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周恩来与中办“五·七”学校

李新芝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简称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于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召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三次庐山会议。

在庐山会议期间，周恩来连日出席会议，频繁地找人谈话，通宵达旦地工作。在如此紧张的环境中，周恩来却想起了两个人。一天，他对保健医生张佐良说：“这里现有我两个熟人呢！一个是你的同行，她叫郑淑芸（周恩来的保健护士，当时在江西永修卫生部‘五·七’干校）；另一个是我的同行，叫邓小平，现在南昌附近住。一个‘郑’，一个‘邓’，两个‘耳刀’嘛！”周恩来用这种幽默的方式排解胸中的烦闷和身体的疲倦。

2016年6月30日，栗战书在中办“七一”专题党课上说：“中办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手缔造的。中办成长发展轨迹和党的发展历程是紧密联系的。”的确如此，周恩来在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过程中，一直领导和关怀着中办的工作，自然对中办的干部相当熟悉。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卫士长成元功、财政秘书赖祖烈、机要秘书李庚奇等都在中办“五·七”学校劳动。

1968年底，毛泽东和党中央批准了成立中办“五·七”学校，周恩来阅批了办校的所有报告，并着手解决办校的实际问题。

中共九大以后，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李先念副总理倾注全力协助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业务组的日常工作。周恩来委托李先念帮助中办“五·七”学校解决办校的困难。李先念召集国务院有关部门商量，给中办“五·七”学校解决一部分资金问题，下达购买拖拉机、抽水机、汽车等和建电排站所需有关设备的指标。在那个物资供应十分紧张的年代里，粮、油、肉、糖、布等生活用品都凭票领取，大型的生产机器和设备就更难买了。周恩来指示：“到年底了，国务院没有指标，可从别的单位调拨。”1968年12月29日，中办“五·七”学校先遣队在进贤县火车站接收了8辆拖拉机，其中6辆“丰收”和2辆“东方红”。八连司机单平心回忆说：“这8辆拖拉机来之不易，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给中办‘五·七’学校的，由江西省的指标里调拨给我们。拖拉机是围湖造田的硬件设备，我们很珍惜。”十二连副指导员宋章说：“红壤山有5个山头共约3000多亩……我们用校部配备给连队的‘东方红’拖拉机昼夜不停地把山头推平。”

卫生部“五·七”干校在江西永修县，他们来中办“五·七”学校参观时，羡慕地说：“有那么多拖拉机！真是近水楼台呀！”

周恩来一直十分关心国营农场的生产。“五·七”干校在生产上属国营农场性质，周恩来有关国营农场的指示精神也在“五·七”干校得到落实。

1962年夏天，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在讨论粮食问题时，周恩来指示：“国营农场从1963年起，每年增产5亿斤至10亿斤商品粮。”并指示说：“由于工业支援农业，国家对农场将相应地增加农机具和零件配件的供应，增加化肥的供应，农机具的零件配件质量也有很大提高。因此，国营农场必须努力改进工作，提高职工生产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那些年，中办“五·七”学校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生产能力和产量大幅度提高。

周恩来对中办“五·七”学校的生产很关心，也相当熟悉，他曾亲自提出1971年的生产计划。汪东兴传达说：“今年计划（指1971年），给你们两个大数字。一个：生产300万斤粮食；另一个：纯收入60万元。这是中央的关怀，周总理提的。”

关于经费问题，1976年3月18日，中办“五·七”学校后勤组会计刘须来写了一张条子，现抄录如下：“截至1975年12月底学校资金新建、新购固定资产、农田基建工程价值、财产以及盈余资金，共计337万元。相当于建校初期，国家拨建校投资款95万元的三倍半以上。”曹全夫校长说，学校有钱了，事情就好办了。农民工每人每天5角钱，自己带着粮食帮我们挑土修大堤，修大堤共花了20万元。修电排站花了10万元。

综上所述，如果没有周恩来给中办“五·七”学校批机械设备和资金，哪里来的“五·七”大堤和电排站？更谈不上10年的丰收和自给。当时，中办“五·七”学校的机械化生产和科学种田都走在了江西省的前面。

