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孰能无过

作为一个神经外科医生，你不可避免地会伤害他人的生命，不可能不犯任何错误，但是仍然会对患者造成的伤害以及付出的代价感到难过。

在开颅手术中与麻醉师聊天

这是一个简单的手术列表：一例脑瘤开颅术，随后有几例常见的脊柱手术。第一个患者是个小伙子，他的大脑右侧有一颗无法完全切除的神经胶质瘤。5年前我就给他做了第一次手术，当时他的状况非常好，但是后来的脑扫描显示肿瘤又开始复发，需要再次手术，这会让他多活几年。他还没有结婚，自己经营着一家IT（Information Technology，信息技术）公司。无论何时在门诊见面，我们的关系都很融洽，当他得知自己需要再次手术治疗时，显得出奇的镇静。

“我们希望再次手术会为你争取几年的时间，”我告诉他，“但是我不能保证……可能时间会少一些，而且手术并非任何风险都不存在。”

“这种事你当然不能保证了，马什先生。”他回答。

我为他实施了局部麻醉手术，这样通过简单的问答就可以直接判断我是否使他的身体左侧麻痹。当我告诉患者要做局部麻醉手术时，他们的表情通常都很吃惊。痛觉是由大脑产生的，但大脑本身并不能感知疼痛。如果我的患者能够感觉到我正在触碰他们，那么一定需要另外某一处的大脑来记录这种感觉。由于大脑唯一能感知疼痛的部位是大脑外部的皮肤、肌肉和组织，所以神经外科手术采用让患者保持完全清醒的局部麻醉完全可行。另外，在大脑中不能用虚线连接标示表明“切这里”或者“不要切那里”，脑肿瘤或多或少长得跟脑组织一样，切除肿瘤的过程中极易损伤到正常的脑组织。就像这个患者，肿瘤靠近右侧大脑半球的运动中枢，这个部位控制着左侧肢体的运动功能，唯一能让我准确知道手术时是否损伤运动中枢的方法就是让他保持清醒的状态。局部麻醉情况下实施神经外科手术比想象中容易得多，但患者要了解手术的全过程并充分相信整个医疗团队，尤其是在手术时要完全相信麻醉师。

这个患者就处理得相当好，在我做手术时，他会开心地和麻醉师朱迪斯聊天。他们从第一次手术就彼此熟悉，我就像听着两个老朋友在谈论他们的假期计划、家人近况和最新的菜谱，可见他很喜欢下厨。我用吸引器和电凝给患者的大脑做手术时，每隔几分钟朱迪斯就会让他动一下左臂和左腿以确保他仍然能够支配这些肢体。

这确实是一例简单的手术。指导注册医生做了两例脊椎手术后，我便前往ITU病房，看到那个小伙子一切正常，正和照顾他的护士聊天。我离开医院来到了伦敦市中心参加一个会议。

一个电话引发的诉讼

我把折叠自行车带上地铁，来到了滑铁卢站。这是一个异常阴冷的雨天，整座城市看起来都显得荒凉阴暗。我骑车来到会议举办地舰队街的法律商会。会议的议题是关于我3年前做过的一例手术。那个患者后来患了致命性链球菌感染，即硬膜下积脓，起初我并未注意，因为之前从没见过这种程度的术后感染，也不清楚其他神经外科医生是否遇到过。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我几乎不相信会出现什么问题，因此并未理会早期的感染症状。现在回想起来，这些症状非常明显。患者虽然活了下来，但是由于我对感染的误诊，她已经完全瘫痪，而且后半生只能那样生活。这次会议已经折磨我好几个星期了。

我在辉煌壮观的大理石大堂向接待员自我介绍，然后被引进一间等候室。不久，一个与我熟识的神经外科医生也来了，正是他向我建议就这个官司向辩护联盟求助。

我告诉他，我在手术中怎样出现了这个灾难性的失误。

那是一个周日的早晨，患者的丈夫给我打电话，那时我正在医院处理一个急诊。我没有听清他说的话，因此错误地把感染误诊为无害的发炎。我不应该通过电话来分析病情，但当时太忙，我的精神不够集中。在二十几年的职业生涯中，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严重的并发症。

“感谢上帝，我在那种情况下也会犯错。”我的同事说，他想尽力让我感到轻松一些。不久，辩护联盟的两个初级律师也来到了这里，他们都彬彬有礼，但表情凝重。他们看上去紧张憔悴，这也许是由于我自己的内疚而想象出来的。总之，我感觉在参加自己的葬礼。

