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深度学习系统是如何建构的？

陈明键

希腊文明求真，东方文明求道，

犹太文明以求真的方式求道。

——特拉维大学终身教授　张平

有一位17世纪的哲学家，马克思认为他是近代哲学史上辩证法的卓越代表，他被黑格尔推崇为哲学的最高荣誉，黑格尔说“他是哲学的重点，不了解他的主义就不是哲学”，他就是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唯一祖先”的哲学家斯宾诺莎。斯宾诺莎在其《伦理学》这部著作里，以惊人的抽象能力，仅从给出的六个定义和七个公理，顺理成章地推出“神”与“自然”的一致性，将上帝去人格化，将其实体化为整个宇宙，这个演绎论证的结果在逻辑上非常可靠。

从轴心时代开始，东西方两大文明分别从拼音字母和象形文字两条道路，开始了各自独特的旅程，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认知规律。古希腊文明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三杰”启用“逻格斯”（逻辑），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学加入后，希腊文明就正式走上科学崇拜的道路，学习的方式就是基于逻辑的“领会”。以古代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神秘主义引《易经》为源头活水，老子在三千年前提出了“道”，玄之又玄给出结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且明确“道可道非常道”，拒绝任何逻辑推理，学圣贤之道靠的是“领悟”。如果我们用东方的“道”来替换其中“神”的概念，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证明了“道”与“自然”的一致性。哲学史上，第一次有人用欧几里得式的推理证明了“道法自然”，完全用西方的逻辑来拆解老子、孔子。

斯宾诺莎的父亲是荷兰人，作为当地犹太人的会长和犹太学校校长，斯宾诺莎从小受到经典的犹太式的认知训练，长大后如老子般无欲的斯宾诺莎，完成了一次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以科学解玄学，以西方逻辑论证东方之道。一个犹太哲学家以一己之力完成了这项东西方文明融合的巨大工程。无独有偶，两个多世纪后，另一位犹太科学家爱因斯坦两个肩膀扛着一个脑袋，仅通过独立的抽象的思想活动发现了相对论，完成了物理学的革命。

两位犹太人，一位哲学家，一位科学家，他们的创造性思维的养成与犹太学习方式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自20世纪80年代起，“学习”这一古老的行为也成为研究的对象，“学习科学”（Learning Sciences，LS）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它关注认知在自然状态和被精心设计的状态下如何发生，同时跳出认知自身，将社会、文化环境纳入认知建构体系。建构主义（Constructionism）学习逐步取代教授主义（Instructionism）学习，成为全球性潮流。

犹太民族作为这颗星球上耀眼的学习模范生是如何在历史长河中构建独特的认知象牙塔的呢？2019年3月，我选择来到耶路撒冷，来到希伯来大学做访问学者，尝试用学习科学（LS）的研究方法去探索犹太学习模式。

当我有机会沉浸在犹太社会的日常生活气氛里，本着“破万卷书、交万人友、行万里路”这三大原则，在以色列当地，我结识了很多犹太学者、教育家，到访过许多犹太家庭，并由此深入他们的生活。其间，我访问了近百名各界人士，其中有两位诺奖获得者，有国会议员、两位大学校长、两位中小学校长、幼儿园园长，还有总理发言人，也有国防军女将军和老兵；希腊和希伯来是西方文明之根，为了对比不同角度，我还找到一位横跨希腊与希伯来文明的希腊政治家兼教授，他的父亲就是雅典当地的犹太人领袖，他本人曾经出任过雅典市市长。

经过一年多的访学，我初步了解了一个犹太学习的模型：犹太学习不是个体犹太人的学习，而是在犹太社会文化精心设计的状态下的认知过程，并在此认知的基础上初步构建了犹太早期教育与后期创新的关系之“3N”模型：innovation，religion，education，也就是创新、信仰和学习的三角关系。从全球范围来说，关于学习和创新的关系是二元论，其中学习引导了创新。我觉得在以色列，这一关系的不同在于“三元和合”。犹太传统文化对学习去功利化的坚定信仰，犹太信仰求真的学习态度，以及最为重要的，犹太信仰教育里所富含的论辩精神创造的深度学习和群体情境，浸润了犹太家庭、学校和社会各个层面，孕育出犹太人独特的创新精神。

学习的目的是什么？

这项研究首先发现学习的非功利性构筑了犹太学习象牙塔的底座。犹太人学习的目的性与我们有很大不同，他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学习，而不是考分，甚至不是知识。

