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开皇盛世》：宇文氏之诛

开皇时代的序幕是以一场血腥的杀戮拉开的。

随着新王朝的建立，如何来处置前代帝王和宗室，就成为摆在隋文帝杨坚面前的一道难题。

对于这个问题，最先给出解决办法的是一个叫虞庆则的人，他给出的建议是尽灭宇文氏。

我们先来说说虞庆则是什么人。虞庆则在北周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他最初只是驻守在边关的一名武将。按照《隋书·虞庆则传》的记载，他的祖上是关中汉人，后来迁居灵武，由于自幼成长于北方边境，也染上很多胡人习俗，不仅精通鲜卑语，而且擅长骑射。

虞庆则能够发迹，完全仰仗于高颎的举荐，高颎先是把虞庆则推荐给了越王宇文盛，之后高颎进入杨坚丞相府，虞庆则又被举荐给了当时还是大丞相的杨坚。由于虞庆则在宇文盛的麾下颇有战功，而且在担任石州（今山西离石）总管期间治理有方，很快便受到了杨坚的赏识和重用。

隋文帝杨坚登基之后，虞庆则立马被任命为内史监（三省长官之一），顿时成了王朝新贵。也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虞庆则向杨坚进言，请求尽灭宇文氏。

这个建议十分残忍，但是杨坚不假思索就同意了。

杨坚知道，宇文氏在关中经营几十年，虽然周宣帝宇文赟残暴不仁，失尽人心，但是宇文家族的影响力还在。即便杨坚已经诛杀了宗室中颇具威望的五王，宇文家族没有能力再和杨坚对抗，杨坚还是觉得无法安心。

当然，虞庆则的建议也不是没有人反对，反对最激烈的就是李德林。李德林坚决反对诛杀宇文氏，他认为应当采取宽恕和怀柔的手段来安抚人心。

然而，登上皇位的杨坚志得意满，他没有再虚心纳谏，不仅驳回了李德林的谏言，而且声色俱厉地斥责李德林的谏言是书生的迂腐之论。也正因为这次谏言，杨坚开始疏远李德林，李德林在杨坚心目中的地位从此一落千丈，官阶和品位再也没有得到提升，地位也不及高颎和虞庆则。

实际上，关于诛杀宇文氏这个决策，杨坚的另外两名股肱之臣高颎和杨惠也是不太接受的，但是他们的态度相对比较暧昧，既没有明确支持，也没有明确反对，更没有去声援李德林。

可见，在诛杀宇文氏这件事上，杨坚不接受任何反对意见，如果你敢反对我，那你就会和李德林一个下场。这表现出了杨坚强权独断的一面，同时这也是杨坚对外界释放的一个政治信号，那就是大隋王朝的政治志向是高压的、强硬的。

杨坚对于自己决定要做的事不容置喙，我们甚至可以说，杨坚诛杀宇文氏的决策绝非有虞庆则提醒才这么做的，而是杨坚早有此意，他想要铲除所有潜在的异己势力，包括已经无法对自己构成威胁的宇文家族。虞庆则的建言不过是一个幌子，或者说虞庆则是在杨坚的暗示和授意下向朝廷进言的。

于是，北周宇文氏的灾难就此降临，宇文泰的子孙们全部被处死，也包括禅位的周静帝宇文阐。

禅位的宇文阐当时只是个9岁的小孩子，他退位之后，被杨坚封为介国公，食邑五千户，并享受隋朝的宾客之礼的礼遇，一切待遇和礼节如旧，同时，上书可以不称表，答表可以不称诏。

当然，这些都只是客套的仪式而已，宇文阐也没有享受到任何实际意义上的优待，都只是虚名而已。实际的结果是，3个月后，宇文阐死在了介国公的府邸。

对于宇文阐之死，《周书》称为“崩”，《隋书》称为“薨”。这是因为，《周书》是以北周的视角来书写北周历史的，宇文阐之死当然是天子之死，自然是用“崩”；《隋书》是以隋朝的视角来书写隋朝历史的，宇文阐在隋朝是介国公，他的死是王侯之死，自然是用“薨”。

