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责任、憎恨与感激

两个患者在手术过程中就发生了脑卒中。他们两个人看我的表情是一样的，都在表达无声的愤怒和极度的担忧，其面目狰狞如同中世纪的地狱恶鬼，他们无法说话，也听不懂别人的话。

他负责治病，我们负责相信

1987年，当我成为一名顾问医生时，我已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神经外科医生。上级任命我去之前受训的那家医院接替一位高级神经外科医生，他的职业生涯即将结束，并把大部分手术都交给了我。一旦成为顾问医生，我就要为自己的患者负责，这与初级医生或者实习生阶段完全不同。我开始明白，受训的那段时光简直就是无忧无虑的日子。实习时，我所犯的任何错误，最终都由我的上级医生而不是我本人来承担责任。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许多实习生都很自负，这令我有些生气，毕竟我要为他们的失误担责，但是我自己以前也跟他们一样。总之，一旦当成了顾问医生，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履职之后的几个月，一切都平安无事，直到后来一名患有肢端肥大症的男子转到了我这里。这种疾病是由脑垂体中的一颗小肿瘤引起的，它引起生长激素过度分泌。患者的脸慢慢地发生了改变，变得粗大厚重，就像《丹迪》（Dandy）杂志中的卡通人物“疯狂的丹迪”一样，大下巴、高额头，双脚很大，双手也变得异常肥大，就像蒲扇一样。这个患者的病情还不是最严重的，通常这些变化都很缓慢，需要许多年，患者及其家属根本不会留意到。如果有人得了这种病，大家就会注意到他的下巴有些粗大。高水平分泌的生长激素最终会破坏心脏，我们要实施手术的原因就在这里，而绝非出于美容的效果。手术是从鼻孔里操作的，因为垂体就在大脑的底部、鼻腔的顶部，这种手术通常简单易行。然而，神经外科医生要是运气不好，在手术过程中很容易破坏脑垂体附近的两根重要的动脉。

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的妻子和3个女儿一起来到了我的办公室。他们是意大利人，当我说一定要手术时，他们的情绪都很激动。很显然，他们是非常和睦的一家人。虽然他们对手术都很紧张，但仍然对我表达了深厚的信任。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手术前的星期日晚上我去看他，我们非常愉快地聊了一会儿。当患者完全信赖你时，那种感觉非常不错。第二天我做了手术，并且进行得很顺利，他也如预期那样苏醒过来。那天晚上我又去见他，他的妻子和女儿都对我表示感激与赞美，我欣然领受。第二天，肢端肥大症的一些症状，比如手指肿胀的症状已经有所好转。周四上午在他回家之前，我又去看望了他。

我来到床边跟他说话时，他表情茫然地注视着我，一句话也没有说。随后我注意到了他的右臂垂在身边。一个护士急忙来到床边。

“我们正在找你呢，”她说，“几分钟之前患者发生了脑梗死。”我的患者和我都不解地对视了一下。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阵恐惧和失望袭上了我的心头。尽管他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但我还是极力向他保证一切都会好转。后来的脑扫描证实他的左大脑半球出现了严重的脑梗死。这一定是手术中某些未知因素造成的。现在他失语了，完全不能说话，不过他似乎并没有因此而苦恼，也许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像一个不会说话的动物，生活在一个怪异、没有语言的世界里。

有关其他患者怪异状态的陈旧记忆突然又重新回到了我的脑海中。有一个是脑动脉瘤的男性患者，那时我还是一名高级注册医生，刚刚开始独立进脑动脉瘤手术，另外一个是脑血管畸形的男性患者。现在这名男性患者的脑梗死发生在手术后第3天，与他不同的是，以前的那两例手术做得不是很成功，两个患者在手术过程中就发生了脑梗死。后来他们两个人看我的表情是一样的，都在表达无声的愤怒和极度的担忧，其面目狰狞如同中世纪的地狱恶鬼。他们无法说话，也听不懂别人的话。第二个患者的情况我记得非常清楚，次日早晨上班时我发现他出现了心搏骤停，好像他经受的全部创伤对于心脏来说已经难以承受。复苏小组正在全力抢救，很明显，他们也没有任何收获，因此我请他们停了下来，让患者安静地离世。我不知道另外一个人是什么情况，只知道他最后活了下来。

