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混合与综合：志愿服务动机研究的新拓展

事实上，志愿者从事志愿服务的动机，并不是一种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分类。志愿服务内容和项目的转变，在志愿服务过程的不同阶段，志愿者的动机可能发生变化或者起伏。因而在动机理论中，我们虽然有了非常丰富和详细的类型学阐释与理论分析的框架，但是我们仍需要以一种动态的视角来理解志愿服务中的动机。

并且，在建立动机分类的时候，标准的选择与确立决定了动机的种类和构成。在研究中除了较为常见的功能分析之外，也有学者从“时间维度”对志愿者的动机进行概括与分类。纪元性的时间概念作为分类标准，意味着志愿服务的展开和发展存在历史阶段性的特征，并因为这种时间情境的区别而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志愿者的参与群体也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较大的变化。在西方历史情境中，20世纪典型或者“经典”的志愿者形象，通常由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和退休人员构成。进入21世纪，志愿者群体的构成和偏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越来越具有多元化的特征（Duguid et al.，2013：220）。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动机研究多涉及志愿者心理维度内容的探讨，但是这种时间维度的考察更多地体现出外部视角的社会结构意义上的解释。

国内学者吴鲁平（2007）通过对青年志愿者的访谈研究发现，以纪元性时间概念为标准，可以将志愿服务的动机划分为：①以责任感为轴心的传统性动机；②以发展为轴心的现代性动机；③以快乐为轴心的后现代性动机。从传统到后现代的转变，在社会科学描述的时间概念中，意味着社会结构与价值规范的重要变化，并在生活方式和社会行动上表现出非常不同的特征。例如，在传统社会中，我们强调集体或者共同体生活对个人的重要意义和影响；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强调个人自主性的提升，拥有更多选择的权利，同时，追求结果与效率的工具理性也成为有代表性的社会理念；在后现代社会中，与前两个阶段相比，个人价值的选择与追求成为新的目标。

在当代青年对志愿服务的参与中，传统类型的参与动机追求责任伦理而不是信念伦理；现代类型的参与动机则在参与志愿活动的同时，对个人发展和活动参与所带来的现实意义有所期待；后现代类型的参与动机则在志愿活动中追求快乐的奉献和个人的获得感。最后，吴鲁平认为青年志愿者的奉献精神不宜过度拔高，青年更多地追求一种量力而行的奉献。[3]同时期对大学生志愿服务动机的经验研究显示，近半数的大学生志愿者把“锻炼自己”与“帮助有需要的人”当作从事志愿服务的两个主要动机。研究认为这两个动机分别代表了利己和利他两方面的内容，当代大学生在实践奉献价值的同时，也意识到利他行为对个体自我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刘珊、风笑天，2005）。

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价值规范与社会目标的差异影响了人们的社会行动和开展，并在志愿服务这种相对特殊的社会活动中有所体现。因而，虽然吴鲁平的志愿服务动机表现为一种以纪元时间为标准的动机分类，但是不同时间类型背后所指涉的社会理念与价值规范存在实质性的区别，在当代日趋多元化的社会中，它们对应了志愿者选择参与和从事志愿服务的出发点与意义。

另一方面，对志愿者而言，因为志愿服务活动本身的多样性和过程性特点，这三种动机类型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通常还存在“动机混合”或者“动机融合”的状态。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中，学者意识到单一动机归因的局限，提出志愿者的动机实际上蕴含了多元要素，表现为团结要素（solidarity factors）、物质要素（material factors）与目的性要素（purposive factors）的结合。其中，团结要素表现为社会互动和群体认同的需要；物质要素则强调志愿服务的回报，如报酬和纪念品等；目的性要素则指志愿者服务与奉献社会的动机（Caldwell & Andereck，1994）。

在本土的志愿服务动机研究中，佘双好拓展了吴鲁平的动机类型理论，将志愿者的参与动机从“单一结构模型”拓展为“混合结构模型”，认为在典型的单一动机之外，还存在：①责任与发展混合型动机；②传统与后现代混合型动机，志愿服务参与既有责任的成分，也有快乐的成分；③发展与快乐混合型动机；④三种混合型动机，包括责任动机、发展动机和快乐动机的混合形态（佘双好等，2013：139-141）。

