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地理学的四个发展阶段

从1934年禹贡学会成立以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草创时期（1934~1953年）

1934年2月4日，顾颉刚与谭其骧在北平商量发起成立禹贡学会，出版《禹贡》半月刊，提出要将传统的沿革地理改造成现代的历史地理，这是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开始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

顾颉刚、谭其骧在《禹贡》杂志的发刊词中，提出了禹贡学会的研究计划。其中关于地理沿革的有四项：①把沿革史中间的几个重要问题研究清楚，整理出一部中国地理沿革史；②将研究结果用最新式的绘制法，绘成若干种详备精确而又合用的地理沿革图；③搜罗所有中国历史上的地名，一一加以考证，编成一部精确而又详备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④把每一朝代的地理志都加以一番详密的整理。此外，还计划将各种地理书籍中包含的文化史料、经济史料、移民史料辑录出来，作各种专题的研究，并且提出一些关系到自然地理的问题与科学家进行共同探讨。

这些工作都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形成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学术基础。若能逐一实施，应该很快就能出现一个良好的局面。但是，《禹贡》出刊才三年半，就因抗战开始而停止。1938年，顾颉刚、史念海合著的《中国疆域沿革史》出版［11］，算是完成了上述计划的第一项，其他各项都没来得及实现（图1⁃6）。

《禹贡》出版了7卷，共82期，其中包括东北、后套水利调查、南洋研究、康藏、回教、古代地理、察绥7个专号。共发表376位作者的论文696篇。其中主要是一些沿革地理的研究，以及对于边疆史地、民族、文化的探讨。

图1⁃6　《中国疆域沿革史》书影

除了国势不昌导致工作无法继续，当时另一个限制性因素是在禹贡学会这一群体中，地理学思想资源还相当缺乏。顾颉刚自己也清醒地意识到，禹贡学会虽然正式使用了中国历史地理这个名称，但研究内容较之自《汉书·地理志》以来的沿革地理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他很不满足于这门学科继续限于沿革地理范畴，提出要用地理的变化加以说明。考虑到绝大多数禹贡学会会员都是历史学者，顾颉刚积极主张要努力学习地理学。

1950年，从英国学成归来的侯仁之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中分析历史地理与沿革地理的区别，呼吁道：“目前我们这一类的专题研究还作得很少，要想立时开一门合乎理想的‘中国历史地理’，也还不很容易，但是我们不应该不即刻开始向这方面努力，而只是把我们自己局限在传统的‘沿革地理’的圈子里跳不出来。”［1］这反映了当时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总体状况。

禹贡学会承接了清末舆地学的传统。在国势日蹙的时代背景下，特别重视对边疆史地以及移民史、文化史的研究。这些学术传统对后来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形成时期（1954~1978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历史地理学很快就出现了一些新气象。1950年春，北京市成立“首都计划委员会”，侯仁之作为委员之一，由此拓展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的专题研究，这是前所未有之事。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侯仁之担任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主任。谭其骧也于1951年从浙江大学调到复旦大学。但这都还只是微风起于青萍之末。真正的变化发生，已经到了50年代中叶。

1954年，史念海调入陕西师范大学。从此形成北大、复旦、陕西师大三强鼎立的局面。也是在此年，毛泽东主席指示改编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图1⁃7），中国科学院为此成立专门委员会，决定聘请谭其骧主持编图任务。以此为契机，中科院历史所逐渐聚集了一批历史地理研究学者。由此复旦历史系、中科院历史所先后设立历史地理研究室，让历史地理研究的开展得到组织机构的支撑。与此同时，中科院地理所也陆续调入一些历史地理学者。至1961年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成立，整个学科的面貌焕然一新。从此，历史地理学真正进入到一个实质性的发展阶段。

图1⁃7　杨图书影

首先，在学科理论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禹贡学会时期虽然提出了历史地理这一学科概念，但对它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和研究方法认识很有限。经过侯仁之的不断阐述，主流学者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都有了空前清晰的认识，对于它作为现代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基本上达成了共识。黄盛璋对于历史地理的学科性质虽然持有保留意见，认为它是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但对于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任务和范围，却并不含糊。他提出：历史地理应该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历史区域地理和历史地图学，其中，历史人文地理又大致可分为历史居民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和历史军事地理［9］。尽管这一意见并未获得广泛认同，但其对地理学的了解程度较之民国时期同行已不可同日而语。

