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日本“大国”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19世纪中叶，日本国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通过《安政五国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被纳入近代国际关系体系，陷于半殖民地境地。日本有人提出“失于俄美者，取偿于鲜、满之地”，[3]将侵略亚洲邻国作为“弥补”主权损失的途径。明治维新后，日本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使日本尽快走上通往“大国”之路。日本采取“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措施，加快国内近代化建设，企图成为地区性乃至世界性“大国”，“大陆政策”的目标就是做世界性“大国”。为实现这一目标，日本首先要做亚洲的“领导”，进而与列强比肩、加入列强瓜分世界的行列。1890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提出了“主权线”与“利益线”理论，认为“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第一守卫主权线，第二保护利益线。其主权线系指国之疆域，利益线系密切关系主权线之安危地区……当今欲在列国中维持一国之独立，仅守护主权线绝对不够，须要保护利益线”。[4]日本的“利益线”是指朝鲜、中国东北和台湾，日本不仅要保卫“主权线”，还要维护“利益线”，这是日本“大陆政策”的具体表述。

甲午战争是日本武力推进“大国”之路的重要一步。甲午战争前，日本虽多次侵犯中国台湾、朝鲜等邻近地区，取得了侵略利益，但是，由于历史的惯性，东亚地区以中国为核心的传统“宗藩体系”仍在存续，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大国心态”并没有因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等的失败而终结，对日本还有传统的心理优势。日本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也不敢小觑，仍保留着一丝“敬畏”。甲午战争伊始，由于担心实力不足，日本国内不乏反战声音。但是，随着日军在战场上的迅速推进，反战者纷纷转而支持战争，自由民权主义者迅速向“国权主义”者转变。甲午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此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使中国的领土主权遭到严重侵犯，加深了中国的殖民地化程度，也使两国在东亚的地位出现大逆转。中国不仅成为西方列强宰割的对象，也受到曾经的“蛮夷小邦”日本的欺压，彻底失去了在东亚的中心地位。日本通过甲午战争达到了“失于俄美者，取偿于鲜、满之地”“与西方文明共进退”的目的，从法律上取得了对中国的优势地位，从“周边”国家一跃而为东亚的“大国”，开始构筑以自身为核心的东亚秩序。中日两国在东亚地位的转换，对地区形势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此，战争取代了和平，侵略取代了平等，东亚各国无时不面临来自日本的侵略威胁。

甲午战争后，日本利用巨额战争赔款，大力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并在1897年利用从《马关条约》得到的巨额赔偿，确立了梦寐以求的“金本位”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员，大大增强了日本商品输出、资本输出的竞争能力。日本不仅要做亚洲的“中心”，还要在世界发挥作用，要“雄飞”于亚洲和世界，从亚洲的日本一跃而为世界的日本。1896年7月，《世界之日本》创刊，所刊内容都是鼓吹向亚洲大陆发展，日本“领导”亚洲，做世界的“大国”。[5]中国为偿还对日赔款，则不得不向欧美各国借贷，失去了更多的主权，加速了经济的衰退，在经济上越来越依附于外国，半殖民地程度大大加深。

日本通过甲午战争获得巨大的利益，为觊觎中国东北已久的沙皇俄国所忌惮，在俄、法、德“三国干涉”的压力下，日本不得不吐出到嘴边的辽东半岛。日本朝野普遍认为归还辽东半岛是实力不够所致，有朝一日还要把辽东半岛重新夺回来。“归还辽东半岛，表明毕竟我国力量不如人，我深信力不如人，无论何种正义公道都毫无价值。”[6]日本要“卧薪尝胆”，全力进行“战后经营”，大幅度提高军事，与俄国一决高下。

1900年，日本趁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向中国派兵2万余人，接近列强出兵总数的一半，大大超过了俄国，成为“远东宪兵”。日本不断向中国扩张，自然引发列强不满，欧美出现了“黄祸论”，尤其是日俄矛盾凸显。日本政府采取了与强者结盟的策略，“与强国英国结盟，共同努力，使俄国不得不满足我之要求”。[7]1902年1月30日，日本与英国签订《日英同盟条约》，双方互相承认在中国的利益，保证一方与他国交战时，另一方保持中立，与两个以上国家交战时，另一方参战。日本为对俄战争做好了外交准备。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取胜。1905年9月5日，日俄签订了《朴次茅斯条约》，日本取得了中国东北的大部利益。日本战胜了拥有强大陆军的俄国，自认为已是世界“一等国”，要进一步发展国力。1906年，日本在中国东北成立关东都督府，建立了国策公司——南满铁道株式会社。1910年8月，日本通过《日韩合并条约》，在永保“东洋永久和平”的旗号下，正式吞并了朝鲜，确立在东北亚对俄国的“优势地位”。日本不断加强以中国东北、中国台湾、朝鲜、桦太（库页岛）为核心的殖民地经营。为了进一步向“大国”迈进，加强“一等国”的地位，日本于1907年通过了《帝国国防方针》，制订了长期扩军计划，陆军要增加八个师团，海军实行八八舰队计划。

总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通过对外战争推进“大陆政策”，走上“大国”之路，在甲午战争中获得的巨大利益，刺激了其对外侵略的野心，以战争为财富增长最快最有效的手段，此后几乎每隔10年左右，就发动一次较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以此作为实现“大国”战略的手段。甲午战争后，日本开始构筑以自身为核心的新的“华夷秩序”，藐视中国、朝鲜的极端民族主义蔓延，认为甲午战争是“谋文明开化进步者与妨碍进步者之战”。[8]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涌现出大量神化天皇、赞美战争、歌颂军国主义的小说、诗歌、歌曲、漫画等作品，鼓吹日本取得胜利靠的是英明的天皇，靠的是忠于天皇的军队，连小孩游戏时的歌谣都是“支那佬，拖辫子，打败仗，逃跑了，躲进山里不敢出来”。[9]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思潮逐渐演化成新一轮战争狂热，为继续推进“大陆政策”提供了精神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