无论“崩”还是“薨”，都无法说明宇文阐的真正死因，虽然史书并没有记载宇文阐是非正常死亡，但是宇文阐死在杨坚称帝之后的第3个月，这多少显得有些蹊跷。毕竟按照正常的生老病死来看，一个9岁的孩子如果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外，是不太可能突然死亡的。

《隋书》对逊位后的宇文阐的生活只记录了一件事：“辛丑，陈散骑常侍韦鼎、兼通直散骑常侍王瑳来聘于周，至而上已受禅，致之介国。”

这段文字记载的是，南方的陈朝由于事先并不知道北周皇帝禅位的事，就派了散骑常侍韦鼎、通直散骑常侍王瑳作为使节来访问北周。结果到了长安他们才发现，北周刚刚发生了改朝换代，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是隋朝的天下了。韦鼎和王瑳比较死脑筋，为了完成出使任务，就去拜访了已经成为介国公的宇文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回到陈朝交差复命。

然而，很可能恰恰就是这件小事，成了杨坚杀害宇文阐的一次动因。陈朝的使节来到隋朝，不去拜访当朝皇帝杨坚，而是去拜访已经逊位的介国公宇文阐，杨坚的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儿。这件事等于是在提醒杨坚，宇文阐虽然退位了，但是天下人都知道他曾经有过皇帝的身份，保不齐就有人利用逊帝的名义来煽动反叛。

陈朝使节拜访介国公一事发生在四月，到了五月，介国公就突然离世，谁能说隋文帝杨坚不是因为这件事对宇文阐起的杀心呢？

关于宇文阐的真实死因，《周书》《隋书》《北史》在本纪中都缄默不语。只有《隋书·天文志》直接点出：“静帝禅位，隋高祖幽杀之。”隋高祖就是隋文帝，宇文阐是被杨坚私下谋害死掉的。

另外，《周书》和《北史》都记载道：“隋开皇元年五月壬申，帝崩，时年九岁。隋志也。”在这里，《周书》和《北史》都以官方的的口吻记述了介国公宇文阐之死，但是末尾却不约而同地加了一个小尾巴——“隋志也”。“隋志也”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这只是隋朝官方记录的史料档案。

如果宇文阐是正常死亡的话，史书作者何必要画蛇添足地加“隋志也”三个字呢？显然，史书的作者并不认可隋朝的官方记录，这也是在向世人透露，宇文阐是死于非命，而元凶就是杨坚。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叫作“灭人之国，不绝其祀”。北周王朝灭亡了，但是皇室子嗣不能断绝，于是杨坚让宇文洛承袭了介国公的封号，来为宇文阐续嗣。

宇文洛虽然是宇文家族的一员，但他和北周皇族宗室的关系已经非常疏远了，宇文洛也并非宇文泰的后代，他只是宇文泰父亲宇文肱的堂兄弟的后代。因此，宇文阐和宇文洛早就出了五服，他们除了都姓宇文之外，已经没有多少血缘之亲了。

杨坚知道，有些人还对北周王朝心存怀念，因此他必须用这种残忍的手段来杜绝北周复辟的可能，从而维护自己的统治。当然，杨坚的这一做法，也招致了后世人的口诛笔伐。其中，对杨坚骂得最狠的就要数清朝学者赵翼了。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隋文帝）窃人之国，而戕其子孙至无遗类，此其残忍惨毒，岂复稍有人心。”

杨坚顾不得这些，他也不在乎后人如何评论自己，他只知道自己能走到今天这一步，靠的就是如履薄冰、小心翼翼，杜绝一切隐患。

杨坚对宇文氏的残杀，也惹怒了另外两个人，而且都是女人。

第一个人就是杨坚的长女，也是北周的皇太后——杨丽华。

杨丽华是北周的正宫皇太后，而宇文阐是帝太后朱满月所生，虽然宇文阐不是杨丽华亲生，但他毕竟是周宣帝唯一的儿子，宇文阐也算得上是杨丽华唯一的儿子，即便并非己出。

而且，古代讲究出嫁从夫，杨丽华是北周的皇太后，她的立场自然是站在北周这边的。而杨坚篡权夺位，以及残杀宇文宗室的做法，对杨丽华而言都不啻晴天霹雳。

《周书》对杨丽华在改朝换代之际的心理变化有着非常细微的记录：“后知其父有异图，意颇不平，形于言色。及行禅代，愤惋逾甚。隋文帝既不能谴责，内甚愧之。”

