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冒险骑士
德·普雷克先生（Monsieur de Preux）接受了两位英国人的觐见要求，他们正站在罗浮宫的老东门门口。时间是1623年2月22日星期六，巴黎正在经受第三个异常寒冷的冬天。德·普雷克先生，曾担任法国国王的私人教师，此时的他已经不再年轻，或许视力也已老化。总而言之，他决定对这两位英国人的假发和假胡子视而不见。从名字看，这两位英国人应是亲属关系，一个叫约翰·斯密斯，一个叫汤姆·斯密斯，但他们的长相差异之大，让人对他们的亲缘关系难免生疑，但德·普雷克先生似乎不介意这个疑点。其中一个人还是男孩，又瘦又小，他的假发盖住了高高的额头；另一个高一点儿的，体格健壮，相貌堂堂。德·普雷克只是把他们当成两个游学欧洲的时髦绅士。如此，他很乐意将他们请进富丽堂皇的波旁王宫，引见给宫廷的核心人物路易十三。
罗浮宫门口的侍卫们头戴羽毛头盔，身穿红蓝相间的制服，持着火枪，这两位英国绅士从他们身旁走过，进入了王宫。罗浮宫沿塞纳河而建，像一条混搭的项链，箭缝式样的窗户装点着中古的塔楼，塔楼内部是流光溢彩的文艺复兴画廊。你似乎永远不知道在走廊的下一个转角会有什么发现，然而最令人感到震惊的还是罗浮宫的这两位新客的真实身份。德·普雷克显然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至少从流言中对这一惊人的真相有所耳闻。年长的男子毫无疑问就是30岁的乔治·维利尔斯，白金汉公爵，英格兰海军司令（Lord High Admiral of England），国王詹姆士一世的宠臣。然而，更不同寻常的是在场的第二名男子：詹姆士一世的继承人，22岁的查理·斯图亚特，威尔士亲王。
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个头较小的查理是个很有吸引力的年轻人，他的长发从精致的脸庞向后梳，大大的眼睛朝外眼角斜视。他的祖母就是曾给巴黎留下深刻记忆的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玛丽在襁褓中继承了苏格兰王位，童年时就成为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二世的娃娃新娘，弗朗索瓦为她的美貌和魅力所倾倒。然而，好景不长，年仅18岁的玛丽成了寡妇，信仰天主教的她从法国回到刚刚改宗新教的苏格兰，担任这个新教国家的女王。亨利八世的长姐玛格丽特·都铎（Margaret Tudor），是玛丽的祖母，她将玛丽指定为自己的第一继承人，因此，玛丽曾期望有一天自己能成为新教英格兰的女王。为了守住这份继承权，她嫁给了像她本人一样拥有英格兰王室血统的堂弟小斯图亚特。然而，1566年，查理的父亲詹姆士出生，玛丽的婚姻就变了味。几个月后，她的丈夫被人谋杀。新教贵族及其苏格兰教会的盟友，谴责玛丽并推翻了她对苏格兰的统治。她的儿子詹姆士取代她被立为国王，在这个新教国度里成长起来。玛丽向伊丽莎白一世求助，请求去英格兰避难，但是这个都铎女王却将斯图亚特家族的表侄女囚禁起来。忌惮天主教后裔继承英格兰王位的贵族们都希望将玛丽处死。近二十年后，1587年，他们终于得偿所愿。玛丽在不顾一切地逃跑失败之后，被冠以叛国罪而接受审判（尽管这并非出自伊丽莎白的旨意），并被刽子手用斧头斩首示众。消息传到巴黎时群情激愤，而彼时的伦敦却燃起了庆祝的篝火。
查理的祖母并不是欧洲宗教分裂局面的最后一个牺牲者。西方文明的断裂自宗教改革伊始，后者对整个欧洲大陆造成了剧烈的震荡，暴动、内战和暗杀此起彼伏。除了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名字取自希腊神话里天堂般的乐园埃律西昂）以外，欧洲的政治版图和宗教地图都在剧烈地变化着，教会处于烈焰之中，成千上万的人丧生。即便是现在，余震仍在继续。
