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毛泽东与中办“五·七”学校

李新芝

1968年8月，“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两年了，中办就这两年的情况向毛泽东及中央呈送了《中央办公厅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当年4月，根据该报告请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意“合并机构，减少层次，整顿业务，精简人员”的意见，为解决中办一些人员的安置问题，中办打算像柳河那样办一所“五·七”学校。毛泽东批准了中办的报告。

1968年10月，中办在《关于干部下放劳动和轮流支工的请示报告》中提出，从中办现有3000多名工作人员中，精简1700人，留1300人坚持机关工作。精简人员中，一部分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继续参加“支左”锻炼；机关开办工厂，组织一部分机关工作人员参加生产劳动；另外，准备在江西进贤县开办农场（即新办“五·七”干校）。第一批下放劳动的有1600人左右。运动中被查出“有问题”的人员，亦随机关工作人员下放，监督他们劳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批准了中办的这个报告。

就此，建设中办“五·七”学校之事提上了工作日程。

1967年春，毛泽东的侄女婿曹全夫被打倒，进入中办学习班，1968年12月9日宣布解放。12月10日，曹全夫写信给毛泽东，说自己“在机关待久了，不能再待下去了，五谷不分，四体不勤，要求下去当农民、当工人，进行劳动锻炼”。毛泽东见了汪东兴，笑着说：“过去赶都赶不下去，这回主动要下放劳动。希望他们下去真正地了解农民，深入地了解农民。”12月13日，中办“五·七”学校临时党委宣布成立，曹全夫任书记。12月16日，在派人去江西省进贤县选校址后，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说：“‘五·七’学校就定在青岚湖畔，那里的水域没有血吸虫。”毛泽东听后非常满意，并给予充分肯定。

1969年元旦，汪东兴去给毛泽东拜年。毛泽东一直关心着中办“五·七”学校的事，他问汪东兴：“中办的人下去了没有？”汪东兴回答：“最近就要下去。除中央办公厅去一部分人外，机要干校的学生还没分配，也一块儿到‘五·七’学校。”汪东兴还说：“机要干校的学生反映，这几年没学到什么东西。”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儿，对汪东兴说：“告诉同志们，劳动也是一课，不懂工，不懂农，不会打仗，要给他们机会锻炼。”

说话间，汪东兴摊开地图给毛泽东看“五·七”学校的校址，并说要在青岚湖围湖造田。毛泽东听后说：“江西那个地方常下雨，在那里围湖造田，除了防洪，还要防内涝。”

1969年1月2日，在中直礼堂召开去“五·七”学校的动员和欢送大会，汪东兴传达了毛泽东对机要干校学生的指示。同学们听后非常激动，把“劳动也是一课”作为座右铭，写在《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为了上好这一课，这些学生们在“五·七”学校日后的劳动和工作中，不怕苦，不怕累，争挑重担，坚持锻炼。

为了落实毛泽东防洪和防内涝的指示，“五·七”学校在筑建围湖大堤的同时，还在大堤的最北端修建了一座功能十分强大的电排站。同时，沿南北向轴线位置挖了一条排灌总干渠，从东向西挖了一条排水渠，西端与总干渠相接，形成一个完整的排灌水系。

1973年，进贤县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大雨，引起山洪暴发，青岚湖水猛涨，“五·七”大堤面临严重威胁，堤内稻田里一片汪洋。这时，电排站和排灌水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但保住了“五·七”大堤，而且获得了水稻大丰收。当毛泽东知道“五·七”学校在大灾之年仍然做到了粮、油、肉、菜自给，还向国家卖了余粮的时候，非常高兴，他鼓励“五·七”战士说：“‘五·七’学校，要是自己没有粮食吃，没有油吃，没有肉吃，没有菜吃，那还有什么优越性呢？”

1970年，由于干部的逐渐分配，劳动力少了，“双抢”难以应付。王良恩率领中办从各单位抽调的250名军人和干部，到“五·七”学校支援“双抢”。离京前毛泽东特意叮嘱他们，“你们去了以后，问候‘五·七’学校的同志们”，又说，“办‘五·七’干校是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好形式”。有中办各单位的支援，1970年，“五·七”学校的“双抢”顺利完成了。

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夕，毛泽东派汪东兴专程去了一趟“五·七”学校，他代表毛泽东看望“五·七”战士，并向“五·七”战士问好。

1970年夏天，毛泽东派他的机要秘书谢静宜去“五·七”学校看望李讷。他对谢静宜说：“我没有时间管她，她不要自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主席就不求进步……”又说，“她现在是在江西进贤中办‘五·七’学校劳动锻炼，是我让她去的，我同她说过，不要在解放军报社了，下放到江西进贤‘五·七’学校劳动去吧！她一个小孩子懂什么办报啊！她同意我的意见，很高兴地去了”。谢静宜去“五·七”学校见到了李讷，在江西省委的帮助下，安排李讷到江西一个农村插队去了。谢静宜临走时，还顺便问了李讷的婚姻问题。

在“五·七”学校劳动的“五·七”战士时时牵动着毛泽东的心，每每见到去过“五·七”学校的同志，他都要关切地询问“五·七”学校的情况。机要干校学员赵银凤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她在《深切的怀念，难忘的教诲》一文中回忆道：

“一次谈话中，当毛主席得知我来过‘五·七’学校时，就很关切地向我询问‘五·七’学校各方面的情况，问同志们从北方到南方生活习惯不，劳动累不累，学习有没有时间，还问一些老干部在‘五·七’学校的情况，等等。我向主席一一作了汇报。当我讲到‘五·七’战士们战天斗地，当年围湖造田，当年收获，实现粮食自给时，毛主席高兴地笑了，鼓励说，‘你们干得好啊，这就是对你们青年人的锻炼嘛’。说到这里，主席还亲切地拉着我的手，看我手上有多少老茧。”

毛泽东最关心在中办“五·七”学校未被解放的老干部。

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谢静宜从“五·七”学校回北京向毛泽东汇报说：“机要局的陈其（机要局原局长李质忠的爱人）在“五·七”学校表现很好，很能干。”毛泽东听后很高兴，他说：“听说童小鹏表现也不错。”当毛泽东听谢静宜汇报李质忠被监督劳动的情况时，心情很沉重，马上对谢静宜说：“小谢，你再去一趟，代我向陈其同志问好，代我转告李质忠同志，好好学习，努力改造，还可以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吧！”

谢静宜又重返中办“五·七”学校，向学校领导和四连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向李质忠、陈其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期望和关怀。谢静宜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希望学校和连队对他们在劳动上照顾，在生活上放宽。

中办“五·七”学校建校初期，为了让毛泽东及时了解学校的情况，得到毛泽东更多的指教，由李静声主持，组织政治工作组的“五·七”战士编写《简报》，每月一期，上报汪东兴，并呈送毛泽东。毛泽东每期都看。

“五·七”战士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大家用辛勤的劳动和汗水创造了辉煌。

当年筑起十里长堤，围湖造田，3000多亩水稻获得大丰收。更神奇的是，红壤山上栽下的温州蜜橘小树苗，当年就挂果了。“五·七”战士非常高兴，在结果的橘树旁搭了棚子，派有技术的“五·七”战士日夜精心看护，一定要将自己的劳动果实送到北京，送进中南海，让毛主席尝尝鲜。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五·七”战士在校部食堂举行了追悼大会。哀乐响起，心情万分悲痛的“五·七”战士哭声一片。后来，“五·七”学校工厂把自己生产的质量最好的晶体管提供给毛主席纪念堂使用，以表达对毛泽东的无限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