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最亲爱的儿子”

查理14岁时，詹姆士一世的新宠白金汉走进了他的人生。彼时，率真的乔治·维利尔斯先生22岁，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绅士，拥有上天赋予的美貌：“从头到脚，甚至每一枚指甲都长得恰到好处。他的容颜，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俯身，都令人惊叹。”[1]对俊美男子毫无抵抗力的詹姆士一世，给了这位宠臣一个苏格兰爱称“斯蒂尼”（Steenie），取自有着天使面孔的圣司提反（St Stephe）。像所有正常的少年一样，查理讨厌他，讨厌这个闯入他与父母之间的人。查理有一次用水喷白金汉，白金汉反而告诉王子应该“拍他的马屁”——随后扬长而去。国王对他的新宠不吝高官厚禄，封他为“寝宫侍从和嘉德骑士；在极短时间内（极短的时间内获得惊人的封赏），白金汉就被相继晋封为男爵、子爵、伯爵和侯爵，［1619年］担任英格兰海军司令”。[2]这时，白金汉只有26岁。

不过，新任海军司令逐渐意识到，他不能将自己的未来托付在年迈的詹姆士一世身上，他需要获得尚为少年的查理的青睐——白金汉开始正眼看待这位有朝一日将成为国王的王子。

* * *

1600年11月19日，查理在苏格兰出生，这天是哥特小说里的恐怖日子，却也是王室欢庆胜利的日子。这一天以两名苏格兰贵族被分尸拉开了帷幕。这两名贵族的尸体在集市路口被当众分尸，路口就在爱丁堡的圣吉尔斯大教堂（High Kirk of St Giles）附近。叛党的头被插在竿子上，尸体的四分之一用盐包裹着，被送到邓迪（Dundee）、斯特林（Stirling）和珀斯（Perth）示众。

第二天一大早，从法夫（Fife）来的信使抵达圣十字宫（Holyrood Palace），给国王詹姆士一世带来了消息，他的妻子，丹麦的安妮（Anne of Denmark）夜里11点诞下了一个儿子。欣喜的詹姆士一世赏给信使16英镑。太阳升起后，詹姆士一世迫不及待地离开爱丁堡前往邓弗姆林宫（Dunfermline Palace）去看望他的“安妮”和新生儿。[3]

在詹姆士一世的这个新生儿的有生之年，21岁的约翰·鲁思文（John Ruthven），第三代高里伯爵（3rd Earl of Gowrie）和他20岁的弟弟亚历山大·鲁思文（Alexander Ruthven）的头颅一直在爱丁堡示众。这对贵族兄弟在1600年8月被斩首，因为詹姆士一世认定他们企图联合苏格兰教会的牧师绑架他。他们之所以企图绑架，是因为担心詹姆士准备强行指派主教，凌驾于信奉加尔文宗的长老部之上，从而将苏格兰教会置于王室的严密控制之下。兄弟二人被指控犯了绑架罪，还没等回应这一指控，就被斩首了，但在他们死后，人们拖着他们腐烂的尸体，把尸体架上法庭，让尸体接受审判，定他们的罪行为叛国罪。詹姆士一世可以借此大肆宣传他是为斯图亚特王冠曾经受到的冒犯而复仇的，这些冒犯可以从他的母亲苏格兰女王玛丽被自己的臣民推翻开始算起，而他现在要粉碎所有反对他统治的残余势力。

直到詹姆士一世的远亲，即英格兰的伊丽莎白一世1603年3月24日去世时，詹姆士在苏格兰王国臭名昭著的暴力统治才消停下来。不过，据说詹姆士一世很高兴能离开苏格兰，仿若他在荒郊野外熬过了40年，现在马上就要去流着奶和蜜的地方：众所周知，英格兰有多富，苏格兰就有多穷。他的妻子和孩子也随他南下，只有查理被留在了苏格兰。

