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我国心理咨询与治疗从业人员首选的十种疗法

在我国从业者中，有超过三十种疗法被列为“首选疗法”，其中，前十种首选的疗法见表2-2。其结果与“常用的十种疗法”有所不同，例如，作为首选，行为疗法位列第四，但在常用疗法中则为第二位；家庭治疗在首选疗法中为第九位，但在常用疗法中为第四位；一般心理治疗是首选疗法的第七位，但却没有进入常用疗法的前十位；反之，森田疗法没有进入首选疗法前十位，但在常用疗法中位列第九。不过，在两个排名中，认知疗法都位居第一，近60%的应答者选择认知疗法为常用疗法，近40%则首选认知疗法。

全国6个行政区从业者的首选疗法有显著不同。东北区的从业者中，近60%首选认知疗法，这个比例几乎是华北区、中南区和华东区的2倍，而首选CBT的比例则仅为华东区和西北区的1/3；超过1/5的华东区从业者首选精神分析，是西北和西南区的2倍。

发达城市和中等发达城市从业者首选精神分析的人数比例分别是欠发达城市的三倍和两倍。在欠发达城市的从业者中，半数从业者首选认知疗法，该比例显著高于发达城市；同时，首选整合疗法的比例也高于发达和中等发达城市从业者。

教育系统和医疗系统中分别约70%、其他社会从业系统中约60%的从业者首选前三种疗法，即：认知疗法、精神分析和CBT。对于认知疗法，教育系统首选的人数比例最高，近一半的从业者首选该疗法；对于精神分析，以其他社会从业系统首选者为最多，有近1/5的从业者首选该疗法，教育系统首选该疗法的比例最低，仅为1/10；对于CBT，以医疗系统首选者为最多，约占15%，教育系统接近10%，其他社会从业系统首选CBT的人数比例则不到教育系统人数比例的1/2，几乎是医疗系统的1/3。另外，教育系统和其他社会从业系统的从业者比医疗系统从业者更多地选择沙盘疗法，而其他社会从业系统从业者比教育系统从业者更多地选择催眠疗法。

首选疗法的相关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1.性别

性别是影响因素之一，但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除催眠疗法和行为疗法外，其余首选疗法之间无性别差异。对于催眠疗法，发达城市和其他社会从业系统的男性从业者首选的人数比例高于女性；在中等发达城市，女性从业者较男性更倾向于选择行为疗法。

2.年龄

年龄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从平均年龄看，首选催眠疗法、行为疗法和当事人中心疗法者最年轻；而首选一般心理治疗、整合疗法和精神分析的从业者最年长。将年龄分为≤30岁、31~39岁和≥40岁三组，则在三个年龄组均是首选认知疗法的人数比例最高，尤其是≤30岁者，超过半数首选认知疗法，人数比例显著高于另两个年龄组。在≤30岁从业者中，首选CBT者居第二位，其次是精神分析，31~39岁和≥40岁者则相反，首选精神分析者的比例均高于首选CBT的比例；同时，31~39岁和≥40岁者首选精神分析的比例超过≤30岁者的2倍。≥40岁者首选整合疗法和一般心理治疗者的人数比例居第四、第五位，且首选整合疗法的人数比例显著高于31~39岁者，首选一般心理治疗的比例则显著高于≤30岁者。

虽然首选精神分析、一般心理治疗、整合疗法者均较年长，但首选精神分析者超过半数来自31~39岁者，而首选一般心理治疗和整合疗法者则是≥40岁者超过半数，所以，首选后两种疗法者更年长。首选催眠疗法、行为疗法、当事人中心疗法者均较年轻，但首选催眠疗法和行为疗法者近半数来自31~39岁者，首选当事人中心疗法者≤30岁者比例最高，说明首选当事人中心疗法者更年轻。

首选使用精神分析者的平均年龄依发达城市、中等发达城市和欠发达城市的顺序，由39岁减小至35岁。对于31~39岁者，在发达城市从业者首选精神分析的人数比例是在中等发达城市从业者的2倍，对于≥40岁者，发达城市从业者首选认知疗法的人数比例显著低于欠发达城市，而发达和中等发达城市从业者首选精神分析的人数比例则远高于欠发达城市。