学习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或者说，学习可以无目的吗？

学习是为了获得知识吗？与罗素先生合著《数学原理》的教育家阿尔弗雷德·怀特海指出：“一个人如果只拥有广博的知识，那他就是世上最无用、最无聊的存在了。”

学习是为了改变个人和国家的命运吗？中国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最早的科举制度，社会底层人士第一次拥有了依靠学习这一技能而实现阶层跃迁的机会，“学而优则仕”赋予了学习强大的功利性。对于近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因为国家落后挨打，学习成了学习者振兴中华的爱国方式。

如果说硅谷就是当代西方文明的科技之果，那么这棵树的根在哪儿呢？很多人说西方文明的根源有两个：一个在希腊，一个在希伯来（犹太民族的古称）。其中，希腊文明代表了科学精神，而希伯来文明代表了律法精神。犹太律法的学习观认为学习的目的不可着眼于功名利禄，甚至报效父母祖国都是着相，学习的目的就只能是学习本身，这样才能获得智慧。一言以蔽之，应天所住而生其心。

犹太人常引以为荣的“为学习而学习”，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公元70年发生了一件大事，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被罗马军队驱逐。当时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拉比，叫约翰兰·本·撒该（Yohanan Ben Zakkai），他从罗马皇帝（当时还是罗马军队统帅）韦斯帕先那里获得了一项许可，在以色列的亚内夫建立了一所全日制的学校，并提出一条戒律，即每一个犹太父亲，当他的儿子处于6～7岁的年龄阶段就要送到全日制的学校去读书，如果他的父亲不这么做，就没有资格成为一个犹太人。在公元70年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处于农业社会阶段，六七岁的男孩已经算得上家庭劳动力的一分子了，可以帮着家里放牛、放羊，让孩子去一个全日制的学校读书应该说是一件很不经济的事。也正是因为这样一条戒律，当时绝大多数的犹太人选择其他的信仰，这个过程大概经历了500年。在这500年左右时间里，犹太人从550万人降低到了150万人。就是从公元70年开始，学习自此变成了犹太文明中一个很重要的规定，也就是说，凡是对学习不重视的人都不能做犹太人，饿死了都要让孩子去读书。因此，学习成了一把筛子，留下来的都是坚信学习是神圣的。因此，在公元550年筛选出来的150万犹太人都称得上是对非功利学习的坚定信仰者。

聪明是因为基因吗？

中国人普遍认为犹太人要么很聪明，要么很有钱。由于一些畅销书的误导，甚至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相信美国乃至世界都控制在犹太人手中。

曾有一个很著名的段子说，这个世界就是由五个犹太人规定的：第一个是摩西，他说世界一切都是律法的；第二个是耶稣，他说世界一切都是罪恶的；第三个是马克思，他说世界一切都是资本的；第四个是弗洛伊德，他说世界一切都是性的；最后是爱因斯坦，他说一切都是相对的。

我曾经对一种叫做“Novelty-Seek”的创新基因非常感兴趣。这个基因是一种突变的DRD4基因。有研究显示，如果它在第7号和第2号（等位基因）上发生了突变，人就会产生强烈的求新求变欲。DRD4基因的突变会使人的大脑对多巴胺不敏感，所以发生这一突变的人在正常生活中会很难感受到快感，他一定要去冒险、探索、奔向诗和远方，这样才能感觉到幸福。

基于这一理论，我们发现走得最远的人类是南美洲人，他们在各个人种中DRD4基因突变的概率最大。起初，我猜测可能犹太人有这种基因，天生就是游牧式的自由基因，但找不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样的假设。我也曾考虑是不是表观遗传的原因，因为表观遗传作为一种新的学说，正好最早发现并提出这个理论的就是希伯来大学的教授海姆·锡达尔（Haim Cedar），于是我专门去找他请教了这个问题。

什么叫表观遗传？这样的“遗传”并非先天性的，而是后天生活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基因的影响。我问海姆教授，“是不是这种表观遗传也会遗传”？他说“当精子和卵子一旦结合成为受精卵以后，来自父母双方的这些表观遗传信息就会全部消失”。因此，他认为犹太人创新思维的来源很可能不是遗传，而应该是学习，因为学习是比DNA或者表观遗传都更加高效的一种方式。

