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语
本书书名中的“White King”（“白国王”），取自查理的同代人为他起的绰号。对支持者而言，他是神圣的白国王，身披纯洁无瑕的王袍。对反对者而言，他是梅林[1]预言中的白国王，一个注定以暴力结束一生的暴君。这个绰号今天已经不太为人所知，我希望它能激起人们的好奇心：人们想知道，从这个极其不同寻常的查理一世身上，还能发现哪些出人意料的事。
新发现的手稿赋予了查理这样的形象：一位志存高远、激发臣民无限忠诚的国王，但别忘了，他也是肉体凡胎。这正是大多数人遗忘了的。朋友誉之“殉道士查理”，敌人谤之“杀人犯查理”，而在大众的记忆中，留下的是关于他的极端记忆。查理在史书中被钉在了失败国王的一页，他被自己的臣民处死。而现在他却像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干燥标本一样被保存起来。在很多记述中，似乎他一出生就已注定失败，因为他的性格造就了其命运。
我们常常自以为抛弃了旧的偏见，但我们对查理的记忆说明，表象之下的偏见仍在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在过去，身体残缺被视为人类堕落天性的标志。在莎士比亚笔下，理查三世扭曲的脊柱是他扭曲的灵魂的表象。我们将查理的命运回溯至他童年的身体缺陷时，发现他与理查三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如他孱弱的双腿是他性格软弱的生理表现。但是，他克服身体残疾的决心和毅力而成长为一个健壮的成年人，无疑更令人感兴趣。
不过，对查理的这种错误成见导致了两种后果。一是出版商和作家对王室历史中最伟大的故事和最重要的统治漠不关心。虽然学者对查理进行了令人兴奋的学术研究，也有围绕查理情史的八卦，但是，出版商和作家依旧持续不断地为普通读者产出越来越多关于都铎王朝的作品，而对风险较大的选题敬而远之。二是不假思索地将内战的惨状归咎于查理，从而掩盖了那些对战争同样负有责任的人的踪迹——大众对过往议会英雄的记忆也需要修正。
在查理被处决之后，很多人将他视为殉道士，但本书不打算以这种视角重塑查理一世，而是赋予他生命，展示他的成长和变化，将他恰如其分地置于他的时代语境和同时代人之中。在过去，查理的故事是从十分男性的视角书写的，而当时独领风骚的女性政治人物却常常被遗忘和忽视，其实她们也是剧情的一部分。
本书引用的几封王室佚信，是首次引用，不仅让查理发声，还让他备受非议的天主教妻子亨丽埃塔·玛丽亚（Henrietta Maria）发声。在男性主导的话语体系下，她的名誉仍旧没有恢复。女人一直被视为情感的而非理智的造物，亨丽埃塔·玛丽亚也经常被描绘成歇斯底里的女孩，即便她已成长为成熟的女人，却也只有孩童水平的智力和政治头脑。是女人给世界带来了罪恶，亨丽埃塔·玛丽亚（姑且不论她那被人凭空想象出来的愚蠢）仍被视作引诱亚当查理的夏娃，是她导致国王查理偏离了正道。
在本书中，亨丽埃塔·玛丽亚将以新面目示人，她是伟大的、勇敢的法王亨利四世纤毫毕肖的女儿，是不逊于亨利八世任何一位妻子的非凡王后。
本书的前几章将带我们走进欧洲各大帝国。这是查理的姐姐，也就是波希米亚“冬后”的世界，是反宗教改革高歌猛进、清教教堂一片火海的世界，也是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的世界。此时，清教徒建立了殖民地新英格兰，而伦敦充斥着迅猛发展的新媒介，这些新兴媒介报道着议会的政治活动。
世事风云背后是关于权力和信仰的理念，它们在现代有着共振：民粹主义满足了宗教对暴力需求的正当性，君权神授论是王室向恐怖宣战的一部分。
宫廷美人露西·海（Lucy Hay），即卡莱尔伯爵夫人，她是亨利八世的情妇玛丽·博林（Mary Boleyn）的后代，自称是查理的情妇，更是其中的一位关键人物。作为最后一个博林氏女孩，露西本身就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她的重要性还在于，她是历史学家约翰·亚当森（John Adamson）构建的“埃塞克斯家族谱系”的一员。
本书涉及的埃塞克斯家族成员是已逝的都铎王朝的后嗣，他们分别是伊丽莎白一世最后的宠臣——第二代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Robert Devereux）的儿子（第三代埃塞克斯伯爵）、外甥（罗伯特·里奇和亨利·里奇）和外甥女（露西·海）。他们贯穿于查理一世从继位到被处决的故事始终，辅助解释着这个故事。