教育系统≤30岁者首选认知疗法的人数比例高于>30岁者，首选精神分析的人数比例为31~39岁者的1/3。其他社会从业系统≤30岁者首选精神分析的比例仅为>30岁者的1/3，31~39岁者首选行为疗法的比例则高于≥40岁者。医疗系统三个年龄组首选疗法无显著差异。

3.学历

总体说来，近1/3拥有博士学历者首选CBT，显著高于硕士、本科及专科学历者，硕士学历者首选当事人中心疗法的比例高于本科学历者，并且这种差异仅出现在发达城市以及医疗系统从业者中。另外，在教育系统从业的硕士学历者首选当事人中心疗法的人数比例高于本科学历者；医疗系统硕士学历者首选认知疗法的比例低于大专及以下学历者；而其他社会从业系统内则无显著差异。

4.从业时间

从业时间也是首选疗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首选一般心理治疗者平均从业时间最长，超过7年；其次是首选精神分析者和家庭治疗者，均约6.5年；首选催眠疗法、沙盘疗法和行为疗法者平均从业时间最短，均为不足5年。

将从业时间分为≤3年、3~6年和≥7年三组后可见，首选沙盘疗法者近2/3从业≤3年，首选行为疗法和当事人中心疗法者也近一半是从业时间≤3年者；半数首选整合疗法和催眠疗法者从业4~6年；而由从业≥7年者占主导的首选疗法是一般心理治疗、精神分析和家庭治疗。同时，从业≤3年者首选认知疗法的人数比例高于≥7年者，首选精神分析的人数比例则显著低于后者。

在发达城市从业者中，首选当事人中心疗法者的平均从业时间最短，为4.5年，而在中等发达和欠发达城市，首选当事人中心疗法者的平均从业时间均在6年以上。

教育系统和其他社会从业系统从业≤3年者选精神分析的人数比例均低于从业≥7年者。其他社会从业系统的三个从业时间组首选认知疗法的比例均低于另外两个从业系统，而首选精神分析者则相反。同时，在其他社会从业系统中，从业时间≥7年者的首选疗法中，精神分析位列第一，这是唯一首选精神分析的人数比例位列第一者，认知疗法位列第二，而CBT和行为疗法则没有进入前五位。在从业≤3年者中，教育系统首选精神分析的人数比例仅为其他社会从业系统的1/3。在从业4~6年者中，半数教育系统从业者首选认知疗法，高于其他社会从业系统；医疗系统首选CBT的比例是其他社会从业系统的3倍。在从业≥7年者中，教育系统首选精神分析的比例是其他社会从业系统的一半，医疗系统首选CBT的比例高于其他社会从业系统。

5.专业背景

整体说来，医学背景者首选CBT的比例三倍于“其他”背景者，也高于心理学背景和教育学背景者。在发达城市从业者中，心理学专业背景和医学背景者首选CBT的比例均高于“其他”背景者；“其他”背景者首选“其他”疗法的人数比例高于医学背景者，首选行为疗法的比例则低于心理学背景者。在其他社会从业系统中，心理学背景者和医学背景者首选认知疗法的人数比例均低于教育学专业背景者；医学背景者首选CBT的人数比例高于“其他”专业背景者。

6.继续教育途径

首选认知疗法者以会议、进修、培训班和自学为继续教育途径的人数比例显著高于以案例督导为途径者，首选精神分析者则刚好相反。教育系统中以自学为继续教育途径者首选认知疗法的人数比例高于选择案例督导者；医疗系统选择以网络培训为途径者首选认知疗法的人数比例高于选择案例督导者。

7.继续教育学时

继续教育学时也是首选疗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首选沙盘疗法和家庭治疗者继续教育的平均学时最长，均接近130学时，其次是首选催眠疗法者，约90学时；首选当事人中心疗法者继续教育学时最短，不足50学时，其次是首选认知疗法和一般心理治疗者，均约58学时，这种趋势在发达、中等发达和欠发达城市均一致。

将继续教育学时分为≤25学时、26~64学时和≥65学时三组，继续教育<65学时者首选认知疗法的比例显著高于≥65学时者，首选精神分析的比例则显著低于后者；继续教育在26~64学时者首选行为疗法的比例低于≤25学时和≥65学时者。同时，首选认知疗法者近40%的继续教育学时数≤25学时，而首选精神分析者则近半数继续教育学时数≥65学时。