教会既不喜欢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安妮举办“通宵达旦的舞会”，也不认可她信奉的路德宗。但是，这位跳舞王后，即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King Christian of Denmark）的姐姐，已经尽到了身为英格兰王后的责任，诞下了王嗣。查理有一个姐姐，伊丽莎白，比他大4岁，生于1596年8月19日；他还有一个哥哥，亨利，生于1594年2月19日，比他大整整6岁。而就在几个月前，查理的弟弟夭折了，而查理的身体也很脆弱。他出生时舌头畸形，可能是舌强直或“舌头打结”，这导致他饮食困难，2岁的查理体格偏小。就在搬往英格兰的第二年，1604年，詹姆士一世派了一名医生回到苏格兰，医生还带着100英镑用于购买药品等医疗物品，之后，查理就被带到了父亲的新王国。[4]

一年后，查理的生命受到了一次别样的威胁。1605年11月1日，皇家仪仗队的一名侍卫向查理的贴身仆人阿格尼斯·福尔顿（Agnes Fortun）打探查理的日常起居，包括“他进入寝宫的路线，何时骑马外出，如何上学等”。[5]四天后才知道，此人名叫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是一个极端主义阴谋组织的成员。这群天主教徒计划在议会召开期间炸毁威斯敏斯特宫，杀死国王詹姆士一世和11岁的王子亨利，还有上院议员和下院议员。他们还计划绑架其余的王嗣，同时担心将查理偷带出伦敦会特别困难。其中一个计划是，让查理受点轻伤，这样一来，在这群天主教徒彻底接管伦敦城之前，查理不会跑掉。庆幸的是，火药引爆计划失败，参与这场阴谋的人不是被当场杀死就是被处决。这是查理第一次亲历抵抗论造成的危险后果。

与此同时，查理仍在与他的身体缺陷做斗争。在查理有关儿时最早的记忆里，一定有他拼命说话和交流的画面。他喋喋不休的父亲曾经威胁说，要剪断查理舌头下的肌腱以帮助他发声。除了语言障碍，查理的双腿也力气不足，导致他行走困难。但是凭借着勇气和坚定的意志，他“经过节食、节欲和加强锻炼，终于拥有了与常人一样结实强健的身体”。[6]到了1609年，在哥哥亨利就任威尔士亲王的庆典上，查理已经可以跳舞了，不久后，他走得更快了，据说他简直可以跑起来了。查理还发现，学习演唱有助于控制他的口吃，后来他向其他患者建议，“最好的、最稳妥的办法是先仔细思量要讲的内容，不要想什么说什么”。[7]相比于说话结结巴巴的路易十三，查理用这个方法，可以滔滔不绝地表达自己。

查理作为次子，在世袭君主制中已经习惯了接受次好的对待。詹姆士一世为亨利买了一条价值800英镑的“宝石项链”和嘉德勋章，而给查理添置的则是一枚价值130英镑的宝石。在给亨利的信中，詹姆士一世称他“我们最亲爱的儿子”，而在与查理通信时则称他“亲爱的儿子”。[8]亨利受到的礼遇，不仅体现出他与詹姆士一世之间的父子情，还反映出詹姆士一世对等级的尊重。查理享受到的安全感和家庭之爱，是他父亲永远无法了解的。他终其一生都记得双亲的温情，也从未妒忌过承担着更多责任的亨利。相反，查理仰慕并设法效仿他这个下巴有裂缝却勇敢善战的哥哥。查理与士兵们一起玩耍，并大量阅读有关战争的书籍，希望有人能称赞他对军事知识有所了解。他和亨利一样也热爱艺术。

在宗教改革之后，不列颠的艺术变成了一潭死水。对加尔文宗信徒而言，所有的宗教图像乃至十字架，都意味着偶像崇拜，英格兰和苏格兰百分之九十的宗教艺术品——绝大多数是美术作品——在宗教改革期间遭到损毁。亨利身上体现了新的时代精神，他热衷于收藏意大利和尼德兰的风格主义绘画，以及佛罗伦萨的青铜器。

