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机构及队伍
1934年“禹贡学会”成立时，会员主要是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三校的师生。教师中只有发起人顾颉刚、谭其骧是教沿革地理的，而且都不是专任教师，其他都是一些对沿革地理有兴趣、有需求的历史学者。学会会址就设在成府蒋家胡同3号顾颉刚家里，《禹贡》半月刊也在此编就。在当时条件下，显然不可能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
但禹贡学会的意义非常重大。1949年以后，历史地理学领域的三位大家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都是禹贡学会的骨干会员，现在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学者基本上是他们直接或间接的学生。以致在史学界，这些学者称为“禹贡学派”。可以说，是禹贡学会为中国现代的历史地理学界培养了基本的研究队伍。
侯仁之（1911~2013年）在大学和研究生时期受学于顾颉刚（1893~1980年），出国留学前已定下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志向。1949年归国后，先是回到其母校燕京大学。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成立地质地理系，他担任系主任。1957年，开始招收历史地理专业硕士研究生。1978年，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划分为地质系和地理系两个单位，地理系经济地理教研室内设置“历史地理小组”。1981年，该小组独立为“历史地理教研室”，1984年改名“历史地理研究室”，招收博士研究生。经国家教委批准，历史地理专业与经济地理专业联合成为全国第一个人文地理学重点学科。1992年5月8日，以“历史地理研究室”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挂靠在城市与环境学系（原地理系）。2003年，城市与环境学系与环境中心合并为环境学院，2007年成立城市与环境学院，下设“历史地理研究所”。
谭其骧（1911~1992年）是第一位以历史地理研究和教学作为终生志业的学者（图1⁃4）。他1930年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历史系，考入燕京大学读研究生，师从顾颉刚。1932年开始在辅仁大学讲授中国地理沿革史，先后兼课于多所高校。1940年任职于浙江大学史地系，并开始指导研究生。1951年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1954年受命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1959年建立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并且筹建历史地理学本科专业。1960~1962年，招收了三届本科生；1980年、1987年又各招了一届。1982年6月，经教育部批准，在研究室基础上建立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1981年被确定为首批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点，1983年培养出全国首批两名文科博士。1987年成为全国首批重点学科。1999年，建立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成为教育部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5年，成为历史地理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图1⁃4 谭其骧
史念海（1912~2001年）在大学时加入禹贡学会，1936年从辅仁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受聘为禹贡学会编辑（图1⁃5）。“七七事变”后禹贡学会工作停止，辗转至西北、西南。1948年任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1954年调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60年代建立历史地理研究室，1986年扩建为历史地理研究所。2000年3月，陕西师范大学以历史地理学者为骨干，联合校内外相关学科力量建立“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经教育部批准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2年元月，其历史地理学成为全国重点学科。
图1⁃5 史念海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北京大学（侯仁之）、复旦大学（谭其骧）、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鼎足而立。三位学者的工作各有特色。侯仁之以北京城市历史地理、西北干旱区考察和研究为中心。谭其骧以《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为中心，侧重历代政区演变以及历史地貌变迁。史念海以黄土高原为中心，注重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军事地理。他们为中国历史地理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侯仁之从1957年起先后指导硕士生19名，1984年以后指导博士生9名，1991年以后招收博士后4名。谭其骧1949年前在浙江大学指导过硕士生3名，在复旦大学从1957年起先后指导硕士生11名，从1982年起指导博士生10名。史念海从1982年起指导硕士生19名，从1985年起指导博士生31名。这些毕业生以及他们的学生构成了各个主要历史地理专业机构的中坚力量。可以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形成了历史地理专业人才培养的三个大本营。
也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以后，中国科学院也分别在地理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聚集了两批历史地理学者。人数以后者为多，并于1960年成立历史地理研究室。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该研究室也就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而地理研究所则于1979年8月18日成立古地理与历史地理研究室。
进入20世纪80年代，历史地理呈现出一个加速发展的势头。除上述各单位外，中山大学地理系、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杭州大学地理系、西北大学地理系、湖南师范大学地理系、华中师范大学地理系、南京大学历史系、云南大学历史系、武汉大学历史系、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四川大学历史系、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以及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均出现了专门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学者。全国的历史地理研究队伍迅速壮大。由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办、每隔一年召开的国际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参会的学者从1982年以后一般都超过100人。
20世纪90年代以后，历史地理学科研机构和队伍的发展速度较之80年代更有所加快，不过出现了两点重要变化。
其一，高校系统的历史地理研究机构和人员持续扩张，而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的历史地理机构和人员急剧萎缩。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历史地理室的现有人数不及以往极盛时之半，而中科院地理所的古地理与历史地理研究室于1996年底取消了设置。
其二，历史学单位的历史地理研究机构和人员不断增长，而在地理学单位，历史地理研究机构和人员不仅无法得到发展，而且难以为继，举步维艰。
造成上述两点变化的原因，首先是在80年代中国经济开始高速发展时期，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于其他考虑不够。以致在理科的科研环境中，见效慢、经济效益低的历史地理学受到冷遇，乃至于被淘汰。更重要的是，在1990年10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第四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名单》中，“历史地理”被归入历史学，导致地理学研究机构无法招收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这一点，为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早在1992年，侯仁之就在所撰“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一文中预料：把历史地理学列入历史学门类，“这就造成了学科性质的极大混乱，极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发展”，“其后果必将严重影响历史地理学高级科学研究人才的培养，而这样的人才正是我国目前的经济建设中所必需的”［10］。他的预言很快就得到了验证。从那以后，新增加的历史地理研究机构无一例外地都出现在历史学单位，地理学单位的历史地理同行普遍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困境。
不过，从积极方面也应该看到，从90年代特别是2000年以来，历史地理学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标志之一是，专业研究机构的数量在不断增加。继传统的北大、复旦、陕西师大三强之后，武汉大学（1994年）、西南大学（1996年）、暨南大学（2005年）、四川大学（2006年）、中山大学（2012年）、上海师范大学（2012年）的历史系都新建了专门的历史地理研究机构。其发展势头之猛，让传统的三强格局受到了严重冲击，出现了一个遍地开花的局面。
标志之二是，在传统三强中，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的历史地理学分别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小基地）、全国重点学科，复旦的历史地理学还成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985平台）。北大的历史地理学除了在传统的地理学单位，在历史学机构中也形成了一股很强的力量。就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来说，历史地理学的影响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标志之三是，每年毕业的历史地理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总数逾百，一方面促使历史地理科研队伍持续扩容，另一方面源源不断地充实到各行各业的一些相关单位，扩大了历史地理学的学术基础和社会基础。近年来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办的国际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参会人数一般都达到了150人以上，经常超过200人。这在以前是完全不可想象之事。
标志之四是，除了全国性的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很多省市也成立了地方性的历史地理专业学会。其中有些省市挂靠在地理学会，如浙江省地理学会、重庆市地理学会、贵州省地理学会均下设有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而有些省市则挂靠在历史学会，如广东省历史地理研究会便挂靠在广东省历史学会。也有的历史地理学会直接隶属于当地的社会科学联合会，如史念海于1987年就发起成立的西安历史地理学会。这种地方性的历史地理专业学会，很有利于加强当地各单位历史地理学者的联系，并促进历史地理学与当地相关专业学者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