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际移民批判

人们抵制移民其他星球，往往源自几个可预测的思路：唯我独尊、优先考虑、漠不关心，以及徒劳心理。

第一道阻力来自唯我独尊的自私主义，有人会说：“我终有一死，为什么要替别人操心？”这个立场十分短视，违反了穆勒伦理学、康德伦理学、罗尔斯伦理学和生存道义伦理学，并且拒绝为后代承担任何责任。这种观点代表着一个不可持续的立场，若每个人都持有这种观点，那么所有人都将生活在一个局限或不存在的世界之中，抑或根本就不会有机会降生。

第二道阻力来自事务的优先次序，它常常被表述为：“我们还有贫困、疾病和其他紧迫问题需要优先解决。”然而，解决疾病和其他社会问题，可以与建设太空新家园的研发目标同步进行，强行将这件事变成一道二选一的选择题是一种错误的二分思维。20世纪60年代，美国实施太空计划，人类登上月球，经济也实现了大幅增长，并没有被迫进行二选一。可见，同时实现多个目标显然是可能的。但当时，NASA将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4%用于这一目标，而如今这一数字大大减少，仅有0.47%。

第三道阻力是漠不关心，“这项工作和我没有直接关系，我不需要做任何事情”，这个观点也可能误导他人。开展太空项目的国家大多靠税收来支持空间生物学、火箭工程、航天后勤和宇航员所需设备等各方面的工作。因此，所有参与国的公民都已为这项事业做出贡献。此外，公民不一定非要密切参与一个国家或国际的项目才能受益，如联合国维和部队或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疾病溯源工作。

第四道阻力来自对宇宙的看法，徒劳心理由此而生。人们可能会说：“如果我们离开太阳，未来的某天我们也将不得不离开下一个太阳，然后再次离开。一而再，再而三，何处才是尽头？宇宙终结，我们不是都会死吗？”这个观点基于热力学第二定律，其中包含了最大的系统——宇宙。宇宙的命运取决于其中的总能量和物质，常规物质只占大约5%，暗物质（27%）的密度和活性、暗能量（68%）是主要影响因素。尽管如此，在数万亿年后，这个将生存领地扩张到更多太阳系的计划，不会是我们的最佳选择。经过几百万年、几十亿年，甚至几万亿年的发展，星际旅行最终将像今天从纽约飞往巴黎一样，变成一件毫不费力的事情。在访问许多恒星，获得关于恒星形成和死亡的第一手数据之后，我们也许能够通过工程设计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能走到最后吗？人类的结局又将是什么？

目前人们的理解是，宇宙将以两种方式终结。方式一（可能性最大），由于宇宙无休止地膨胀，导致宇宙“大冻结”。行星相互分离，然后是细胞，然后是分子，然后是原子，最后，即使是非常非常古老的（1035年之久）质子之间也会因距离太远而无法相互作用。方式二，大坍缩，宇宙最终将停止膨胀，然后开始回落进自身。在这种情形下，宇宙的可见物质/能量变得足够密集，推动所有质量不断靠近，导致新的大爆炸。

除了面临尚未解决的技术挑战，我们还面临伦理问题。我们是否应该重组宇宙的基本原子和物理属性以保全生命体？如果宇宙此前已经经历过一次或几次大坍缩，该怎么办？也许这样的宇宙循环就是我们已知的这次大爆炸以前的事情，而生命可能在新的宇宙中再次出现。此外，在新的宇宙中，生命还有可能以更好的形式出现。如果我们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或许会损害生命的前景。我们又如何得知我们的决定会造成怎样的长期影响？

这个问题可以用生存道义伦理学轻松解决。人类是唯一具有灭绝意识的物种，因此，我们对自己和其他物种有管理的义务。一个无生命的宇宙比一个拥有不完美生命的宇宙更糟糕，因为那时将没有任何事物能保护宇宙及栖息于其中的生命，这个风险大到令人无法接受。如果保护行为本身并不损害其保护对象，那么采取行动才是最符合道德标准的选择。

此外，生命很可能无须终结。经过那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人类（或我们的衍生物种、机器人）将与从前大不相同，而且可能变得更加高级。甚至那个时候（从现在起几十亿年或几万亿年后），我们可能有能力去测量、操纵并使用暗物质、时空或其他工具来改变宇宙的结构。这个数万亿年后的新时代，可能包括用于长距离旅行的时空折叠，以及在整个恒星、星系甚至整个宇宙的尺度上进行的物质操纵。

我们可能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选择：要么让宇宙死亡，并期望生命能够重生；要么防止宇宙消失，并对其进行重组以保存生命。考虑到分子和生存道义伦理学，我们只有一个选择。如果我们要保护所有的生命，我们将不得不重组宇宙本身，以使其得以生存。

这种工程设计和保护生命的责任，在计划成型以后必须立即启动，而对教育、国家、家庭、宗教的责任，有时是可以推迟、调换甚至放弃的。但是对宇宙，以及对所有生命的责任，对人类来说是永远必要的，这一点对任何未来的物种或意识到这一责任的实体来说（由任何物质构成）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