1970年12月1日至1971年1月26日，在北京召开了党中央、国务院各部门“五·七”干校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办好中央机关“五·七”干校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2月2日，李先念将《报告》报送周恩来，周恩来阅改后，2月13日，又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由中共中央批转下发。

《报告》提出：“做好干部的轮训和分配工作。”“建议允许各部委储备一定数量的干部，以轮换在职干部下放劳动，其余的可根据斗、批、改进度和工作需要，做出规划，逐步分配。司局级以上干部，要报国务院和中央组织部，统一安排。政治上没有审查清楚的干部，不能向外分配。”

这次会议之后，各部门、各地区“五·七”干校干部的分配加快了进程。1971年1月15日，周恩来在接见斯诺时谈到精简机构、下放干部问题：“从前在城市里工作的有能力的干部，经过‘五·七干校’的再教育之后，将到各地去加强那里的领导工作，或者已经去了。”

1969年11月10日，曹全夫传达汪东兴的指示，选派一部分青年回机关，充实机关的干部队伍；送一部分青年参军，到部队锻炼。中办“五·七”学校今后逐渐将青年和老年混合编连。此后，中办“五·七”学校干部开始分配工作。干部分配的去向是：中办各单位、8341部队、江西省及各市县、湖北省十堰市第二汽车制造厂等。到1971年初，机要干校的学生除长期留校办学的，大都分配了。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抓住时机，积极推行解放干部、落实政策工作，率先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并恢复了他们的工作。此后，各地在解放老干部问题上，也有所进展。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的一大批干部，得以分配工作，陆续离开“五·七”干校。

1972年，周恩来明确提出，中央和国家机关在“五·七”干校劳动的干部要尽早分配工作，并约汪东兴、王良恩谈话。作为中办副主任兼中办政治部主任的王良恩是周恩来的联络员，周恩来通过王良恩了解中办“五·七”学校的干部问题，他督促中办政治部派出干部到中办“五·七”学校商谈干部分配问题。

周恩来集中精力，以很大的力度抓解放干部的工作，但不断受到江青等人的无理阻挠，很难取得大的进展。1973年7月27日，叶剑英写了一首打油诗《过桥》：“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感谢牵骡人，驱驮赴前敌。”叶剑英的诗证明当时事情之难，阻力很大，收效甚微。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仍然牵挂着、关心着在中办“五·七”学校劳动的干部。

1972年1月，曾担任中办副主任、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的曾三，对于中办“五·七”学校的繁重劳动，身体实在支持不下去了，就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百忙中的周恩来对曾三的来信很重视，在曾三的信上批道：“身体支持不了，就不要劳动了。”

1972年4月，成元功的女儿成宇（小“五·七”战士）到北京学习，受成元功之托，到中南海西花厅看望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位老人详细询问成元功全家在中办“五·七”学校的情况。

成元功1945年8月至1968年3月被组织分配到周恩来身边工作。因受江青诬陷离开工作岗位，到中办“五·七”学校劳动8年。临行的前一天，成元功派女儿成宇去和周恩来、邓颖超告别。成宇先代表父亲和全家向周恩来和邓颖超问好，又代表父亲表示，一定服从组织安排，到干校好好学习和劳动。邓颖超要成宇转告成元功，好好学习和劳动，注意身体。

成元功全家在中办“五·七”学校期间，周恩来和邓颖超曾托回北京探亲的“五·七”战士给他们带去问候和食品。食品中有成元功最爱吃的榴梿糕点。他们在困境中感受到两位老人的关怀，觉得特别温馨。

1973年，成元功爱人带着一个孩子回北京工作了。1974年春节前，成元功回北京探亲。有一天，邓颖超派人到他家告诉他：“总理现在住院了，要我代表他见见你们全家。”晚饭后，成元功全家去了中南海西花厅，邓颖超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临别的时候，邓颖超谆谆告诫成元功：“你离开北京几年了，对北京的情况不了解。少出去串门访友，多在家看看书报，这对你有好处。”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成元功带着女儿成宇匆匆从江西赶回北京，但仍没能赶上遗体告别仪式，他们全家悲痛万分，这成为成元功一生中最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