应该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40年发展奇迹的根基在制造业，Made In China的奇迹是因为有一代高素质低成本的劳动者，其中，中国式学习的功劳首屈一指。中国式学习的“教授主义”理念注重题海战术，要求背诵知识，要求记忆程序，培养了每一个学生应知应会的能力，这样在做基础工种时效率就很高，比如生产线上的工人，一个指令下去，十万部手机造出来了。如果是以色列工厂，一条生产线有一万人，车间主任说这么干，可能有九千个人举手，会问为什么要这么干或为什么不能那么干，生产线就没法开起来。所以，在以色列你很少会看到有大公司，尤其是制造业大工厂。中国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成本优势？就是中国学生在基础知识上的应知应会非常强，有时候你走出国门反而能看到我们自己教育的优势。我们不鼓励学生提问，因为课堂提问太多，教学进度就没法保证了。确实，培养的“爱因斯坦”少一点，但是也保证了绝大多数人普遍地应知应会。

在教育的模式上，犹太式学习是非常典型的“建构主义”，通过提问和辩论，构建深度学习的情景，不允许独立学习，注重外化与表达，从而激发心智成长。以色列不重视背诵，不注重题海战术，教育非常宽松。孩子们没有什么作业，也没有排名，我回国后的第一天到一个小卖部去买东西，妈妈在那儿盯着儿子在拼音本上抄拼音，我问每个拼音要抄多少遍？她跟我说一百遍。这种机械训练在以色列的学习里是没有的，给最天才的孩子留下了思考的空间，但同时也放任了对绝大多数孩子的这种基本技能的训练。所以，以色列学习模式最大的隐忧是，这种犹太提问式教育造就了“爱因斯坦”的同时，也耽误了不少人。提问式的教育忽视了学生的应知应会，这也造成了以色列今天普通劳动者的素质不如中国。你在以色列的体会就是，高科技高，低科技低，如网速慢、建设慢、服务差。有一项调查显示，在79个OECD国家中，以色列PISA“评鉴学童学习能力”的排名非常靠后，目前数学与科学排第41名，阅读排第34名，这个排名和它在全球创新能力方面的排名相比，实在相差巨大，原因就是建构主义学习带来的两极分化。我的好朋友约夫·阿蒂亚斯（Yoav Attias）是希伯来大学的首席安全官（相当于保安队长）。他曾说道：“我们以色列这么一个创新国度，从事创新的行业人口其实也不到1%，但是如果我们全民都有批判的思维，都长于争辩，活就没法干了。我跟手下的保安说，拉开门一个简单动作，一个保安马上就会提问，为什么不能装个摄像头让这个门自动开，另外一个保安会问为什么不能推开，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争论。我就想直接了当告诉他们，按我说的做，别跟我废话了。”可是，他每天下午都头疼，到我那儿喝啤酒，抱怨他和领导意见不一样。我就跟他说：“你老是抱怨手下不听话，你也不听你领导的话。”他于是苦笑着说：“我们犹太人脑子都进水了。”是像我们中国的这种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教授主义式的学习模式更好，还是以色列这种鼓励提问、鼓励争辩的建构主义模式更好？我们不禁会思考这样的问题：没有作业负担、没有校外补习，构建协作与对话的学习环境，鼓励提问与辩论，中国能不能向犹太人那样，诺贝尔奖得主辈出？在今日国际竞争的新格局中，创新取代制造成为国家战略竞争的焦点，中国已经把创新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文章合为时而著”，今日中国式学习转型升级之大目标是培养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创新者。为了养育一代创新者，他山之石，应以为鉴。

问题意识从何处来？

只疑不悟。

没有质疑，就不值得相信；没有提问，就谈不上创新。犹太的学校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非常注重孩子的提问。爱因斯坦曾说，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周其仁先生从以色列访问回来后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一个犹太学生的妈妈，孩子放学回家，她问的问题就是“你今天提了什么好问题”。这个孩子就是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的赫伯特·布朗。

在我们中国教室的课堂上，每个人都坐得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当你去过犹太学校，会发现在犹太的学校课堂里，无论小学还是中学都是混乱一片，简直毫无纪律。但这就是犹太学校教育的一个特色：鼓励学生向老师提问，甚至胡乱提问，不停提问。