发端于1517年德意志的宗教改革运动，诞生于一片“地狱”之中，确切说，宗教改革运动是有关如何得救的追问。天主教会教导信徒，要想得救，必须一生行义举，比如做慈善。宗教改革运动伟大的提倡者马丁·路德，呼吁信徒从天主教会在精神领域设置的繁文缛节中解脱出来，并严厉斥责教会的堕落腐败。在受到炼狱的恐吓之下行的义举，并不是真正的义举，马丁·路德质疑施舍救济其实是强权者的特权，也是他们的根基。路德宣称，上帝将天堂赐予少数拣选之人，只是对他们信仰的回报，人们无论做什么都不能换得救赎。此外，《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源泉：天主教会的古老传统和主教大会宣扬的教条，都不能作为信仰的来源。[1]
然而，很快，人们在阅读《圣经》之后，开始得出相互对立的真义。人们渐渐所知的新教教义撕裂为零散的信念，这些信念仅仅是因为反对天主教才联系在一起的。路德宗在新教中最大的对手是被称为归正宗的加尔文宗。加尔文宗发端于瑞士，因神学家加尔文得名。[2]加尔文宗清除了路德宗里加尔文信徒认为含糊、折中之处。他们强调，上帝对得救拥有全部权力，意味着他预定一个选民上天堂的同时，也预定其他人下地狱，而不管其他人是否行了义举。加尔文宗区别于路德宗的最大之处在于，它拒绝相信基督的肉身存在于圣餐的红酒和面饼之中。[3]他们认为祭礼和祭坛是奢侈的，甚至带有偶像崇拜的色彩。与此同时，加尔文宗用牧师取代了神职教阶，从牧师穿的黑袍可以看出，他们除了拥有学历之外，没有任何特殊地位。加尔文宗信徒的宗教生活围绕着阅读《圣经》、倾听布道、自省和祷告而展开。
以上就是不列颠的新教背景。
相比于斯图亚特王朝统治的诸王国里的加尔文宗教会，苏格兰教会更加纯粹，因为英格兰教会只是部分地进行了宗教改革，仍保留了宗教改革前的司铎、助祭和主教的教阶结构。然而，英格兰新教徒仍自视为国际加尔文宗团体的领导者。加尔文宗团体分布在东欧部分地区，尤其是波兰，还分布在莱茵兰区的普法尔茨（Palatinate）选侯区、尼德兰北部省份（北部七省组成了信奉加尔文宗的荷兰共和国）和天主教的法国一小部分地区。16世纪的胡格诺战争过后，天主教的法国残存了数量不少的加尔文宗信徒，他们被称为胡格诺派，法国准许他们享有信奉新教的权利。[4]
然而，上述地区的加尔文宗团体并不一定能够存续下去。当且仅当欧洲和不列颠的统治者强制推行新教或是许可新教存在时，新教在这里才能立足。[5]为了自保，不列颠的新教徒提出一套“反抗”理论，即统治者的权威来自人民，所以人民有权推翻乃至弑去任何一位信奉“错误”宗教的君主。这套理论为新教苏格兰推翻女王玛丽提供了正当性。不过，天主教徒，尤其是与耶稣会有联系的天主教徒，同样也提出了反抗理论。他们曾多次试图推翻或杀死迫害他们的伊丽莎白一世。实际上，伊丽莎白一世不敢再冒险让她的天主教对手活下去了，只好批准处决了这位苏格兰女王玛丽。
反抗论让詹姆士一世失去了母亲，他相信，这些理论也是他继位之初大多数混乱的源头，也是苏格兰加尔文宗信徒发表煽动言论的源头。作为对反抗论的回应，詹姆士一世在一次关于宗教恐怖统治正当性的论战中，鼓吹他那最著名的“君权神授”。[6]他在1598年撰写的短文《自由君主的真正法律》（‘The True Laws of Free Monarchy’）里，主张国王的权威来自上帝而非人民，故而国王拥有统治的“神圣权利”。一位称职的国王会选择依照法律治国，但他最终高于法律，即他是“不受约束”的君主。无论是统治残暴的国王，还是不信“真正的”宗教的国王，都只有上帝能惩罚他：煽动叛乱和弑君在宗教层面站不住脚。以现代思想来看，君权神授看上去像是权欲熏心，但其可取之处是旨在维护稳定，这曾是君主制的基本作用。
当1603年3月24日伊丽莎白一死，詹姆士一世就做好了向世界发表他的宗教著作和政治著作的准备。据说，伊丽莎白的枢密院随后围绕是否有条件地邀请詹姆士一世担任英格兰国王进行了辩论——换句话说，他必须接受他的王权受限于英格兰的法律，他不能“自由”地为所欲为。这一提议被否决了。[7]