杨坚当上大丞相之后，逐渐表现出了改朝换代的野心，这让杨丽华深感不平，到了代周建隋的关键时刻，杨丽华就更加愤恨。杨坚知道自己这么做对不起自己的女儿，所以对杨丽华心怀愧疚。

出于对杨丽华的愧疚之情，以及她这个前朝太后的尴尬身份，杨坚在开皇六年（586）封杨丽华为乐平公主。杨丽华也就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从前朝太后变成当朝公主的人。然后杨坚又给她物色驸马，结果没想到杨丽华誓死不从。

既然杨丽华不愿改嫁，那就给杨丽华的女儿物色一个好人家吧。杨坚为杨丽华的女儿（和周宣帝宇文赟所生）宇文娥英选择了幽州总管李崇之子李敏为乘龙快婿。

当然，这些都无法弥补杨丽华心中的缺憾，她一生郁郁寡欢，最终于大业五年（609）病逝在了和隋炀帝西巡张掖的途中。

另外一个对杨坚残杀宇文氏充满怨恨的人则是一个小姑娘。这个小姑娘姓窦，历史上没有留下名字，她是宇文邕的外甥女，是宇文邕的姐姐襄阳长公主和北周定州总管窦毅的女儿。不过，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她后来嫁给了李渊，李渊成了唐朝的开国皇帝，窦氏也成了唐朝的开国皇后，历史上称为太穆皇后。

窦氏自小就被舅舅宇文邕寄养在宫中，窦氏和宇文邕的感情非常深厚。而且，她还向宇文邕建言献策，劝说宇文邕宠幸突厥公主，从而笼络突厥，维护好和突厥的友好关系，为之后的讨伐北齐做准备。当时窦氏还不到10岁，宇文邕听完窦氏的进言，幡然醒悟，对窦氏的聪慧赞赏有加。

宇文邕驾崩后，窦氏日日追思，就如同父母去世一般。再后来，杨坚受禅称帝，将宇文家族斩尽杀绝，窦氏痛哭流涕，一头扑倒在床上，痛恨地说道：“恨我不为男，以救舅氏之难。”窦毅和襄阳长公主吓得连忙掩住了孩子的嘴，说道：“切勿妄言，灭吾族矣！”

窦氏的这番豪言，在当时来看只是愤恨于杨坚篡夺宇文氏的江山，不过，从后来的历史来看，窦氏的话最终被她的丈夫实现了。唐高祖李渊夺取了隋朝的天下，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为宇文氏报了血海之仇。

客观来说，杨坚其实没有必要对北周宗室大开杀戒。

在周宣帝的暴政之下，真正忠心于北周的人其实已经不多了。在周宣帝暴毙之后，朝中有权势的朝臣只有五王、韦孝宽、尉迟迥和李穆这八个人了。这八人中，五王被杀，尉迟迥兵败自杀，韦孝宽病逝，唯一健在的只有李穆，而李穆在尉迟迥叛乱之初就已经明确表态愿意支持杨坚。

在杨坚代周建隋之时，北周的朝堂上已经无一人能够对杨坚形成威胁。因此，我们不禁要问，杨坚到底害怕什么，为何非得大开杀戒呢？

答案其实并不复杂，从周宣帝暴崩的公元580年6月，到杨坚称帝的公元581年2月，其间只有短短的9个月时间。换句话说，从国丈到权臣再到皇帝，杨坚完成这华丽的“三级跳”仅仅用了9个月，任何人看在眼里都会眼馋和不服。

胜利来得太快，这让杨坚内心十分不安，他既兴奋又心虚，他害怕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哪一天被人窃取。正是这种来自内心深处的虚弱和自卑，让杨坚挥起了手中的屠刀，对北周宗室进行了血腥的残杀。

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杨坚没有做错，这一切都是为了稳固统治，但是从人心向背和道德的角度来说，杨坚输了。

因此，唐朝史官在编写《隋书》的时候，评价隋文帝杨坚“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

纵然隋文帝一生文治武功卓著，开创了开皇盛世，但是他欺侮孤儿寡母滥杀无辜的骂名将永远伴随于他的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