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太地区的国际格局，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完全不同。欧美列强和日本主宰的国际格局一去不复返。由于冷战的发生而逐渐形成的以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为基础相互对峙的两极格局，其侧翼已经延伸到东亚。它的主要表现是：英、法的势力已经从东亚无可奈何地撤退，它们留下的“真空地带”由美国填补；日本则处于美国的单独占领之下，受到美国核保护伞的保护，成为一个依附国家；中国的国民政府则一度依靠美国的支持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体现的苏联的支持与共产党打内战。但是，冷战的发生也使中国共产党得到了苏联的支持。于是，借助国际格局大变动的机遇，中国共产党通过三年解放战争，以最激烈的形式体现了自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的民族精神，真正完成了民族独立的任务，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预示着亚太地区的国际格局乃至世界格局将出现新的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中国领导人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并不排斥与西方国家打交道，但是在中国内战刚刚结束、敌对情绪尚未消解的氛围中，在美苏冷战最为激烈的国际形势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与苏联的意识形态有所吻合的情况下，在新中国既要维护民族独立主权完整又要巩固新政权进行经济建设的历史任务面前，新中国领导人在当时外交选择极其有限的现实面前，还是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并因朝鲜战争的爆发而一度得到强化。应当指出的是，从当时世界格局来说，中苏两国在各个方面的支持都是相互的，并不存在一方对另一方施以恩惠的问题，因此“这种一边倒是平等的”，[70]而且在短期内对巩固中国的新生政权是有利的。但是从长期而言，“一边倒”并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因为它实际造成了中国外交战略的不平衡，不利于中国同世界各国的普遍交往，特别是不利于中国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以及同中国的“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的交往。

195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调整自己的外交战略，积极倡导“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在国家关系中求同存异、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得到了亚非国家的赞同，从而开启了中国外交“面向东方”的新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美苏两极格局的羁绊，使中国赢得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认可和友谊。与此同时，从1950年代下半期开始，中苏两党在国际共运、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出现分歧，这些分歧后来发展成一场公开论战，并最终导致两国关系的恶化与分裂。

中苏关系的分裂不仅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而且给两国乃至整个世界带来了相当深刻的政治影响。在中苏关系日益恶化的年代，中国共产党迈出了力图摆脱苏联模式、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实步伐，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终于使自己拥有了“两弹一星”，使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极大变化。中国作为世界的一个力量中心在成长。在此期间，中国的外交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不仅表现为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且表现为中美关系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从中国的角度来说，1971年开启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和1972年中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不仅意味着中国终于走出了美苏冷战的阴影，而且表明中国已经把自己的外交活动的舞台从东方扩展到整个世界。在此后一段时间里，中国基本完成了与欧洲、大洋洲和非洲国家的建交过程，外交活动全面展开。

1960年代末70年代初，整个世界的形势再次发生了不同于战后初期和1950年代的大变化。在美苏两极之外，世界出现了以欧共体代表的西欧、中国和发展为经济大国的日本等新的力量中心。

从中国自身来看，在整个1970年代，中国的变化十分明显。1970年代前半期，虽然有中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但中国最高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分析是：由于两个超级大国越来越激烈地争夺世界霸权，世界大战日益逼近，因此时代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或者战争引起革命，或者革命制止战争。但是随着中国外交的全方位突破性发展，这种以战争与革命来看待世界发展大势的主张实际上已经难以为继了。

随着国内“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开始了引人注目的调整，至1985年才基本结束。[71]这一调整的最重要特征和基本精神有如下几方面。第一，对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和时代主题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放弃了以往坚持的大规模世界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提出了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世界主题的正确论断。1985年3月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72]第二，对国际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在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提出要根据世界的发展趋势和自身的利益要求，以及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政策和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不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并实行真正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第三，承认现存世界是多样化的，各国之间既有矛盾斗争，也有互相依赖；在处理一系列国际问题时，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存在共同利益，因此需要也可以进行合作；但是也要反对霸权主义。在经济建设方面，中国也确立了“独立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的方针。从此，这些基本精神就成为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与此同时，中国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综合国力不断增长。

冷战结束后，整个国际安全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更小；另一方面，原来在冷战掩盖下的民族、宗教、领土等因素则成为局部冲突的主要根源，而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也有所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积极参与建设国际政治秩序。首先，中国进一步深化了对建立国际安全机制的认识，即除各国要共同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外，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同大国之间也要建立某种安全对话机制，以保持经常的信息沟通，达到相互理解并最终相互信任的目的。于是，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进一步开展全方位外交，与各大国首脑会晤增多，倡导并建立了各种不同层次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些战略伙伴关系为冷战后中国与各大国及周边各国关系的进一步良性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次，中国以联合国为平台，积极推行多边外交，高度重视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认真履行有关职责，于1990年正式参加了联合国维和行动，并成为安理会出兵最多的国家之一，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推动重大地区冲突的公正合理解决做出了贡献。同时，为了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中国广泛参加联合国各专门机构的工作，广泛参与多边经济、社会领域的各项活动，促进国际合作。2000年举行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期间，在中国的倡议下，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的首脑成功举行了历史上的首次会晤。“9·11”事件发生后，中国明确谴责国际恐怖主义，支持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问题。1993年朝鲜核问题出现后，中国积极推动六方会谈，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进一步在世界面前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不仅如此，中国还为国际秩序注入了新的理念。2005年，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庆典上，中国领导人系统阐述了“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新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不仅是中国古代“天下大同”的崇高理想在全球化条件下的新发展，也进一步发展了联合国坚持的和平与发展的宪章精神。2010年，中国提出当今时代的潮流是和平、发展、合作；2012年又提出构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以推动和谐世界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