我们被带到了地下室的一个房间里，一位彬彬有礼的王室法律顾问正在等着我们，他比我年轻许多。墙上一台大的显示屏用精美的大写罗马字母称颂这家事务所秉承的美德。我已经记不清它的那些什么美德，因为心情太烦闷根本无法留意那么多细节。

咖啡端上来后，一个律师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箱子，拿出许多文件放在桌上。

“一个电话就带来这么多麻烦。”我一边看着她一边难过地说。她现在对我露出了笑容。

“我要开始了。”王室法律顾问轻声说道，“先解释一下我们从什么地方开始，我认为做这个辩护很难……”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插了一句。

会议只持续了两个小时。很明显这个案子是无法胜诉的，我很清楚这一点。

会议结束时，出庭律师让我的同事先回避一下。

“马什先生，你先留一下。”他说。

记得50年前，我必须忐忑不安地等在学校校长办公室门外，担心由于调皮捣蛋被那个和蔼的老头责罚。我知道这位律师一定会体现职业素养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是我的心里还是充满了恐惧和羞愧。

我的同事离开后，他转向我：“我认为这个案子没有胜诉的可能。”他的脸上带着歉意的笑容。

“我知道，”我说，“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误诊是不能辩护的。”

“恐怕这会拖上一段时间。”其中一名初级律师补了一句，说话的语气就跟我向患者通报坏消息时一模一样。

“哦，没关系，”我尽量表现出勇气十足和泰然自若，说，“我也想开了，这毕竟是神经外科手术。我让那名可怜的妇女变成了残疾，可能要赔付几百万英镑。”

“这也就是我们到这来的原因。”她说。他们3人看着我，一脸和善，还带着好奇的神情，也许他们以为我会大哭一场。我自己倒成了被人怜悯的对象，真是奇怪。

“好的，我要请你们商讨一下这笔巨大的经济赔偿。”我一边说，一边拿起背包和折叠自行车。

“我送你到门口。”出庭律师说，他坚持向我展现出职业礼仪，陪我一直走到房间外走廊的电梯口。我认为自己不配得到这种礼遇。

我们握手道别，他回去和那两位初级律师商量具体数额，用律师的话说，就是“协议清算费用”。

我发现我的同事正在大厅里等我。

“这种职业的羞辱感最令人伤感，”我推着自行车和他沿着舰队街一边走，一边对他说，“这是彻头彻尾的虚荣。作为一个神经外科医生，你不可避免地会伤害他人的生命，不可能不犯任何错误，但是仍然会对患者造成的伤害以及付出的代价感到难过。”

天气预报报道上午空气干燥，但显然此时我们的衣着都太不适合今天的天气。身上的细条纹西装在穿过滑铁卢桥时已经湿透。汗水像雨水从脸上流下，脸颊就像冰一般冷。

“我知道必须要接受这些事实，”我有气无力地说道，“但是除了神经外科医生以外没有人清楚那种感觉：每天，有时甚至是连续几个月拖着沉重的身体来到病房看望被自己伤害的患者，去面对床边焦急而又愤怒的家属，而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对自己的信任。”

“有些神经外科医生甚至都不敢去巡查病房。”

“我已经告诉他们去起诉我，因为我出现了致命的失误。这不是患者原本就存在的缺陷，对吧？因此，我和他们成了好朋友，这看似很疯狂。至少我认为是这样，但是我不能指望他们对我有多高的评价，对吧？”

“在神经外科，你不可能很长时间都对自己的表现感到满意，”我的同事说，“总会有另外一个灾难在前面等着你。”

我们走进了滑铁卢地铁站，人们都聚在这里准备乘车向南去过周末，我们握手道别后也各奔东西。

我也不敢问那件案子到底需要几百万英镑才能解决。两年后我得知，最终的赔偿费用是600万。

那天晚上回到医院，我去ITU病房查看那个肿瘤复发的年轻小伙，他早晨接受了手术，但感觉好像是上辈子的事。手术进展得非常顺利，但是我们都知道这种病无法完全根治，肿瘤迟早会再次复发。他坐在病床上，头上一侧斜缠着绷带。

“他没事。”照顾他的护士正在写护理记录，她从床头的小台子上抬起头来说道。

“又一次了，马什先生，”我的患者说道，他热切地看着我，“我的生命全掌握在你的手中。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他还想再说下去，但是我把手指放在唇边。

“嘘——”我转身离开ITU病房说道，“我明天早晨再来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