得知亨利王子病重时，查理正在监督一部假面剧的准备工作，这部剧是为了庆祝他的姐姐伊丽莎白即将到来的婚礼而准备的。时间是1612年10月，伊丽莎白已经出落成16岁的金发淑女，她博闻强识，有着敏锐的判断力，备受称赞。[9]她的新郎与她同龄，是加尔文宗信徒腓特烈五世（Frederick V），他也是普法尔茨选侯，领导着德意志军事联盟——新教联盟（Protestant Union）。亨利王子的婚事也已经提上日程，婚礼最早将在次年举办，天主教新娘将从法国公主与萨伏伊公主中间产生。詹姆士一世希望家族中的这桩婚事能够融洽调和不同宗教之间的关系，提升他作为欧洲和平缔造者的重要性。然而，此时，亨利的伤寒已是晚期。查理飞奔过去看望哥哥，陪在他的床边，看着医生把死鸽子绑在亨利头上给他治病。[10] 1612年11月6日，查理目睹了亨利的死亡，这距他的12岁生日只差13天。[11]

翌年春天，查理不得不告别他最后的血亲同胞，姐姐伊丽莎白登上了前往德意志新家的船。她回忆道，离别让她的内心“沉重而惶恐”[12]。查理也陷入了痛苦，作为詹姆士一世“最亲爱的、唯一的儿子”，作为英格兰斯图亚特王朝唯一的男性继承人，查理将独自挑起举国的期待这一重担。[13]

在西班牙大使贡多马尔伯爵（Conde de Gondomar）的眼里，12岁的查理是个“温和可爱的孩子”。[14]在残酷的年代，查理却厌弃残酷。后来，他观察到，“只有懦夫才冷酷无情”[15]。他发现人心难懂，相较于宫廷的钩心斗角，他更喜欢和书本打交道。在学业上，他比亨利更有长进。他擅长神学、法语和拉丁语，尤其喜欢历史、音乐和数学。他愿意花时间去权衡、比对各种论点，不信任根据直觉做出的瞬时判断，他亲笔签名的藏书上有一条他最欣赏的新斯多葛派座右铭：“唯有献身理性，方可征服一切。”[16]在查理看来，过去是静态的，法则和逻辑是精确的，它们不像居心叵测的朝臣那样令人不安。

查理身上还有略微不谨慎的一面：他的身体躁动不安，他的天性“喜欢冒险”。故而，他易受信赖之人的鼓动，“容易做出极端的决定”。[17]此时，他的身份和地位要求他承担责任，责任感指引着他如何支配精力，他开始寻求新的健身方法以增强体质。到了1613年4月，亨利死后五个月，威尼斯大使注意到，查理的身体素质已有提高。九个月后，查理在他的日程中增加了跑步计划，他带着一队侍从，绕着他的“华丽悦目”的府邸圣詹姆士宫长跑，经过一幢幢漂亮的房子。很快，侍从们发现跟不上查理的脚步了，甚至不能陪他跑完全程。[18]

查理越来越强壮，开始在骑士比武中获胜，他的母亲安妮，鼓励他争夺古老的嘉德骑士勋章。他一点儿都不像父亲那样轻视女性，恰恰相反，他与母亲的关系充满温情，在她生病的时候逗她开心，从不错过和她的每次聚会，也从不错过每一次和她共进“丰盛晚餐”的时光。他们都很欣赏美丽优雅的礼仪，他发现嘉德勋章蕴含的骑士精神很有吸引力。骑士坚持的原则是捍卫教会和弱小者，尤其是女人，并忠于彼此，服从国王。嘉德勋章的图案是圣乔治屠杀巨龙，象征着战胜原罪，镇压叛乱——正是背叛上帝的原罪给世界带来了混乱[19]。[20]查理晚年居住在怀特霍尔宫，他的私人藏书中有30多卷都与骑士制度有关，许多是安妮送给他的礼物。

查理这个时期最亲近的童年伙伴是威尔·默里（Will Morray），“默里”在现代的拼法是“Murray”。威尔的叔叔是查理的家庭教师，他们一家人来自苏格兰，由此可以看出，这是詹姆士一世对他出生之地的臣民的奖赏，让苏格兰人民成为王室最亲近的仆人。结果是，查理讲着一口带苏格兰腔调的英语，如他把“has”拼写成“hes”。[21]也有人说威尔经常代查理受过，是他的小替罪羊：据传，如果查理表现不好，威尔就要代他挨打受罚。但是，在现代早期，欧洲宫廷里并不存在替罪羊之说。路易十三还是少年国王时就挨过打，詹姆士一世也一样。替罪羊的故事是虚构的，在詹姆士一世撰写的君权神授的英文小册子出版后，这个故事就像变戏法一样流行起来。小册子坚称任何举手反对上帝的受膏者的行为都是非法的。替罪羊的虚构故事符合我们现代人对君权神授的否定立场，在我们看来这种理论荒诞不经，因此，这个故事仅仅通过反复讲述就被我们接受了。[22]

