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突然获益模式

一、突然获益模式的发现与效果

Tang和DeRubeis对Ilardi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认为Ilardi采用组平均数得到的模式是不准确的，因为这有赖于样本的同质性，因此他们主张关注个体的改变过程，并用这种方法对CBT治疗抑郁症患者的过程进行了研究，发现许多当事人的抑郁症状会在某两次相邻会谈间隔期间出现急剧的降低，他们将其命名为“突然获益”（SG）。SG平均出现在第5次会谈，且大部分当事人在之后的治疗中没有出现反弹，研究还发现，经历SG的当事人的治疗效果显著更好，且在后续（治疗结束后第6、18个月）效果的保持上表现出了明显的优势，这说明SG是临床上显著并持久的改变，而非短暂的小波动。

同样地，之后的许多研究在CBT中都发现了SG现象，运用不同的测量工具和统计方法仍可以得到一致的结论，而且在支持表达性治疗，包括各种流派和心理问题的常规临床机构、非指导的支持性治疗、人际心理治疗中都发现了SG。SG在其他心理问题如焦虑性障碍、社交恐惧症中同样存在，这证明SG也是跨治疗方法和人群的。更有甚者，药物治疗、安慰剂组以及未接受治疗条件下的抑郁症患者中也出现了SG，这些结论共同表明SG是临床上普遍的现象。

不过，虽然在各种治疗和非治疗条件中都发现了SG现象，但是得出的SG的特征是有差异的。在未接受治疗的条件中，经历SG的被试在研究最后（9周）并没有比非SG者更多地达到康复，即与心理治疗相比，自然恢复过程中出现的SG是更不稳定、易复发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心理治疗的特殊性，治疗可能主要在于帮助当事人稳定并保持SG。再如支持表达性治疗与CBT相比，SG的复发率更高，且治疗结束后6个月的预后效果不显著，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两种治疗方法的差异导致的：CBT中的SG之所以复发率低是因为SG可以激发一个良性循环——认知改变导致症状减轻，促进了工作同盟的改善，而好的工作同盟又使认知改变更加顺利，但是在支持表达性治疗中并没有这样的循环，因为咨询师对于问题的成功的解释并不一定能使得下一个解释更容易。

二、突然获益模式的解释

许多研究者认为治疗中的“认知改变”是SG产生的原因。Tang和DeRubeis对SG发生的附近会谈做了仔细的分析，发现SG前一次会谈与其他会谈相比当事人发生了重大的认知改变，由此认为是认知改变导致了症状的突然降低，且由于认知的改变是突然的、全或无的，因此引发的症状改变也是突然的，这很好地支持了CBT的认知中介假说。但是这一结论并没有得到其他研究者的认可，因为SG一般发生在治疗早期（如平均第5次），而按照CBT治疗手册，在早期并没有使用认知干预技术。但Hollon认为CBT中的认知和行为元素的执行往往是以统合的方式进行的，当事人被鼓励用他们的行为去检验认知，因此仍然可以用认知改变来解释SG。还有研究者认为在治疗的早期阶段中改变当事人的生活习惯其实也包含了一些认知改变，即使没有直接地使用特定的认知修复技术。但更多的研究者则持共同因素的观点，最有力的证据是SG是跨流派和人群的普遍现象，而“认知改变”这一因素并不是在所有治疗方法中都存在的。然而Whisman则认为关于特异因素和共同因素的争论都只停留在具体的技术层面，而概念和方法才是第一位的，因此应该从更高的理论层面上去解释此现象。

研究者们还对一些当事人变量做了检验，但得到的结论不尽相同。Vittengl等的一项研究表明，初始症状更严重的当事人更多地经历了SG，因为从测量学角度来讲，他们有更大的改变空间，另外，经历SG的当事人可能情绪易感性更高，因此在治疗中更容易产生急剧的改变。Hardy等假设症状的易变性是由于治疗之外的因素导致的，尤其是生活事件，但是研究结果却显示正性或负性生活事件与SG的出现之间相关性都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SG是由治疗产生的，而不是外部事件。另外，SG还与当事人的高负性思维风格有关，因为高负性思维风格者的认知可能有更多的改变空间。在对自然恢复的抑郁症患者的SG研究中发现，高自尊和高社会比较倾向的当事人有更多的SG，而康复希望和负性思维风格的效应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没有治疗干预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