贺红霞（2013）对大学生志愿服务动机的考察，根据利己和利他两种类型，进一步将动机拓展为四种类型：①纯粹利己型，参与志愿服务以获取学分、实践经历、增加履历内容为目的；②自我取向型，通过志愿服务扩大社交网络、获得自我成就和满足感；③纯粹利他型，志愿者单纯以帮助他人和社会为目的；④价值取向型，志愿者通过志愿服务践行精神理念与价值观。在日常生活中，实际上很难将志愿者的参与动机简单地在四种类型中进行唯一性的选择。并且，贺红霞的研究认为志愿服务动机并不存在正确与错误之分，更多的情况是，在志愿者中存在复合型与多元化的志愿服务动机。

社会学对社会行动的类型阐释，为我们理解这种参与动机的综合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参照。关于社会中的个体对行动的理解和赋予的意义，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供了一个经典的社会行动分类，四种基本类型的社会行动分别代表了四种动机。首先是目的理性行动（rationally purposeful action），它是以目的为导向和参照的行动，行动指向特定的目的；其次是价值理性行动（value rational social action），行动的开展以价值合理性为前提；再次是情感行动（affective social action），它代表基于情感导向所引发的社会行动，如宗教或者美学的价值；最后是传统行动（traditional social action），这种行动既不包含目的理性，也不包含价值理性，它只是对过去形成习惯或者历史的沿袭。基于这四种社会行动的理想类型阐释，在特定的群体或者社会中，行动不仅存在变化的可能，而且行动的展开往往会包括不同类型的组合，而不是单一类型的社会行动。

在志愿服务实践中，不同类型的动机混合或者融合情况的出现，一方面，反映出志愿服务作为一种社会行动，在开展实践的过程中含有时间性和过程性的特点；另一方面，志愿者作为具有能动性的行动主体，虽然具有稳定性，但是在不同情境下的选择和价值认同存在变化的可能。在志愿服务的行动过程中，志愿者赋予行动的意义会和环境发生整合与协商。在遇到冲突和张力时，甚至会改变与拒绝。动机和意义也具有关系性的动态特征，是志愿者能动性与理性相互协商的结果（McAllum，2014）。因而，我们对志愿服务动机的考察和分类，需要避免对理论解释框架进行静态或者固定的理解阐释，在具体的研究中要过程性地结合社会情境来理解志愿服务实践。

此外，从志愿者动机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的功能方法之后，后续大量的经验研究沿着前者提供的理论框架，不断结合新的社会、组织情境与志愿服务类型进行探索，对志愿者新动机以及产生和变化机制的新发现，完善和拓展了功能分析的理论框架。“ABCE模型”综合了功能分析及后续研究拓展的理论框架，将过往研究中对动机的阐释分为四类，认为“ABCE”四个动机导向为志愿服务活动提供了基本的引导功能。

图3-2 志愿者动机的ABCE模型

资料来源：参见 Butt et al.，2017。

其中，A为“归属”（Affiliation），表示志愿者所属的组织或者群体；B为“信念”（Beliefs），表示志愿者的个人价值或者信仰；C为“职业发展”（Career Development），表示志愿者在职业方面的需求；E为“自我”（Egoistic），表示自我属性的相关动机。志愿者参与和从事志愿服务，可以根据这四个动机导向进行理解。并且，在ABCE四个基本的导向背后还存在相对具体的二级动机。例如，在“归属动机”背后，含有“社会交往与互动”和“社会化需要”两项二级动机。在“职业发展动机”背后，包括“职业履历需求”与“通过志愿服务学习和理解现有工作不能提供的事物”的工具性动机（Butt et al.，2017）。

“ABCE模型”的综合尝试，除了是对经典的功能分析概念框架进行补充，实际上它还揭示了志愿服务作为一种亲社会行为的关系性特点。志愿者参与动机的复杂性固然会表现在多元化的构成内容和动态变化等方面，同时它还涉及志愿服务实践过程中价值理念、个体、组织与社会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如“志愿服务实践过程的关系导图”所示，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关系性属性，对志愿精神秉持特定态度和认识的志愿者，会在参与志愿服务的具体时空情境中巩固或者改变固有的动机类型，形成和发展新的志愿服务参与动机。可以预见的是，未来随着社会进步与社会变迁，志愿服务动机研究的理论框架将不断得到丰富和扩充。

图3-3 志愿服务实践过程的关系导图