随着詹姆士继承英格兰王位的野心实现，他首次统一了不列颠，虽然此时不列颠尚未形成联合王国。令詹姆士一世难堪的是，英格兰人看不出与他们的“老对头”苏格兰人在政治上联合起来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8]即便许多人原则上接受詹姆士一世的“君权神授”理论，实际上，英格兰是一个“混合君主制”国家。国王和议会共享统治权，议会则赋予国王的行动法律效力。没有议会的同意，就不会有不列颠的联合统治，议员们也不会同意联合统治。结果就是，虽然詹姆士一世自封为不列颠国王，但并不存在这样的政治实体。
查理继承英格兰王位时，也继承了其殖民地爱尔兰（有自己的议会），以及完全独立的苏格兰王国（保留自己的法律体系、议会和教会）。不管怎样，詹姆士一世在1603年的成就，令斯图亚特王朝跻身欧洲最伟大的王朝之列。作为斯图亚特家族的继承人，查理本应在巴黎接受隆重的欢迎，但是，他身肩秘密使命，想要不被察觉地从法国过境。
查理的罗浮宫之行收获巨大。他看到路易十三在侍从的簇拥下走进一条画廊：一个年轻人，黑色的卷发，微噘着嘴，有一双黑黢黢的充满戒备的眼睛。[9]路易当时21岁，几乎是查理的同龄人，却在8岁时就已经成为欧洲人口最多的王国的国王。[10]而在此之前，他的父亲，伟大的勇士亨利四世，在巴黎被一个狂热天主教徒刺杀身亡了：这意味着，国王们以及王国的稳定面临着危险，这危险甚至源于他们自己的宗教热诚。[11]玛丽·德·美第奇（Marie de’Medici）代幼子摄政，路易15岁时发动宫廷政变，他命剑士在罗浮宫的东门斩杀了她那引起众怒的宠臣，推翻了母亲的统治。此时，路易手里的法国麻烦不断：胡格诺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宗教分裂；权势强大的贵族则纠结于“荣誉”问题，因决斗而丧命司空见惯，像现代黑帮谋杀似的，其背后是对法律的蔑视。事实上，杀人者来自上流社会而不是底层，因此，贵族的危险性更大，他们更愿意诉诸暴力，从而会导致大范围的叛乱。年轻的路易频繁地生病，频繁地发脾气，这足以证明他身上的压力之大。还有人说他“严重结巴，有时候，他把舌头伸出嘴巴好一阵子都说不出一个字”。[12]
很难说路易和他母亲原谅了彼此，释怀了两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他母亲甚至在1619年参与了贵族叛乱，但至少官方宣布他们之间达成了和解。查理和白金汉在国宴上看到玛丽·德·美第奇在罗浮宫享受着尊荣，她丰盈的金发勾勒出性感的脸孔，这张面庞曾数次被佛兰德斯画家鲁本斯勾勒、描绘，在鲁本斯那栩栩如生的画笔下青春不朽。[13]
在德·普雷克的安排下，查理和白金汉夜晚再次来到了罗浮宫，他们也希望一睹路易妻子的芳容。路易的妻子是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安妮（Anne of Austria），有“碧眼美人”的美称，这桩婚姻是玛丽·德·美第奇在摄政时为路易安排的。此时，安妮正在排演一出假面舞会的寓言剧。
斯图亚特家族统治不列颠诸王国时，波旁家族统治着法兰西，欧洲除此之外的其余地区几乎全部处于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之下。哈布斯堡家族源于奥地利和瑞士，因此又称奥地利家族。不过，哈布斯堡家族分裂为两支。奥地利支系的首位是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I），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是匈牙利王国和波希米亚王国的国王，也是欧洲中部200多个独立领地的最高统治者，这些领地有的是新教区，有的是天主教区。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范围最西远至法兰西，最东到达波兰，北至丹麦，南至意大利。玛丽·德·美第奇的母亲便出自奥地利支系。奥地利的安妮，她的名字容易令人误以为她来自奥地利支系，实际上，她来自更有权势的西班牙支系。这一支系当时正由她的弟弟——年仅17岁的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Philip IV of Spain）统治着。他的帝国政体是绝对君主制（La Monarchia），统治着那不勒斯、西西里、伦巴第和尼德兰南部（今比利时），以及西班牙、葡萄牙和其殖民地。太阳永远照耀在帝国广袤的疆域之上，从不降落。帝国的统治横跨全球，从美洲到非洲、到亚洲，再到菲律宾群岛，都是它的统治范围。