作为詹姆士一世的继承人，查理与国王相伴随行，出席所有重要的国事场合。詹姆士一世认为查理没有必要出访苏格兰，或者确切地说是爱尔兰。英格兰王国是迄今为止他统治的最伟大的王国，詹姆士一世自诩，他只要大笔一挥，就可以统治从伦敦到苏格兰的王国，这话不无道理。然而，他还是要求查理学习他的苏格兰语著作，同时他还担任儿子的精神导师。[23]詹姆士一世在治国方面留下的最重要的作品是一本“治国之道”的小册子，小册子原本是写给亨利王子的，并题名为《国王的礼物》（Basilikon Doron），意为“王室馈赠”。1600年，正是这份“礼物”的内容让鲁思文兄弟及其苏格兰教会盟友深感不安。

在《国王的礼物》中，詹姆士一世将他在苏格兰遭遇的煽动和叛乱追溯至苏格兰宗教改革伊始。在英格兰，亨利八世宣布相对于教会，“国王至上”，从而使英格兰君主有权力领导宗教变革。相反，在苏格兰，教会建立在无视王室权威的基础上，所以，詹姆士一世回顾道：“民众在爆发骚乱和进行反叛时，对许多事情的处理很偏激。”詹姆士一世将此归咎于苏格兰教会“情绪激动的牧师们”，他们趁着他还是少年国王的时候，企图创建一个“民众”政府，这样他们就可以“牵着民众的鼻子，动摇一切统治”。《国王的礼物》反复强调“民众”是危险的，詹姆士一世认为，煽动民意会导致暴乱——解决煽动民众发生骚乱的药方，是在教会和国家建立等级制。詹姆士一世并不认为他的加尔文宗信仰与他支持的主教制（即教会由主教治理）相互冲突。主教制可以追溯到基督教的最早时期，詹姆士一世将主教制视为君主制的支柱，像教皇一样，君主制强有力地控制着企图篡夺王权的丧心病狂的牧师们。

尽管詹姆士一世还不能如愿让苏格兰教会与实行主教制的英格兰教会结成联盟，不过，现在主教们的穿着与普通牧师已经没有两样，他们可以与苏格兰的长老会一起工作。

詹姆士一世的经历给查理留下了诸多启示，他因此相信英格兰教会是“世界上最好的”教会，一边是教皇领导下的“讲究排场的、专制的和迷信的”天主教会，另一边是反对主教制的新教徒犯下的“荒诞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卑劣行径”，而英格兰教会在两者之间保持了“中间路线”。[24]然而，在其他人看来，英国国教并没有将加尔文宗神学与天主教的教阶制恰到好处地糅合在一起，它不过是走了一条非常沉闷的“中间道路”：危险地将“天主教的教阶制与纯洁的教义混杂在一起”[25]。

“教皇制”（popish）这个词并不仅仅指天主教。它指的是一种宗教和政治领域的专制形式，不仅与“真正的”新教的权威基础《圣经》相悖，同时也威胁着内政外交的安全。它与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运动有关，也能用于指路德宗或其他与加尔文宗对立的宗派。它将被用来指英国国教早已被承认的方方面面，由此可见，英格兰新教徒之间存在深刻分歧。确实，后来有人据此认定正是这里，正是“查理从他父亲手里接过来的”半改革的英国国教，埋下了查理未来麻烦的种子。[26]

通常认为，英国国教独立要从亨利八世与罗马教廷脱离关系的1533年算起。事实上，亨利只不过是将天主教进行了盎格鲁化。直到他的儿子，未成年的国王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发端于瑞士和斯特拉斯堡的加尔文宗才首次传布到英格兰。1553年，年仅15岁的爱德华六世去世，英格兰教会改革尚未完成。接替爱德华六世统治的是憎恨新教的天主教徒玛丽一世，在她的统治下，英格兰教会陷入了长达五年的停滞期。随后，1558年，新教徒伊丽莎白一世继位，本以为她将会继续推进英格兰宗教改革。然而，事实证明，伊丽莎白是非常保守的新教徒。[27]