我在上高中的时候，也很喜欢提问。但是当我第三次举手的时候，老师就有意见了：你别再提问了，总是你一个人提问，你学得更好了，可我们班上还有70个同学怎么办？就这个问题我和当地犹太学校的校长一同探讨，学生不断提问教学进度怎么保证呢？校长说：“我们宁可耽误教学进度，也要让孩子能够提问。”当然，他们的课堂比我们小得多，一个班只有20多人，即使20人每个人都提问，一堂课45分钟很快就过去了，可他们宁可牺牲教学的进度，也要保证每个孩子来提出他们的问题。此外，学生提问是要胆量的，以色列老师从小鼓励孩子的一种精神，就叫胡兹帕精神。胡兹帕精神是什么呢？有各种各样的翻译，胡兹帕精神说得好听点就是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说不好听就是胆大脸皮厚。这个是犹太人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在他们童年时代就受到了极大的鼓励，从小就培养孩子们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当他们要达到一个目的的时候，他们总是反复不断地争取。我去过两所小学，我就发现那些孩子们无所顾忌地围着我闹，我充分体验到了胡兹帕精神。以色列更多鼓励孩子胡兹帕，中国更注重鼓励孩子听话。

这种不屈不挠的质疑、提问精神，应该也与犹太传统信仰的方式有很大关联。实践信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坚信的方式，一种是求智的方式。而犹太文明里最重要的也是最可贵的是对权威观点的质疑与挑战。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故事就是“蛇炉之辩”。

从公元前2世纪到圣殿被毁期间，犹太社会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从先知时代走向了拉比时代。一群人争论拿小碎瓦片砌的炉子是否洁净，会不会因为煮了不洁净的东西导致里面就不洁净，其中有一个叫以利以谢的律法权威，他说一不二，但在“蛇炉之辩”中大家都不买他的账。他认为关于这个问题就不用争了，听他的就好，他就代表律法。但有人质问，凭什么他代表律法。以利以谢说，如果大家不信，就让门口豆角树飞起来证明他是对的，果然豆角树就飞起来了，其他人说飞起来也不代表你说的是真理。以利以谢又说，如果他说的是真理，就让门口那条河倒流，说完河就倒流了，可又有人说河倒流也不能说明你说的话是对的。以利以谢说：“如果我说的是真理，现在我们辩论所靠的墙壁就会倒塌。”眼看着墙就要倒下来，这时候，有个叫约书亚的拉比就说：“停！我们的辩论关墙什么事？”于是墙就停了，斜在那不动了。以利以谢一看不行，得拿出杀手锏来，于是他搬出上帝，问上帝自己说的是不是真理？上帝的声音传来：对，以利以谢就代表着我的律法！这时，众拉比说：“当年您在西奈山与我们定约的时候，就给了我们真理，我们一切都依据约定来。您在约定里面说了，当有争议的时候少数服从多数。”上帝听到了他们的辩论觉得太有意思了：“我的孩子们把我说服了，我的孩子们用我的律法打败了我。”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张平教授，曾经针对犹太经学教育的这种协作式辩论特点，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说法，叫平行逻辑。可以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认为正面和反面都是真理。认知的进步不是靠记忆背诵，而是依靠辩论，具有不同观点，但是有共同价值观的学习者之间的协作辩论。辩论的目的不是占上风，不是取得辩论赛的冠军，而是促进深度学习。有个特别著名的笑话说，两个人来找一个拉比打官司，甲说乙如何不好，拉比说他是对的；然后乙说甲怎么不好，拉比说他也是对的。等他们俩都走了以后，拉比的儿子问父亲：“两个人说的都不一样，你怎么能说他们都是对的呢？”拉比说：“儿子你是对的。”这就是一种平行的逻辑，这种逻辑其实就打开了一个并行不悖的空间。我们禅宗有句话：没有疑团就没有公案。当你有质疑的时候，当你有挑战的时候，当你没有一个绝对真理的时候，就打开了创新的空间。创新从提问开始，你能对现有的东西提出问题、提出质疑，这才是创新的起点。

犹太信仰学习的是什么？他们把律法本身作为学习对象，在犹太文明里面还有一部分是口传律法，就是我们后面要说的《密释纳》，它就是不同时代的杰出拉比分别对犹太律法做出的解释。这些不同的见解和争论就变成了《密释纳》，关于对《密释纳》里面争论的争论就是《革马拉》，《革马拉》加上《密释纳》就是《塔木德》，而《塔木德》成了犹太律法教育的经典。《塔木德》一共2711页，每天读一页，为什么只读一页？因为深度学习思维强度太大，有时读三行就开始头疼。《塔木德》是禁止单独学习的，一定要有一个搭档，这个搭档既是表达对象，也是辩论对手。维果茨基（Lev Vygotsky）作为学习科学的理论奠基人，认为知识都始于社会交互，然后被学习者内化的。今天学习科学家都同意，学生间的协作和讨论很关键，发声思维比一个人寒窗苦读的学习更深刻、更高效。

