已有的利益。“事实上解决以日本为核心的太平洋问题的时刻到来了”，“日本面临着自日俄战争以来最大的外交困境”。[21]有人认为这次会议“与巴黎和会不同，与我国存在密切关系。如何处理将直接影响国家的兴亡盛衰”。[22]日本政府最关心的是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企图在华盛顿会议上将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局限于一般原则问题，将既成事实和中日两国间的问题排除在讨论议题之外，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次会议是日本改变因利用一战扩张势力、对华“二十一条”等招致列强不信任[23]的好机会，于是决定接受邀请出席会议。中国认为在华盛顿会议上可借助列强之力收回山东权益，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
1921年11月，华盛顿会议召开。会议议题主要是限制军备和远东太平洋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24]规定了美、英、日、法、意主力舰的比例，并约定今后10年不再建造战舰。日本没有实现主力舰达到英美主力舰吨位70%的愿望。但是，正如日本全权代表加藤友三郎所言：“日本实行八八舰队计划确实有财政上的困难”，[25]现在的比例与日本财政状况是相称的。日本认为现在还不具备与美国公开对抗的实力，当务之急是充实国力而不是军备。[26]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大力建造辅助舰，1930年日本海军吨位达到了规定额度的96%，英国达到82%，美国只达到61%，[27]华盛顿会议确立的美英两国吨位优势实际上荡然无存。
华盛顿会议上，日本代表提出中日两国单独交涉山东问题，中国则希望借助列强力量收回山东。币原喜重郎提出：“如果任何国家都任意破坏既成事实、将特定国家间的问题向一般之列国提出，我们认为这是不适当的，我们将采取明确我之立场的适当行动。”[28]美国建议另行组织中日山东问题谈判，由美、英两国派出观察员列席。于是，在列强干涉下，日本与中国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29]条约规定：日本将胶州旧德国租界限期交还给中国，中国赎回胶济铁路，付给日本5340万金马克，中方选任日籍车务、会计各一人，日本军队撤出山东。中国在山东问题上对日本做出了巨大让步，收回了部分主权。列强为了各自在华利益相互妥协，付出牺牲的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主权。
华盛顿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中国之九国公约》，[30]列强在“尊重中国主权和独立以及领土和行政之完整”的名义下，取得在中国平等的机会，否定了日本独占中国利益的亚洲“门罗主义”。[31]美国主导下的华盛顿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太平洋四国条约》，取代了英日同盟条约。通过华盛顿会议，美国以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名义抑制了日本势力在中国的过度膨胀，通过与列强的经济竞争，求得在中国的新势力均衡。会议所通过的《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关于中国之九国公约》《关于太平洋四国条约》形成了华盛顿体系。华盛顿体系否定了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确立了以美国为核心的远东太平洋新秩序。华盛顿会议并没有解决中国代表提出的关税自主、废除治外法权等要求，华盛顿体系不过是列强为维持和扩大在中国利益而相互妥协的结果，是几个大国支配的国际秩序。日本政府后来又根据所谓的“利益线”，提出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主张，认为“我们历来主张的领土保全、机会均等主义不变，但是须确立我之特殊权益和领导地位”，[32]企图在华盛顿体系框架下，获得列强对其特殊利益的承认。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中国的“独大”造成了其与列强的矛盾，华盛顿会议所确立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否定了日本在华的特殊权益，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日本的过快扩张。华盛顿体系又是列强以牺牲中国利益为前提的妥协，不可能给远东带来和平。在华盛顿体系下，日本暂时采取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相“协调”的外交方针，确保已取得的利益。但是，日本一直没有放弃对“特殊利益”的追求，一旦时机合适，就会冲破华盛顿体系的束缚。美国却凭借强大的实力做后盾，以“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为名，保持了在远东的优势地位。此后，日本与美国围绕打破还是维持华盛顿体系不断发生矛盾。
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是日本向“大国”战略迈进的重要时期，日本利用列强忙于欧洲战事，出兵抢占德国在山东的利益，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形成了在东亚“独大”之势。在战后列强重新划分世界的竞争中，日本力图使侵略利益“合法”化，与列强产生矛盾。在实力不够强大时，日本避免与列强直接对抗，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实行所谓“协调外交”，在“协调”中逐渐扩大利益，并寻找机会突破华盛顿体系的束缚，终于在1930年代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武力突破现有国际体系的限制，成为新的战争策源地，给国际和平和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日本战败也使其近代以来的“大国”梦破灭。历史一再证明，和平发展是正道，发动侵略战争害人害己，必然失败。
（原刊于《军事历史评论》2014年第4期）
[1]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 中日学者的主要研究有：臧运祜《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米庆余《日本近现代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沈予《日本大陆政策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林庆元、杨齐福《“大东亚共荣圈”源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日〕服部龙二《东亚国际环境的变动与日本外交1918～1931》，有斐阁，2001；〔日〕细谷千博《两次大战中的日本外交——1914～1945》，岩波书店，1988；〔日〕小林英夫《帝国的幻想》，青木书店，1998；等等。
[3] 《日本思想大系·54》，岩波书店，1978，第193页。
[4] 《大日本帝国会志》第1卷，1890年日本国会会志记录，日本神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图书馆馆藏资料，第469页。
[5] 〔日〕依田熹家编著《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卞立强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第21页。
[6] 〔日〕德富猪一郎：《苏峰自传》，中央公论社，1935，第310～311页。
[7]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卷，第201页。
[8] 《时事新报》1894年7月29日。
[9] 〔日〕依田熹家：《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第24页。
[10] 〔日〕伊藤正德编《加藤高明》下卷，加藤伯传记编纂委员会，1929，第78～79页。
[11] 井上馨侯传记编纂会《世外井上公传》，原书房，1968，第367页。
[12] 详见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2册，1914，第903页。
[13]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卷，第382～384页。
[14] 〔美〕雷麦：《外人在华投资》，蒋学模等译，商务印书馆，1959，第345页。
[15] 〔日〕满铁经济调查会编《满洲经济年报·1933年》，改造社，1933，第70～71页。
[16]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卷，第423页。
[17]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卷，第478页。
[18] 〔日〕东乡茂德：《东乡茂德外交手记》，原书房，1967，第30页。
[19] 〔日〕伊东六十次郎：《满洲问题之历史》（下），原书房，1983，第565页。
[20] 所谓八八舰队计划，就是日本海军以8艘主力舰和8艘巡洋舰为基础组成。
[21] 《东京朝日新闻》1921年7月13日。
[22] 〔日〕宇垣一成：《宇垣一成日记1》，みすず书房，1968，第350页。
[23] 〔日〕服部龙二：《东亚国际环境的变动与日本外交，1918～1931》，有斐阁，2001，第3页。
[24]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卷，第9～10页。
[25] 〔日〕稻叶正夫、小林龙夫、岛田俊彦、角田顺编《太平洋战争之路》别卷资料编，朝日新闻社，1963，第3页。
[26] 外务省百年史编纂委员会编《外务省的百年》（上），原书房，1969，第833页。
[27]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第93页。
[28] 《外务省的百年》（上），第807页。
[29]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卷，第4～8页。
[30] 详见《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卷，第15～18页；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57，第218～219页。
[31] 亚洲“门罗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提出的独霸亚洲的理论。它以种族对立为基础，提出亚洲的事由亚洲人处理。如果日本国民以外的亚洲人无担当此任务的资格，亚洲“门罗主义”就是由日本人处理亚洲事务之主义。
[32] 〔日〕渡边几治郎：《东亚新秩序建设の史的意义》，《东亚联盟》（东京）1940年第2期，第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