其次，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广泛而自觉的运用，野外考察已被公认为历史地理研究不可或缺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侯仁之为研究北京城市历史地理，足迹遍及北京市。60年代他又以实地考察为基础，开展了对西北沙区的历史地理研究。史念海得黄土高原之地利，不仅经常踏察黄河中下游，足迹还遍及大江南北。直到80年代，还经常带研究生开展实地考察。谭其骧为探讨黄河故道、古云梦、古彭蠡，也做了不少野外工作。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年轻一辈的历史地理学者不仅广泛地开展实地考察，还能娴熟地运用孢粉分析、沉积相分析、遥感、卫片判读等新技术手段。

有理论的指引，又有新的方法和技术手段，相对于沿革地理，历史地理学的知识体系发生了明显变化。历史自然地理，这一块以前是完全没有的。沿革地理里面虽然偶尔也有点水道的内容，但那主要是资料排比，基本上没有多少科学内容。到了历史地理学里面，历史自然地理如历史气候（这一块主要是竺可桢和中科院地理所的团队推动起来的）、沙漠变迁、河道与湖泊、海岸线、珍稀动物、植被变迁等内容，都成了极为重要的内容，而且是可以直接为国民经济建设决策提供参考的部分，因而很受重视。这些研究成果，集中地展现在1978年定稿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12］。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出现了一次突破性的发展。

其实，在历史人文地理方面，研究领域也较以往开阔了很多。历史经济地理，如史念海关于黄河流域的区域经济研究；历史城市地理，如侯仁之引领的北京，以及随后出现的对西安、天津、南京、开封、广州、上海、杭州、绍兴等大中城市的历史地理研究；历史交通地理，如对于水陆交通线路及交通设施的研究。这些工作在以往的沿革地理时代，基本上也是没有的。

不仅研究领域大大开拓，研究目标和技术标准也发生了重大改变。沿革地理时代主要是排比资料、加以断按，基本上属于现象描述。研究历史地理则需要探讨规律，分析原因。比如同样研究黄河变迁，谭其骧的“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由黄河下游的安流追溯到中游的水土流失，由水土流失联系到植被，由植被而推论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谭其骧自己评论说：“我自以为这才是一篇够得上称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论文。”［13］关键就是其中有分析、原因和规律层面的探讨了。

这一时期，关系到整个学科的基本建设工作，除上述《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外，还有《中国历史地图集》［14］。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历史地理领域投入人力和协作单位最多、耗时最长的一项重大研究成果。1954年工作启动时，本来是计划对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进行重编改绘，将“杨图”上的历史数据移植到现代底图上。负责此事的谭其骧在工作过程中发现，“杨图”上有不少内容需要重新考证，如果仅仅重编改绘，完全不符合时代要求，由此，“杨图委员会”决定调动南京大学、云南大学、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等单位的相关科研力量进行全国大协作，编纂一套全新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此项工作前后有上百人参与其事，全图共8册，20个图组，304幅图，反映的时代上起原始社会，下至晚清，反映的空间范围不仅包括历代中原王朝辖境，也包括边疆民族政权管辖的地区。内容以疆域政区为主，收录了全部可考的县级地名和县级以上的行政单位及界线，还收录了县级以下部分重要地名。此外，山岭、长城、关寨、关津等要素和重要交通道路，历代河流、湖泊和海岸的变迁，均以尽可能科学的方法予以表示，登载的地名达7万多个。这部大型历史地图集到1974年才出版内部版，1980年开始修订公开发行，直到1987年才全部出齐。前后绵延30余年。

由于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离不开对历史地名的精确定位，《中国历史地图集》出版后，在与中国历史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被称为1949年以后历史学界两项最重大的科研成果之一（另一项为标点二十四史）。