禅宗也有辩论，但更多靠的是领悟。中国的很多禅宗高僧是顿悟的，就像六祖慧能，在厨房里帮工打下手，他也可以当下觉悟；犹太教的大拉比却都是《塔木德》一页一页辩论出来的，但也正是《塔木德》这种严谨的逻辑训练，使得犹太人具备了几千年下来形成的一种逻辑思维、质疑思维的传统，内化成了犹太人生活的准则。

18世纪，在犹太教内部有一个著名的运动，叫哈斯卡拉运动，即犹太教的启蒙运动。运动旨在吸收启蒙运动的价值，推动社群更好地整合进入欧洲社会并借此增加世俗内容、希伯来语和犹太历史教育。

《拿破仑法典》提出人人平等原则，即所有法国国民，首先是法国人，其次是犹太人、基督徒、犹太教徒等，都是平等的。这股人人平等的风气吹到了德国、匈牙利，然后就产生了哈斯卡拉运动，相当于让犹太人可以自由地走出他们生活的小圈子——“Getto”（隔都）。这个时候这些人打开了自己，他们从单纯的犹太社区走出来上大学。犹太学习的辩论、挑战和质疑的教学方法被他们用到了科学上，变成了“爱因斯坦”；用在了艺术上变成了“门德尔松”；用到了政治上变成了“托洛茨基”。他们几千年的训练和思维模式使得他们拥有了一门“大炮”，原来这门炮就是专门对着律法学习，现在开始朝向艺术、科学和政治，在各个领域四处开花。

餐桌如何成为深度学习的课桌？

心空下来，创造力才真正涌现出来。

犹太节日晚餐是一场场放空后精心设计的互动式家庭学习，学习种类研究发现这种非正式的学习环境是有效学习更可能发生的场景。首先，全世界哪个家庭不重视教育？可怜天下父母心，教育几乎每个民族都重视，只是犹太人更重视家庭学习。那犹太家庭学习有什么特色呢？如果你细微地观察，就会发现，犹太的家庭学习和中国的家庭学习有很大的不同，这和犹太人的节日传统有很大联系。

今天的以色列虽然多数家庭不再信教，但是节日传统依然影响着这些家庭。他们的“逾越节”晚餐就专门全家共读《逾越节传奇》故事，讨论犹太人怎样出埃及。显然，这样的共同学习对小孩子来说就是最生动的学习。

我们着重讨论一下犹太节日里最根本的安息日。对犹太人来说，安息日是神圣的，其中最为重要的又是安息日的晚餐。我和王石先生曾一同去海法理工大学阿维教授家过安息日，这一天每个人都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去教堂做安息日的祷告。晚饭前爸爸亲吻每一个孩子并一一祝福他们。然后洗手、吃面包，晚餐正式开始。整个晚上吃喝和祈祷大概占20%，剩下80%的时间主要是学习讨论。学习讨论什么东西？这个很有意思，全世界的犹太人都遵守一个进度，一本《妥拉》分成52个部分，每周讨论一个部分，比如新年后的第一个安息日就是讨论《创世记》，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学习《创世记》。若今天讨论“雅各牧羊”，全世界的犹太人，不管你在非洲、在美国，都是讨论这一个章节，全球同步，同频共振。