在伊丽莎白统治之初，英国国教与天主教达成宗教和解，采用了天主教教阶制，同时，保留了天主教的一些元素。“清教徒”（Puritan）一词产生于16世纪60年代，用于形容那些“热忱”的新教徒，他们想废除神职人员穿的白祭服。在清教徒眼中，白祭服是天主教司铎做弥撒时穿的衣服，是天主教的残余。因而，主流的加尔文宗教徒自然会对使用白祭服有怨言。由此，有人谴责这些人是激进派，或咒骂他们是“清教徒”。对伊丽莎白而言，白祭服只是她偏好的宗教仪式的一部分，所以她的王室礼拜堂保留了白祭服的仪式，同时还保留了天主教的唱诗班，而加尔文宗教徒厌恶合唱，认为它会令祷告者分心。到了16世纪90年代，在伊丽莎白的示范下，英国国教内部产生了新的宗教运动，国教的成员有了与伊丽莎白一样的品位和鉴赏力。但是，臣民忽视了伊丽莎白领导宗教的其他方面，因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新教的基本信条一无所知。[28]而又恰恰是清教徒，这些教会中最狂热的成员，为解决这个问题费尽心力。

清教徒与其他加尔文宗教徒的区别在于，他们关注道德细节、远离不虔敬，经常结成“虔诚的”社团相互鼓励。[29]清教徒在布道时十分善于表演，几个世纪后的福音教奋兴运动的布道与此十分相似。清教面临着反宗教改革运动的挑战，因而吸纳了“最热诚，最敏捷，最大胆，最果决”的新成员加入，并且获得了“一大批最优秀的士兵和将领的支持”。[30]

1587年英格兰与西班牙开战，支持尼德兰的加尔文宗教徒反对哈布斯堡家族对尼德兰的统治。尽管人们一直激动地怀念着1588年伊丽莎白公然挑战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历史，但是伊丽莎白对战争仅存的些许热情早已迅速消退。她并不喜欢协助反叛者对抗同为君主国的西班牙，也憎恶造成财政负担的庞大战争开支。这导致她的宠臣，也就是魅力十足的军事家、学者罗伯特·德弗罗（Robert Devereux）与她分道扬镳。罗伯特·德弗罗是第二代埃塞克斯伯爵（Earl of Essex）。埃塞克斯伯爵属于这样一代人——他们相信，贵族的责任不只是服从王令，还应该为共同体（commonwealth）服务。“共同体”一词源于公共福利“commonweal”一词，意思是公共利益，这意味着献身于伟大的事业。对埃塞克斯伯爵来说，英格兰与西班牙的战争就是伟大的事业：事关新教在欧洲的生死存亡。[31]

1600年，查理出生时，通货膨胀和持续了数代的土地买卖已经令英格兰王室入不敷出。伊丽莎白身负40万英镑的债务，因而不惜一切地要与西班牙维持和平。1601年2月3日，埃塞克斯伯爵试图号召伦敦反对女王，并希望邀请詹姆士一世作为她的继任者。然而，他的企图失败了，埃塞克斯伯爵以叛国罪被处死。[32]不过，伊丽莎白入土时，宫中依然在传唱赞颂埃塞克斯伯爵的歌谣。[33]

詹姆士一世刚继位便迅速着手医治伊丽莎白统治留下的创伤。 1604年初，在汉普顿王宫会议（Hampton Court Conference）上，詹姆士一世提出了改革英国国教的迫切需求。他对神学问题了如指掌，并成功地分化了温和派清教徒与激进派清教徒——温和派要求摒弃天主教的白祭服，设置固定的祈祷仪式，而激进派希望废除主教制。詹姆士一世还组织训练有素、专业高效的神职人员，命他们逐字逐句地将《圣经》精心翻译为英语，即我们现在所知的“国王钦定本”或“詹姆士一世国王本”。此外，詹姆士一世还广开言路。