（三）兴盛时期（1979~1999年）

1979年是个重要的年份。那年底，中国的人文地理复兴，地理学的知识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之前将地理学分为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两大部类的苏联模式恢复到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两分的欧美模式。而早在1979年6月，历史地理学界就在西安召开了全国历史地理专业学术会议。从此，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办的面向国际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基本上每隔一年召开一次，成为惯例。西安会议上，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决定筹办历史地理专业刊物；次年，由谭其骧任主编，侯仁之、史念海为副主编，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侯仁之撰写“发刊词”的《历史地理》研究辑刊便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图1⁃8）。该辑刊起先为年刊，自2013年起改为半年刊，至2015年已出版33辑。1981年，史念海又单独创办《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刊自1988年起转为期刊，成为迄今为止中国历史地理领域唯一的专业期刊（图1⁃9）。

图1⁃8　《历史地理》创刊号书影

图1⁃9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创刊号书影

1979年全国恢复研究生招生，侯仁之、谭其骧、史念海成为第一批博士生导师。1980年，侯仁之、谭其骧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1979年侯仁之招收3名、谭其骧招收5名硕士研究生。1982年史念海也招收3名硕士研究生。1983年，谭其骧培养出2名历史地理专业的博士，成为新中国首批文科博士；继之，侯仁之、史念海也都开始培养历史地理专业博士研究生。此外，中山大学地理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华南师大地理系、杭州大学地理系、武汉大学历史系、湖南师大地理系等单位也陆续开始招收历史地理专业研究生。

全国性的专业委员会恢复活动，学术交流渐趋频繁，专业研究辑刊出版，研究队伍通过研究生培养的方式陆续得到补充，种种迹象表明，从1979年以后，历史地理学步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兴盛时期。

受到前一阶段大型基础建设工作《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的影响，进入80年代后，历史地理学界首先是出现了一个学科综合的趋势。大型协作科研项目不断上马。除《中国历史地图集》继续修订公开发行之外，《中国国家大地图集·历史地图卷》也于1982年正式启动。此图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友渔任编委会主任，谭其骧任副主任兼总编纂，侯仁之、史念海均为副主任之一。图集计划包含政区、自然、经济、文化、军事、宗教、人口、城市等20个图组，1300多个图幅；主要工作于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前期完成，2012年出版第一册［15］。

除了全国性的历史地图集，一些省市也开始编绘当地的历史地图集。其中特别重要，即参与人数多、延续时间长、牵涉方面广、能反映学科水平的当推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和史念海主编的《西安历史地图集》。《北京历史地图集》从1979年开始启动，到1988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16］。内容以北京市范围的历代政区演变为主，同时包括城镇和居民点的变化，特别是从辽南京至1949年北京历代城市及所属郊区的发展演变。之后又将工作铺开，于1997年出版主要反映自然环境变迁的第二集。到将3册全部出齐，分别称为第一卷《政区城市卷》、第二卷《自然环境卷》、第三卷《人文社会卷》［17］。

《西安历史地图集》（1986年）包括16个图组，89幅图。内容涉及西安及关中地区自石器时代以来历代自然环境的演变，历代政区沿革、城市变迁、郊区陵寝及园林等诸多方面。各朝代城市平面布局尤为引人注目。其中包含许多编制者通过野外考察获取第一手资料而得出的研究成果，被同行称为西安与关中地区历史地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18］。

受到学科综合思潮的激荡，这一时期陆续出现了一些教材性质的概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马正林《中国历史地理简论》（1986年）、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1987年、1990年）、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1991年、1992年）、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1993年）［19~22］。这些较好地起到了向一般读者普及历史地理常识的作用。

与此同时，历史地理的学科前沿出现了强烈的进一步专业化的趋势。在历史自然地理领域，历史气候、历史地貌（沙漠变迁、河流与湖泊演变）、历史动物地理的研究得到较快发展。而在历史人文地理领域，以往较为薄弱的历史农业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文化地理成为新兴的热点领域，传统较为深厚的历史政区地理、历史城市地理也焕发出新的生机，讨论的精细化程度较之以往提高了很多。

由各个领域的专业化，导致一些相关的学科概念也不断地分化出来。如研究地名规律的“地名学”，研究古都以及其所在城市变迁发展的“古都学”，研究《水经注》的“郦学”，甚至还有人将《徐霞客游记》的研究称为“徐学”。其中，地名学和古都学都成立了学会，出版期刊，单独开展学术活动。在之前，这些其实都是历史地理学者擅长的研究领域。