当继续教育≤25学时时，超过半数教育和医疗系统从业者首选认知疗法，在其他社会从业系统则约为1/3，同时，教育和医疗系统仅有很少数的从业者首选当事人中心疗法，而在其他社会从业系统，约10%首选当事人中心疗法；另外，近15%在其他社会从业系统从业者首选“其他”疗法，而这个比例在教育系统不足5%。当继续教育在26~64学时时，教育系统和医疗系统首选CBT的人数比例显著高于其他社会从业系统；约10%教育系统首选当事人中心疗法，显著高于其他社会从业系统；同时，其他社会从业系统从业者首选“其他”疗法者依然近15%，显著高于医疗系统。当继续教育≥65学时时，分别有约40%和30%教育系统和其他社会从业系统从业者首选认知疗法，这个比例在医疗系统不足20%；同时，约30%医疗系统和其他社会从业系统从业者首选精神分析，均高于教育系统（不足10%）。

8.专/兼职

整体来说，专职者首选精神分析和催眠疗法的人数比例显著高于兼职者，首选一般心理治疗的人数比例则低于兼职者。这种趋势在发达和中等发达城市，以及在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系统三个从业系统均一致。另外，对于专职从业者，约50%欠发达城市从业者首选认知疗法，显著高于发达城市；教育系统从业者首选认知疗法和CBT的比例高于其他社会从业系统，首选精神分析的比例则低于后者；医疗系统从业者首选CBT的人数比例也显著高于其他社会从业系统。对于兼职从业者，欠发达城市从业者首选精神分析的比例低于发达城市兼职者；教育系统从业者首选精神分析的人数比例低于其他社会从业系统。

9.职业证书

整体来说，无证书从业者首选CBT和一般心理治疗的人数比例高于有证书者，首选沙盘疗法的比例则低于有证书者；发达城市和中等发达城市从业者与该整体趋势基本一致。在其他社会从业系统内，无职业证书从业者首选一般心理治疗的人数比例显著高于有证书者。在有职业证书从业者中，超过半数欠发达城市从业者首选认知疗法，该比例高于发达城市从业者，首选精神分析的人数比例则低于后者；教育系统和医疗系统首选认知疗法和CBT的人数比例均显著高于其他社会从业系统，教育系统首选精神分析的人数比例低于医疗和其他社会从业系统。

10.督导

总体说来，超过半数无督导者首选认知疗法，显著高于有督导者，而首选精神分析、沙盘疗法和家庭治疗的比例均低于有督导者；发达城市和中等发达城市从业者，以及教育系统和其他社会从业系统从业者符合该整体趋势。在有督导的从业者中，50%欠发达城市从业者首选认知疗法，该比例高于发达城市从业者，同时，发达和中等发达城市从业者首选精神分析的比例均高于欠发达城市；教育系统首选认知疗法的人数比例高于其他社会从业系统，首选精神分析的比例则显著低于后者，另外，教育系统和医疗系统首选CBT的人数比例高于其他社会从业系统。

若将上述十种影响因素同时进入回归分析以讨论对首选疗法的影响，可以发现：男性增加了选择催眠疗法的概率；≤30岁增加了选择认知疗法的概率，而降低了选一般心理治疗的概率；硕士及以上学历增加了选择CBT的概率；从业≤3年降低了首选行为疗法和整合疗法的概率；从业4~6年，增加了首选认知疗法与精神分析的概率；心理学背景增加了首选催眠疗法和精神分析的概率，医学背景增加了首选精神分析的概率，教育学背景则增加了首选家庭治疗的概率；以会议和案例督导为继续教育途径降低了首选整合疗法的概率，自学降低了首选家庭治疗的概率，案例督导则降低了首选一般心理治疗的概率；继续教育≤65学时降低了首选精神分析的概率，≤25学时则降低了首选催眠疗法的概率；无职业证书提高了首选一般心理治疗的概率，降低了首选家庭治疗的概率；无督导增加了首选认知疗法、CBT和催眠疗法的概率，降低了首选精神分析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