当晚，德·普雷克的儿子准时护送查理和白金汉观看王后的假面舞会，路易最年幼的妹妹亨丽埃塔·玛丽（Henriette Marie）也参加了寓言剧的演出。亨丽埃塔·玛丽的名字取自她的父亲亨利四世和母亲玛丽·德·美第奇之名。尽管后世将用她的意大利语名字亨丽埃塔·玛丽亚（Henrietta Maria），来纪念这位日后将成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王后的她，但她更喜欢用亨丽埃塔·玛丽作为签名。[14]她的名声至今仍饱受厌女症、宗教偏见和她的敌人污名化宣传的玷污，但事实证明，她完全配得上她成就非凡的父母的美名。
13岁的亨丽埃塔·玛丽亚光彩照人，“黑眸棕发”，声音优美动听。她在假面剧里扮演的是希腊神话中的彩虹女神，插着双翼，穿着七彩衣服，这个角色通常由年轻的女孩扮演。亨丽埃塔·玛丽亚是这个角色的不二人选。然而，查理根本没注意到她。在写给父亲的信中，查理描述了这个夜晚，但没有提到她的名字，只是留意到有“19位美丽女士在跳舞”，其中奥地利的安妮“最光彩照人”。[15]不过，他计划迎娶的是奥地利的安妮的妹妹——玛丽亚·安娜公主（Infanta Maria Anna of Spain），而不是尚且年幼的亨丽埃塔·玛丽亚，正如信中所写，看着安妮跳舞，查理“更加渴望”见到玛丽亚公主。[16]
翌日，查理与白金汉离开巴黎，骑马前往西南方向的马德里。[17]查理已然做好了结婚的准备，渴望有一位妻子，但相较于找一个人当新娘，这趟旅程更重要的任务是解决一个事关家族荣誉的问题。“说到底，”提到这项任务时查理说，“这事关我的姐姐。”[18]这是查理第一次离开父亲独立执行外交任务。在他面前还有700英里（约1126千米）才能抵达君主国西班牙的首都。一路上险象环生，对于詹姆士一世信奉加尔文宗的臣民而言，查理此行的目的地正是邪恶帝国的核心。伊丽莎白与天主教西班牙之间的战争，铸就了英格兰人对新教的认同，当时他们的家园面临着无敌舰队入侵的威胁。此时，英格兰新教身份的认同所面临的威胁，相比于往昔更是有增无减。
16世纪90年代，新教已经传播到了半个欧洲，而今它的势力范围却在收缩。天主教会在路德发起宗教改革运动之后也进行了改革，其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教皇们因个人苦修而闻名，他们领导着一群教养不凡、意志坚定的神职人员。天主教的复兴，即反宗教改革势力的复苏，冲击着加尔文宗，与此同时，加尔文宗的内部分歧进一步削弱了自身的力量，而此时他们又要再次对抗天主教哈布斯堡的军事力量。哈布斯堡的奥地利和西班牙两个支系的军队在欧洲行进，企图用武力让新教徒重新皈依天主教。[19]
在儿子和宠臣出发之后，詹姆士一世派出一名信使，赞誉他们是“勇敢的骑士，必将书写新的传奇”。事实上，詹姆士一世也十分担忧，不知查理的西班牙之旅会通往何处。
【注释】
[1] 关于宗教改革和战争的最佳论述，参见Peter Marshall’s The Reformation,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2009),英格兰宗教改革的完整历史则参阅他的Heretics and Believers (2017)。
[2] 归正宗信奉茨温利（Huldrych Zwingli）和后来的加尔文（John Calvin）的信条。
[3] 对天主教徒而言，基督在骷髅地（Calvary）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一桩意义非凡的事件，不受时间左右。天主教祭献最重要的仪式是弥撒，弥撒揭下了蒙在过去与现在脸上的面纱，直接来到了通往基督牺牲的时刻。既然是祭献仪式，那么仪式就要在祭坛上举行。所以，当神父在祭礼中说出灵语时，面饼和红酒就会变成基督的肉身和鲜血，该奇迹被称为“变体”（transubstantiation）。路德宗的温和派观点认为，当面饼和红酒尚未彻底变体之时，它们里面是真正存在着上帝的。在加尔文宗看来，圣餐礼是一种纪念活动，被称为“最后的晚餐”。