露西的表兄罗伯特·里奇（Robert Rich），也是第二代沃里克伯爵（Earl of Warwick），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私掠船船长，并深度参与了清教徒开拓殖民地的活动。这个与美洲的关联意义重大——它将沃里克伯爵与内战里其他代表人物联系在一起，也将沃里克伯爵与伦敦激进的反对派联系在一起。沃里克伯爵的弟弟霍兰伯爵亨利·里奇（Earl of Holland,Henry Rich）跟他相反，与查理走得很近，他是离经叛道的法国宫廷侍女玛丽·德·谢夫勒斯（Marie de Chevreuse）的绯闻情人，也是亨丽埃塔·玛丽亚的宠臣。他和露西·卡莱尔一样，在国王夫妇身边扮演着亦敌亦友的角色，两人都没有什么信仰，可以一而再地改宗，他们的命运维系在侍奉的男主人和女主人身上。
本书第一部分的导火索是查理决定让王国参加三十年战争，为斯图亚特王朝的利益而战，为欧洲的新教事业而战。第一部分题为“父亲的‘妻子’”，这里的“妻子”指的就是王室宠臣、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George Villiers）。他是詹姆士一世政坛上迅速崛起的一颗新星，被视为美貌与邪恶的化身。他破坏了年轻的查理一世与议会的关系，支持备受争议的宗教改革，他在军事上的失败更增添了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威胁意味。本书披露的一封王室信札，提供了亨丽埃塔·玛丽亚对白金汉公爵遇刺事件的私人描述。
第二部分，“妻子的朋友”，以查理将英格兰从三十年战争中解脱了出来，拔出欧洲事务的泥沼为开端。查理的宫廷享受着“太平日子”，戴着精美的宫廷假面，粉饰出一个和谐的理想世界。这段宫中时光在范戴克（Anthony Van Dyck）的绘画中记录了下来，画中枝繁叶茂的国王一家身穿奢靡的丝绸和蕾丝。1642年这一切结束了，天翻地覆，苏格兰入侵，爱尔兰叛乱，街头暴动，查理携家眷逃离伦敦。国王的宠臣们，露西·卡莱尔和亨利·霍兰，在国王与英格兰议会之间，选择倒戈，他们相信在未来的冲突中议会将获得胜利。
第三部分，“变节的仆人”，涵盖了英国内战，“仆人”指的是亨利·霍兰。霍兰更像一只奢华的孔雀而不是虔诚的清教徒，他让我们明白敌对双方彼此各部的联系是多么紧密，各条战线是多么变动不居。查理敌人笔下的亨丽埃塔·玛丽亚张扬跋扈，他们认为天主教和教皇制是威胁。这些宣传在今天依然具有影响力，世俗社会对天主教的怀疑，仍蔓延在后新教时代。
实际上，这场战争也是新教徒与新教徒之间，围绕英格兰教会的本质和国王与议会之间确切的权力边界的战争。许多议员将为国王而战；许多议员起初反对国王，最后却反对他们以前的同道——霍兰便是其中之一。
即将来临的悲剧拥抱的不只查理一人，还包括他的臣民。内战把英格兰拖进了战败国的悲惨之中。密集的暴力和战争场面，是本书着重叙述的部分。查理竟然幸存了下来，但在本部分的结尾，他已经被议会囚禁了起来。此时，一场反抗议会铁血政策的叛乱爆发，苏格兰又发起新的入侵。
本书最后一部分，“天罚”，介绍在查理的传记中鲜为人知的另一个女人：简·维尔伍德（Jane Whorwood），保王党的间谍，查理一直渴望她能做他的情妇。真实的查理既不是圣徒也不是妻子的傀儡，只是一个有功有过的男人。他酷似古希腊悲剧中的英雄：一个英勇的国王，志向远大，他的弱点和过失使他走向毁灭。[2]我们随着故事逐渐步入尾声而感到恐惧和同情，因为他引发的一切仇恨都随着他的死亡而烟消云散，而这些是他挚爱的儿子，即愤世嫉俗、无忧无虑的查理二世再也不会经历的。
本书最后一章以查理的葬礼开篇。人们认为查理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身穿白袍加冕的国王，这种观点是他绰号的由来，然而事后证明这并不真实，而那则著名的关于他在暴风雪中下葬的描述也掺入了神秘色彩。不过，有关查理一生中和在位期间发生的感人至深的戏剧仍在上演。关于查理那饱受非议的王后、哗众取宠的政客和宗教恐怖政策的故事，关于对外战争和内战的故事，关于民间疾苦的故事，连同对一个不一样未来的种种期许和随之而来的大屠杀所留下的阴影，这些都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史诗题材。
【注释】
[1] 中世纪传说中的魔术师和预言家。——编者注
[2] Sir Simonds d’Ewes引自 Alastair Bellany and Thomas Cogswell,The Murder of King James I (2015),p.9; David Nichol Smith,Characters from the Histories and Memoir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1918),p.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