至少眼前的这个意大利人只是表情困惑，他望着我的时候眼神空洞呆滞。那天晚些时候，我与他的家人进行了一番动情的长谈，这期间有太多的泪水与频繁的拥抱。没有语言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情形？既无法听懂别人的话，又不能把自己的想法用语言表达出来，要想解释这一切都很难，更别提理解。人在脑梗死后，可能会死于脑肿胀，但是这个患者的状况在48小时内一点变化都没有。第二天晚上我向他的家属保证他不会死亡，但是我不确定他是否能够恢复语言能力，实际上我自己也不太乐观。然而两天过后，在第三天的凌晨一点，患者的病情开始恶化。

我手下那个年轻、没有多少临床经验的注册医生给我打来电话。

“他昏迷了，双侧瞳孔散大！”他急切地告诉我。“哦，如果两个瞳孔都放大了，那意味着他的大脑已经脑疝了，他就要死了，我们也无力回天。”我这样告诉他。脑疝是由于颅内压力非常大，大脑会像牙膏一样被挤出颅骨底部的洞，而大脑被挤压的部位呈圆锥形，这是致命的情况。

我愤愤地告诉注册医生自己不打算过去，就直接上床睡觉，但一直睡不着，便起身开车去了医院。大街上空荡荡的，只有一只狐狸从医院前面的马路上旁若无人地跑过。空荡荡的走廊里回响着家属的哭声，其中还有一个3岁的小女孩儿。于是，我把他们聚在一处，坐在椅子上面对他们做解释，同时表达了自己的沉痛心情。患者的妻子跪在我的面前，双手紧扣，求我救救她的丈夫。这一切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但我感觉时间特别长。他们开始接受他在劫难逃的事实，不过也许对他来说死亡要比活着但无法说话好得多。

我还记得，有一次一个患者死于术后脑卒中。我在解释和道歉的时候，患者的家属坐在那里，有的盯着我，有的瞪着我，一句话也没有。很明显，他们都非常恨我，感觉像是我杀害了他们的父亲。

但是面前这一家人极其和蔼、宽厚。患者的女儿都说她们不责怪我，她们的父亲非常信任我。最后我们互相道别，一个女儿把3岁的小女孩带到我面前，她现在已经不哭了。她抬起头用那双又大又黑的眼睛看着我，两颊还带着泪痕。

“亲一下医生，说再见，玛利亚，说谢谢。”

我们脸颊相贴时，玛利亚开心地笑了。

“晚安，做个好梦，玛利亚。”我诚恳地说。

我的注册医生一直在看着这一切。他很感谢我没有让他来跟家属沟通，接手这么令人心酸的工作。

“不好干的工作啊，神经外科，别干了。”我向门口走去，经过他身边时说道。

向前门走去的时候，我经过了患者的妻子，她正站在走廊里公共电话的旁边。

“记住我的丈夫，偶尔回想一下，”她向我伸出一只绝望的手说，“在你祈祷的时候一定要想想他。”

“手术后死亡的所有患者我都会记住的，”我说，但离开时心里又加了一句，“可我希望千万别这样。”

我很宽慰他已经死了，如果他活下来，一定是重度残疾。他的死是手术造成的，而不是我的明显失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脑卒中，也不知道应该如何避免。因此，我觉得这一次，至少在理论上我是无辜的。但是当我到家之后，我把车子停在了房子外面，自己坐在车里。夜色中雨一直在下，过了很久我才拖着疲倦的身体进屋上床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