在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中，历史地理的发展方向却发生了一个重要转变。在中国的人文理学复兴十年之后，历史地理的研究也提出了要重视历史人文地理的口号。1990年11月，在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办、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承办的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谭其骧作了一个题为“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主题报告。该报告先分析道：“新中国成立以后将近三十年，人文地理遭受冷落，大致和社会学、法律学等学科一样，长期废而不讲。我们历史地理学也受其影响，只注重历史自然地理，忽视历史人文地理，除了历代的疆域政区不能不讲外，对人文地理的其他方面，绝少有人肯花力气去钻研。”［7］考虑到“最近几年地理学界的人文地理队伍已日益壮大，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历史地理学方面，也相应把部分的力量转移到了历史经济、人口、城市、文化等历史人文地理领域。但是总的说来，历史人文地理的发展还是很迟缓的，还远远不足以阐明我们这个历史悠久、广土众民国家的历史时期人文地理的发展过程。”［7］因此，谭其骧认为：“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不仅对历史地理说来十分必要，对整个地理学界说也具有重大意义”［7］。在对比分析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的学科特性、资料特点以及研究意义后，谭其骧为历史地理的发展描绘出一番愿景：“历史人文地理将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领域中最有希望、最繁荣的分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必将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7］

谭其骧的这个报告在学界和社会上迅即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值此时国务院学位办公室颁布《第四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名单》，将历史地理学一律归口在历史学。从此，地理学单位的历史地理专业受到极大限制，不能以历史地理专业培养人才；老一辈学者退休之后，新的人才难以补充。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衰落趋势非常明显。1994年，华南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编辑出版《历史自然地理研究》，次年出版第二辑之后便难以为继。与此相对比的是；历史学单位的历史地理专业蒸蒸日上。谭其骧希望历史人文地理比历史自然地理更兴旺的愿望，居然是令人遗憾地以历史自然地理相对低落的方式获得了部分实现。

（四）转型时期（2000年以来）

正当中国历史地理学界渐渐地面临一些严峻挑战的时候，世纪之交，历史地理学获得了新的发展之机。

早在20世纪末，教育部就开始了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复旦和陕西师大的历史地理学在这次跨世纪的学科建设中双双成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国家重点学科，稍后复旦的历史地理学科又成为国家哲社创新基地（985平台），极大地提振了历史地理学界的士气。受此激励，很多高校的历史院系都加快了历史地理的学科建设。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暨南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厦门大学，通过人才引进的方式，其历史地理研究队伍迅速崛起。暨南大学、中山大学都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还都出版了专业辑刊。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辑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从2005年开始出刊，到2014年已出到第6辑；中山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也于2015年编辑出版了《南岭历史地理研究》第一辑。

其他一些从90年代兴盛起来的历史地理研究单位，如武汉大学、云南大学、西南大学、四川大学，其研究力量都得到了加强。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还编有两种专业辑刊，《中国人文田野》从2007年开始出刊，到2016年已出至第7辑；《西南史地》从2009年开始出版，至2013年出版第2辑。

这些都是外部条件，而更令人振奋的是，在历史地理学内部，研究手段也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变化。

由于大多数历史地理学者并非出身于地理专业，以往的历史地理研究特别是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对于地理学的需求较低。一般都是采取文献描述的手段，没有受过计量革命的洗礼。这就导致历史地理研究的精度有限，其结果往往很难被其他领域的专家直接利用。90年代末，由于GIS技术的应用，历史地理的研究手段从计量革命以前的状态一跃而进入电脑运算的大数据时代，让这个古老的学科重新焕发出青春活力。

对历史地理学来说，GIS最大的威力是自动制图。编绘历史地图一直是历史地理学者孜孜不倦的追求。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前，中国所有的历史地图都没有年代概念，只有朝代概念。由于不能精确到某个时间点，以往的历史地图都是将不同年代的行政区划在同一张地图上拼起来，所反映出来的行政建置在实际上从来不曾存在过。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坚持认为历史地图必须严格反映历史上某个时期的真实情况，因此他坚持对每个朝代设“标准年代”。这样编绘出来的地图，在科学性、准确性方面较之前人出现了质的提升。但是历史政区不断在变，纸质媒体篇幅有限，不可能将历史政区的变化过程连续地反映出来。如果读者想了解的情况与图集中的标准年代不吻合，只好自己去加以考证。对于历史地理学者，这一点并不很难，而行外读者则颇多不便。应用GIS技术以后，通过数据库支撑，可以很便捷地通过计算机自动制图反映出地理事象的连续变化。