[4] “胡格诺派”一词的源头并不确定。胡格诺教徒在幕后支持了长达三十余年的法国内战，内战的顶峰是路易十三那信奉胡格诺派的父亲亨利·德·波旁成为法国王位继承人。由于巴黎人宁死也不会接受一个新教国王，亨利在加冕成为亨利四世之前转信天主教，有人给他杜撰了“巴黎值一场弥撒”这句话。
[5] 亨利八世的儿子爱德华六世在英格兰推行加尔文宗改革，他死后，加尔文宗便被他同父异母的天主教姐姐玛丽·都铎（“血腥玛丽”）清扫一空。如果她有子嗣，而不是新教徒伊丽莎白作为继位人的话，那么在他们统治下，英格兰很可能继续信奉天主教。
[6] 一名耶稣会士在一本小册子《论下任继位者》中宣称君主制的本质是选举制，并以都铎王朝为标榜，詹姆士对此忧心忡忡。
[7] 戈弗雷·古德曼（Godfrey Goodman）在其关于詹姆士一世宫廷的历史中描述了一次枢密院会议，这次会议在1603年伊丽莎白去世几个小时后举行。会上讨论了枢密院致詹姆士的信的措辞。塞西尔提供了一张第二代埃塞克斯伯爵写的短笺：“致几位密友，一旦时机成熟，可以有条件地接受苏格兰国王继承王位。”会议上支持限制国王权力的动议被否决了。有关此事的更多信息，参见本人所著《伊丽莎白之后》（After Elizabeth，2005），第131页。
[8] CSPD 12补遗（407）。
[9] Julia Pardoe,Life and Memoirs of Marie de’ Medici (1852),Vol.III,p.218.
[10] 法国有2000万左右人口，是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人口总和的3倍。
[11] 1610年亨利四世有意介入神圣罗马帝国两处领地继承权的争端。亨利尽管是天主教徒，但他支持的候选人是两个新教徒，以反对波旁王朝的欧洲对手的选择——哈布斯堡家族。他的马车停在巴黎狭窄的街道上，一个高大的红发男子跳上了靠窗的车轮。厚重的皮窗帘被扯下来，男子朝亨利的胸口刺了两刀。马车飞奔赶回罗浮宫，到达时，国王已经死了。目击者说，“当时的情景简直无法形容”。“王宫上下震惊悲痛，像雕塑般呆呆地站着，一言不发。”亨利四世的遗孀，带着路易，守着床上的尸体不停哭泣。对凶手弗朗索瓦·拉瓦亚克的严刑拷打和处决残忍至极，耸人听闻，即便在本书中也无法描述，虽然本书描写了许多人的惨死。Bibliothèque nationale,Charles de la Roncière,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de la collection des Cinq-Cents de Colbert (1908),pp.12ff,64-96; Oeuvres d’Etienne Pasquier (1723),Vol.II,col.1063-4.
[12] Baron Edward Herbert of Cherbury,The Life of Edward,Lord Herbert of Cherbury(2012),p.37.
[13] Letters of King Charles I,ed.Sir Charles Petrie (1935),p.8.
[14] 身为英格兰王后的亨丽埃塔·玛丽，在很短一段时间里被称为亨丽，后来改称玛丽。
[15] Letters of King Charles I,ed.Petrie (1935),p.9.
[16] 同上。
[17] 他们在圣雅克路的旅馆订了房间。这条路是今天拉丁区的一条后街，在当时是出巴黎城的主路之一。
[18] CSPV 1619-21 (576).
[19] 到了世纪末，新教的范围缩减到只占欧洲大陆的五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