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道义伦理

生存道义伦理学（Deontogenic）是一种新的伦理学，源于Deontology（来自希腊语Deon，意思是“义务或责任”）和Genetikos（来自希腊语，意思是“属相或生成”）。生存道义伦理学基于两个简单假设：第一，只有一些物种或实体具备物种灭绝意识；第二，生存是实现目标的基础——简言之，存在先于本质。因此，要想实现任何目标，有知觉的物种（也就是目前的人类）需要先确保自身和其他物种能够存活，因为后者是前者生存的重要基础。任何有意识维护生命分子（当前以核酸为基础）在不同时期的存在的行为，都被认为是符合伦理的，反之则被视为不道德。

生存道义伦理学与义务伦理学有关，诸如由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发展的义务伦理学，但二者之间又存在一些区别。康德认为，一个行为是否道德是由该行为本身正确或错误来决定的，与其后果无关。康德要求人们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思考：如果人人都这样做会如何？若我的行为突然变成所有人的准则，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义务伦理学通常被认为与功利主义伦理学的观点冲突，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和约翰·穆勒（John Mill）的伦理学属于后者，他们致力于为大多数人提供最大的好处。在功利主义伦理学中，结果通常比行动本身更重要。

但功利主义伦理学也面临着量化和应用方面的挑战。什么是善，又该如何去衡量它？如果有些情况在理论上来讲应该算是“更好”的选择，但实际上对普通人来说却带来了更糟糕的后果，又该怎么办？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在《理由与人格》（Reasons and Persons）一书中指出，如果应用这些功利主义框架，将会导致令人厌恶的结论。例如，从理论上来说，拥有大量平均幸福感较低的人口，相比于拥有少量平均幸福感较高的人口而言，是更好的选择。还有一个既定的伦理原则会问什么是“公平”，而无关你的出身富或穷，这被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称为“无知的面纱”。然而，所有的讨论、辩论和理论框架的重要前提是生存。因此，保护生命的存在是最高的责任，是生存道义伦理学，因为它必然先于一切。

生存道义伦理学包括四个部分：第一，意识必须为了应用而存在；第二，长期生存依赖于将范围扩展至太阳系之外的计划；第三，长期生存还依赖于元物种，但这不仅仅是为了元物种；第四，元物种的需求和对元物种责任的保护，可能会取代个体的需求和愿望。虽然这看起来是对自由的一种侮辱——取消有意识个体选择的权利——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已经通过其他“分子侵权者”失去了许多选择，包括强化小麦和面粉中的叶酸，食盐中的碘，水中的氯，以及强制接种疫苗。在所有情形下，在一个人获得资源前，资源就被分配好了。由于这个决定是为了所有人类的更大利益和长期生存，因此被视为道德的行动。

这种生存道义伦理学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地球上的许多事物、生命体、人和文化的看法。例如，在巴西、厄瓜多尔和其他热带雨林中，仍有一些土著居民，从未接触过现代世界。这些土著居民代表着人类最原始、最神圣的状态，值得我们研究、保护和理解，同时这也是一个寻找新的实践、语言、文化和物种分子的机会。但是，把自生文化留在亚马孙遥远而茂密的丛林中，让其自生自灭，实际上判了他们死刑。即便一个部落已经步入岁月静好而又远离战争的人类社会，他们也注定面临失败。几十亿年后，当地球被太阳吞噬的时候，如果他们还居住在这里，那么他们所有的知识、文化、语言和历史都将被永久抹去。因此，一些部落文明希望与其他人类文明保持距离的愿望，虽然在短期内看起来合情合理，但从长远来看其实是错误的，这是一种有预谋的群体自杀。

如果我们不在未来某个时刻飞离地球，人类终会灭亡，不仅仅意味着某一个部落文明的消亡，而是行星规模的消亡，地球上的所有部落和文化都无法幸免。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所拥有的意识、地质学和天文学知识证明，我们的确属于“自杀”，而非被灭绝或遭遇意外事故。因为人类的未来遭遇是已经预知的，也是可预防的。这相当于你坐在火车轨道上，你知道一列大型火车正从轨道对面驶来，而你只是在等待这件事发生。离开地球及前往其他星球定居所面临的技术、智力和工程上的挑战是巨大的，但这些挑战并非不可应对。如果几代人都有意愿把资源投入到这项工程之上，我们就能够应对这些挑战。不履行我们的责任是生存道义伦理学的失败，那么，为什么要对此说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