基于这一技术支撑，从2000年起，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与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合作开发了一个“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试图建立一套中国历史时期政区连续变化的基础地理信息库。这项工作极为浩繁，其主体部分已于2010年告一段落，部分数据已经发布在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主办的“禹贡网”（www.yugong.fudan.edu.cn），为学术研究用途提供免费下载。

继之，其他单位的历史地理学者也都纷纷采用GIS技术制作各种历史地图。如北京大学承担的中国历史农业地图集、中国人民大学承担的清史地图集、陕西师范大学承担的丝绸之路信息系统、复旦史地所的中国行政区划基础信息平台建设（1912~2013年）。这些工作都是新技术条件下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基本建设。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研究院还都建立了空间分析实验室。

除了制图，GIS在具体研究工作中的推动作用也十分巨大。对于历史地理学研究，GIS不仅仅是一门技术。作为一种全新的技术体系，GIS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历史地理史料的观念，极大地扩大了史料范围。图像资料，特别是古旧地图，在以前手工作坊时代，一般只是将它们当作一种特殊文献，从中提取的信息非常有限。应用GIS以后，可以将这些资料的利用程度提升到立体、多维，而且可以借助于一些代用指标。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出现了革命性的创新。

例如，研究城市的空间扩展，过去只能复原出一些地标如城墙的位置。而这些地标并不说明太多的问题，难以反映城市“建成区”的扩展过程。近代以来，由于史料记载趋于丰富，研究者可以运用GIS技术，将道路、公用设施的覆盖范围作为城市建成区的代用指标，这就不难动态地展现一个城市建成区的空间扩展过程。这样的工作改变了历史城市地理的一些问题意识，也让结论的分辨率大幅度提升。

目前，GIS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历史自然地理领域的气候变迁、全球变化，以及复原水道、地貌以及模拟水文特征，借助于GIS技术，都出现了原来意想不到的局面。以往研究历史时期水道变迁，只能进行定性描述。只能揭示大势、描述过程、说明原理，很难落实到地图上。即使画图也只能示意，不可能精确。应用GIS技术，借助于高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数据，以及大比例尺旧地图，可以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精度得到大幅度提升。至于历史人文地理领域，如历史城市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交通地理等专题研究，由于数据的量化、标准化难度较大，GIS的运用还需进一步探索，但应用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对传统的研究手段形成了强烈冲击，研究的内容和手段均已大非昔比。

除了GIS这一技术手段，近年相关学科的交叉影响，也对历史地理研究产生了很深的刺激。历史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新近进展，也都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形成了新的支撑。在研究时段上融汇古今，在研究内容上兼涉文理，学科理念、研究手段与时俱进，研究成果的渗透力越来越强，古老的历史地理学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参 考 文 献

［1］ 侯仁之：“‘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新建设》， 1950年第11期。

［2］ （苏联）B.K.雅尊斯基著，徐士珍选译：“马克思主义历史地理的目的和任务”，《地理知识》，1951年第10期。

［3］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下），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1992年。

［4］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刍议”，《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2年第1期。

［5］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9年第1期。

［6］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7］ 谭其骧：《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

［8］ 史念海：“前言”，《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1年第1期。

［9］ 黄盛璋：“论历史地理学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编：《地理集刊》第7号历史地理学专号，科学出版社，1964年。

［10］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22页。

［11］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

［12］ 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82年。

［13］ 谭其骧：《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页。

［14］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1~8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1987年。

［15］ 国家地图集编纂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第1卷，中国地图出版社，2012年。

［16］ 侯仁之：《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出版社，1988年。

［17］ 侯仁之：《北京历史地图集》（1~3卷），文津出版社，2013年。

［18］ 史念海：《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1986年。

［19］ 马正林：《中国历史地理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20］ 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上、下），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1990年。

［21］ 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下），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1992年。

［22］ 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