詹姆士一世将埃塞克斯伯爵称作他的“殉道人”，把埃塞克斯伯爵支持的主战派先锋人物安置在亨利王子的府邸。不过，詹姆士一世与伊丽莎白一样，也对昂贵的军费心有余悸。[34]詹姆士一世生性豪奢，而王室财源却在不断缩减。他早年在苏格兰饱受暴力和动乱之苦，这段经历将他塑造为一个坚定的调解者。1604年夏，詹姆士一世与西班牙签订了和平条约，主战派将未来的希望凝聚在了亨利王子的身上。亨利王子一直以来都是海上帝国热情的鼓吹者，希望英格兰的海上力量可以与西班牙的海军匹敌。亨利死后，伊丽莎白时代的老主战派需要寻觅一位新王子做靠山。

1619年，查理的母亲安妮去世，留下了18岁的查理，他还是一个别扭的青少年，在他父亲喧哗的宫里形单影只，“像苍穹中的一颗星星”。[35]而新任海军司令白金汉向他伸出了手，领着他进入了成人世界。这个26岁的宠臣，聪明迷人，“深谙宫廷生存之道，以及宫里遵奉的一切知识”。[36]他还能调和查理与詹姆士一世的父子关系。王子则报之以感激之情，二人之间的情谊日益深厚起来。

在1619年的一封信中，查理感谢白金汉帮助他平息了自己与父亲之间的争吵，并且告诉他，他在跟一个“不能透露名字的”女人约会。斯图亚特家族天生精力旺盛，精力充沛的查理因此也有着强烈的性冲动。但是，詹姆士一世与情妇设立了严格的底线，以防王室的私生子对合法的继承人造成威胁。查理必须为这个女人保密，他还用他特有的风趣嘱咐白金汉，看完信后，把信交给“伏尔甘先生（Mr Vulcan）[37]保管”——换言之，烧了它。他在信后只署名“你的挚友，查理”。在写给非王室成员的信中，查理只对白金汉使用自己的教名落款。[38]

詹姆士一世很高兴儿子和后来被称为他的“妻子”的男人改善了关系。他对查理说，他与白金汉的友谊，证明了“你对我诚挚的爱是发自内心的”。他还建议查理将白金汉视为国王亲临，这是一种政治智慧，白金汉可以替詹姆士一世观察曾经忠于他母亲苏格兰前女王玛丽的人，是否也仍忠于现任国王。[39]

詹姆士一世写的最后一份政治小册子是为查理而作的，由白金汉代笔。小册子里的《国王加冕礼典范》一篇，仔细地研究了耶稣受难前度过的那些日子，并从这个角度检视了加冕礼。詹姆士一世将查理在未来要担任的角色比作基督王。他告诉查理，国王是上帝在世间的化身，他的臣民有责任像服从上帝一样服从他。不过，詹姆士一世也警告查理，“绝对不要期待王冠会是柔软的、安逸的，相反，王冠充满了荆棘般的痛苦”[40]。这是一位父亲和国王的肺腑之言。詹姆士一世王冠里的荆棘就包括90万英镑的债务。

王室财政亟待改革，但詹姆士一世挥霍无度地赏赐礼物和年金，尤以给白金汉公爵的赏赐为甚，议会因此认为，詹姆士一世的财政困境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詹姆士一世的对策则是建立自主地筹集资金的渠道，尤其是他把征收关税扩展成自己的特权，这些特权就是他作为君主的专属权。但是，征收的关税也仅够詹姆士一世在和平年代的财政开支。离开议会的财政支持，他无法负担战争费用——他们筹集的每一分钱都会要他付出政治代价。

詹姆士一世忧心忡忡地看着英格兰与西班牙的和平受到欧洲大陆新冲突的威胁。1618年，神圣罗马帝国限制了波希米亚信仰新教的自由，波希米亚新教徒向其他地方的新教徒求救，这预示着战争将要爆发。一颗“扫把星”划过天际，警示着即将发生的不祥事件：“令人扼腕的浪费，城市和乡村被野蛮地蹂躏”[41]。战争持续了三十年，欧洲大陆有的国家因战争、驱逐、饥荒和疾病丧失了四分之三的人口。斯图亚特王朝没能从这场战争引发的狂热和怒火中幸免，查理姐姐的命运，就在这场欧洲悲剧的中心处上演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