餐桌上的讨论一般是由父亲来主导，他负责给大家提出问题。比如那一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讨论的正是《创世记》，作为教授的父亲就问为什么上帝先创造鱼，然后是鸟，然后是爬行动物，然后是哺乳动物，最后才创造人？为什么不是反过来呢，先创造人，再创造哺乳动物，再是爬行动物，再创造鸟，再创造鱼？家里每个孩子都要发言举手，5岁的孩子也举手，不让他发言还生气。最后，父亲说他刚刚开了个科学大会，会议期间参观了自然博物馆，突然发现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这个顺序，就是先从鱼到鸟，到爬行动物，到哺乳动物，再到人。这说明什么呢？达尔文发现了上帝创造物种的轨迹，这是巧合吗？一晚上就讨论这个问题。由此你可以知道，犹太人是抱着一种科学求真的态度来实践信仰的。安息日祈祷、仪轨的部分只占很小部分，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研究律法，不是研究信不信，而是研究科学性、逻辑性。整个安息日晚餐活动，父亲相当于一个主持人，负责组织调度这个家庭的party。在所有犹太人家庭里，父亲都不是一个决断者，而是讨论的参与者和组织者。他看上去是给了一个回答，比如说，进化论印合了上帝的创造次序，但是他也没有说这就是结论。他只是说：“我去参加一个科学的会议，我突然想到了这个。”这是一种启发和引导。如果在餐桌上出现一个绝对权威，大家就没有办法把讨论继续下去了。所以你会发现，在安息日晚餐上，当人多的时候，父亲根本就按不住孩子们，他们总是互相打断，虽然场面显得乱哄哄的，但讨论却是渐渐深入的。

前面提到过的“表观遗传学之父”、以色列国宝级老教授海姆·锡达尔，有一次也请我们去吃安息日晚餐，孙儿孙女一大家。那周安息日晚餐讨论的是雅各牧羊，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是以撒的儿子。雅各给他舅舅放羊，但舅舅老克扣他工钱。雅各就和舅舅商量，说以后羊群里面纯色的都归舅舅，无论黑的还是白的，但是有花斑、有点的就是他的。他舅舅想这傻孩子，带花斑的没有几个，于是就答应了。而雅各每当肥壮的羊在交配期时，就在河边插上一些树枝柳条，这些羊生下来就会带花斑、带点。然后这些羊再往下生，又都是带花斑、带点的；那些瘦弱的羊交配的时候他不插柳条棍，它们就没有花斑花点。最后，雅各的羊又肥又壮，他舅舅的羊都又瘦又弱，雅各就发财了。

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教授出示了一张他做实验的图，4只老鼠颜色不一，但它们都是同一个妈妈，同样的基因。这是为什么？因为他选相同基因的老鼠喂它们不同颜色的食物，喂浅色食物的老鼠的后代颜色变浅了，喂深色食物的老鼠后代颜色变深。教授说，食物颜色改变的遗传就是表观遗传，DNA是先天的遗传，表观遗传就是后天的遗传，不是DNA带来的遗传。教授就这样，给儿孙们通过讲表观遗传学来解释雅各牧羊的故事。

安息日制度给犹太人创造了最重要的群体学习、独立思考协作创新的空间。自我发展才是有价值的智力开发，而这一过程主要发生在16岁到30岁之间，中国孩子无论在学校和家庭都被教授了过量的“惰性观点——不经过质疑、辩论便接受的知识”。背诵和记忆只是浅表学习，经过质疑和讨论才能成为深度学习。

我们中国能不能把安息日制度从以色列进口过来？不过安息日，无法让所有人每周都同频同步，像过年一样都休息，不加班，不做别的，群体安息。但我觉得至少有一条中国家庭可以借鉴，安息日晚餐的核心就是和孩子的讨论与启发教育，我觉得至少可以去尝试一下，搞这样的家庭party，提出一个问题，由全家大小来讨论。题目往往是有争议性的，比如，好人为什么也会有厄运呢？为什么会发生那么苦难的大屠杀呢？也可以一起讨论美国的大选，或可以找到近期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情，跟孩子们一起讨论，形成一种习惯。这样，留出更多时间是不是可以培养孩子们的阅读、讨论、质疑和思考的习惯呢？可能一开始孩子无话可说，时间长了智力就会被引导激发出来。

创新与军事斗争相关吗？

本书中介绍了垃圾乐园、手术室外的学校等各式各样的特色学习。但以色列这方面最大的特色就是军事学习。以色列的胡兹帕精神让学生在课堂上为所欲为无法无天，但是当他们高中毕业的时候，每一个学生，无论男女，下一堂课在哪里上？在战场上。全世界有很多国家和地区是义务兵役制的，比如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但是女性也要服兵役的只有以色列。女孩可能很少在战斗部队，可能是在医疗单位、通信单位，但是女孩也一样要扛枪，接受一年多的军事训练。

战场变成了课堂，每一个以色列高中生的第一所大学，实际上就是军队。战场上没有什么玩闹嬉笑，这时候的胡兹帕精神，不是闹哄哄，而是荷枪实弹真正无畏地去战斗。有两位希伯来大学的教授就曾说道，以色列有这么多杰出的科学家，根本原因就是服兵役。服兵役是犹太杰出科学家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秘方。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扔到沙漠里，扔到战场上，这个时候不但要保住生命，还要打胜仗，那种考验是用鲜血和生命在答卷子，这和之前学校的那种宽松自由的状态正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和对比。好钢要靠火里炼水里淬。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学生一开始在学校里无拘无束，后来到了战场上出生入死，经历真枪实弹的战争洗礼，这样的人再进了大学，还有什么能挡得住他？

但服兵役又与之前在学校宽松自由的提问争辩状态怎么统一起来呢？我特意访问了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位女将军阿米拉·多坦（Amira Dotan）。我问她，人人提问题，到战场上怎么办？她说，孩子们到战场上都乖着呢，因为生死存亡性命攸关。以色列国防军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上级指挥官给下级指挥官很大的授权。攻占一个山头的时候，他的上级并不给他具体的战斗方案，你要自己去搞定。有一次，一枚地对空导弹向以色列打过来，以色列用反导弹系统一次就把它打下来了。按这个钮的人是一名女上尉，她的上级就在她楼上，她都没有去请示一下，直接按了电钮。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国土纵深狭小，最窄的地方55公里，最宽的100多公里，跑到楼上报告这一会儿工夫，早就被打穿了。在以色列国防军体系下，一级给一级更大的授权和灵活度，所以这也是我们刚才说的为什么战场也是课堂，他们在这个课堂上有更大的主动权。以色列国防军这么几十年一直打胜仗，也是在授权和指挥这两种文化中不断地磨合。

创新是被生存逼出来的，创新也是被战争逼出来的。以色列的创新动力为何如此强？从1948年建国以后，以色列越打越强，靠的是什么？就是靠生死存亡倒逼出来的创新能力。但创新的根本又在于哪里？近年来，中东和平步伐加快，和平来之不易，靠的是什么？深度学习可能是一个根本。

如何构建“协同创新共同体”？

中以两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在不同学习模式下培养出来的两类人才，恰好使我们未来有非常大的合作空间。今天中国有14亿的人口规模，人口红利早已过去，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老龄化趋势明显，能不能有创新红利？我们在创新方面能不能找到一个低成本可借鉴的学习模式，可不可以有一个最佳合作的伙伴？如果有，那以色列或许应该首屈一指。

产业合作是资产与资产合作，创新是人与人合作。在产业合作上我国与欧美日先合作后借鉴，大有从“抄”到“超”之势。创新是与头脑的合作，今天的重大技术创新越来越带有全球协作的特征，几乎没有一项重大技术创新是在一个国家内完全独立完成的。

如果说犹太科学家擅长从0到1的这种奇思妙想的革命性突破，那么中国科学家就擅长把这种1的突破在实验室里做到10，中国企业家擅长把10做到100。如何把犹太科学家的这种“think out of box”（突围式）的能力和中国科学家的“work hard in the laboratory”（努力型）的能力结合在一起？这就是堪称完美的“0—1—100”的全球协作创新模式。

比如我国的乙肝问题。目前，在中国有1亿乙肝病毒携带患者，其中有3000万是急性患者，这些病发展到后期往往十分可怕，可能会转变为肝硬化甚至肝癌，未来10年大概会有1000万人死于乙肝引发的这些肝硬化和肝癌。但是由于这个病是一个中国特色病，在西方是罕见病，所以西方大公司针对此病的精力和财力投入不足，没有人去研究乙肝的治愈。中国人如何发明一个治愈乙肝的新药？借用以色列的最强大脑，借鉴犹太科学家的奇思妙想，也许就能发现一种新药，治愈中国1亿乙肝患者。

一个民族能不能产生创新者，我想关键要看有没有那样的土壤。很幸运的是，我们这一代人正是生活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创新成为国策，唯高考分数马首是瞻、死记硬背、题海战术的学习模式受到挑战。全球化带来东西方文明交流，我们正可以借鉴犹太非功利性、深度学习、群体情境的学习模式，为学习而学习，让学习本身就是生活，让学习成为一种信仰。为孩子们留出阅读和思考的时间，为学生留出中国式提问的宽松空间，社会、学校与家庭用一种新教育模式，养育一批新时代的创新者，产生一批中国的“爱因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